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三天，从会议资料上就能预感今天的对话内容可能比较艰深，我们作为一般听众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从法王府到大乘法苑的道路边，像前两天一样聚集了希望在达赖喇嘛经过的时候能看到尊者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来自境内的藏人，也有蒙古族人、汉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以及少数西方人。看得出来他们都经过一番穿扮，很多人手捧哈达，表情庄重而激动。参加会议的以西方人为多数，会场在二楼，我们可以在楼上平台边看到下面的人群。这是令人难忘的景象。特别是一些来自境内的藏人，他们往往要做多年准备，历经转折才来到此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这不是一般政治学上所说的领袖崇拜，也不是外人以为的纯粹宗教信仰。这是苦难深重的藏民族人民对民族生存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认知。达赖喇嘛尊者是藏人的希望。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来自西方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象，不可能不深深感动。

达赖喇嘛进入会场之前，要慢慢经过这些等待着的人群。此时全体与会者肃立等候，大家心里都有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尊者进入会场后，主持今天会议的科学协调人理查德·戴维森向尊者问好，问尊者休息得可好？尊者回答说，自己一向休息得很好，每晚六点入睡，凌晨三点半起床，睡足九个小时，起床后要打坐观修三小时。随后尊者不失时机地讲了一个笑话，全场在笑声中放松了肃穆的气氛。

戴维森先简短讲述了今天对话的一个重要概念——元认知（Meta-Awareness）。他指出，对人们日常注意力的科学调查发现，多数人在每天40%的时间里，注意力是处于漂移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会去注意自己在注意什么。所谓元认知，就是认知自己的认知。这是当代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并且认为，对元认知的研究和相关训练，能够提高人的注意力水平，改善人的思维和心理状态。

第一位坐到热座上的是阿米西·吉哈（Amishi Jha）女士。吉哈博士看上去很年轻，却有十分亮眼的学术履历。她向尊者自我介绍说，她出生在印度，在西方长大，是在美国受的专业训练。她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注意力的神经基础，以及以专注力为基础的训练对人的认知、情绪和适应力的影响。她的研究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资助，曾经用于教育、体育、商业和军事单位的训练。她是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受邀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上过美国NPR、CBS、NBC等电台，接受过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科学美国人》等报刊的采访报道。她可以说是代表了注意力领域科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吉哈博士指出，意识漂移（Mind-wandering）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元认知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认知，是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将发生漂移或者已经开始漂移。这一概念涉及注意力的机制，意识漂移的代价，以及元认知的形成过程。她说，注意力就像一个意识手电筒，可以射向任何一个目标，一会儿指向这个目标，一会儿指向那个目标。这个手电筒可以指向外部的目标，也可以指向内部目标。经常无意识地变换目标，就是意识漂移，意识漂移会降低人的认知能力。意识漂移是怎么发生的，意识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现和掌控意识漂移，这就是元认知的研究目的。

吉哈博士说，为了研究意识漂移，就要在实验室里观察意识漂移，为此她让受试者从事十分枯燥的任务，促使意识漂移发生，同时测定大脑神经的变化。

吉哈博士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做了简短的评论，从佛学理论上对注意力和意识问题提供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的实验室研究的对象是人通过感官产生的认知和感觉，比如看到了什么，感觉到枯燥等等，这些认知和感觉，佛学认为那还不是意识。佛学把通过感官产生的意识称之为根识。（佛教认为人有六种感官，即六根）。有些动物的感官比人还要敏锐，但是佛教认为人在根识之外还有更深的意识，或称之为心识。你们的研究，从佛教概念体系来相比，还主要局限于根识的层面。

说到这里，达赖喇嘛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他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几位大学者在土登晋巴领导下，将古印度佛教中的科学论述汇集成书，刚出版了四卷本的英文《佛法科学总集》第一卷。他吩咐将此书赠送给每位科学家，开玩笑说，这书是几位格西的努力成果，却让我得了人情。

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Sona Dimidjian博士。她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专长为预防和医治抑郁提供帮助，特别是为妇女、儿童提供帮助。她是医治和防止产后抑郁症的专家。

 

她说，抑郁不是来自于感官，而是来自于意识深处。对此达赖喇嘛立即表示赞同，尊者指出，佛教认为，如果你内心充满慈悲心，你即使看到人间丑恶苦难，你也会保持内心和平宁静，这样才能帮助他人消除这种丑恶苦难。而慈悲心来自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空正见。所以，佛教认为空正见是非常强大的。

Sona Dimidjian 介绍了基于正念（mindfulness）的认知治疗抑郁的方法系统MBCT。这一治疗方法系统包括日常活动，身体扫描，专注正念的体操活动，调息，思维等等。这一方法论的中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不让自己的心绪像河面上的树叶一样漂移。这就是元认知。

达赖喇嘛评论说，当代人往往认为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但是很少认识到，健康的身体不仅依赖于运动、医药等等，也依赖于健康的心智，所以改善心智对于我们的生命质量非常重要。心智的改善来自于学习思考，比较鉴别。达赖喇嘛谈到了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的学者们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来提高认识，从而产生信心，这就是闻思修的过程。尊者指出，我们在这里不是谈宗教，我们不谈佛教的转世信仰，不谈涅磐得道，我们是认为可以通过闻思修来改善心智，达到和平宁静的内心。

今天第三位坐到热座上的是土登晋巴博士。土登晋巴是达赖喇嘛的翻译，他得过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也得过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精通佛学和西方哲学，精通藏语和英语，是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对话必须的助手。现在，他暂时放下翻译的职能，坐到热座上，为研讨会提供佛学一方的贡献。

 

土登晋巴一开始就说，元认知的观念其实在佛教中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时代。

达赖喇嘛插话，纠正了土登晋巴的说法。达赖喇嘛说，古印度有丰富的文化，佛陀的思想是从古印度传统中产生的一个成果。佛陀释迦牟尼六年苦修，期间并不是什么也不思考，而是通过思考，从古印度已有的丰富文化中诞生了佛教。所以，尊者说，我把自己定义为古印度文化传统的承续传递者。

也就是说，东方文化中有关心智的思想成果应该追溯到佛陀之前的古印度传统。

土登晋巴说，我们有几千年的训练心智的传统。有关Mindfulness（专注力）和自我认知（Self Awareness）等思想，在早期佛教经典中就有丰富的陈述。

作为会议的观摩听众，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将涉及用古印度梵文和藏文表达的术语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依赖于蒋扬仁钦博士的现场翻译，否则根本听不懂，于是不得不一边听土登晋巴的英语解释，一边戴着耳机听蒋扬的翻译，蒋扬在英语藏语汉语之间来回转换的本事，让我们钦佩不已。

土登晋巴说，例如，在佛经的大念处经（Sattipathana Sutta）中，就有正念和正识的区分。正念就是将心智集中在某个焦点上，相当于现在说的Mindfulness；而正识就是观察自己内心是否在转移焦点，这是第二层次的更高的意识，十分接近现在说的元认知。

土登晋巴以西元八世纪的佛教大师寂天菩萨的话，将元认知区分为监察认知的部分和自我认知的部分。正念和正识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佛教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行为变化理论：一个人改善行为过程要经历从知识开始，经历兴趣、注意力（正念和正识相结合）、热情和努力，动机（即佛教所说的欢喜心）到行动，并且从中得到快乐，最终变成自己的习惯。

土登晋巴有关正念和正识的讲解对于达赖喇嘛和在场的僧侣学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佛学原理，于是达赖喇嘛和他们展开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最后达赖喇嘛再次告诫，如果我们的讨论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我们就不应该只是在宗教的背景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应该在人类共识的基础上讨论，并且要让科学研究来论证这些结论，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下午讨论开始之前，一位年轻的印度女教师介绍了她所参与的一个教育项目。她的机构对约150名不同年龄段的乞丐儿童进行“接受和勇气”训练，通过一系列方法，帮助这些儿童学会接受自己的处境，认识到自己即使生为乞丐，并不等于必将终生为丐，培养他们改变自身处境的勇气。来过印度的人一定对印度随处可见的童丐印象深刻。“到此一遊”的旅行者大概很少会想到这些童丐将会有怎样的人生，恐怕也很难想象把数百名童丐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心理训练，以期改变他们的命运。常人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训练，不仅教导他们接受自己，还教导他们接受世俗伦理，学习慈悲和利他，难度是不难想象的。

 

女教师神采飞扬地讲述了这样的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转变。由于时间有限，她省略了具体的方法，直接介绍了“接受和勇气”训练给孩子们带来的正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改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一些孩子上学读书，有的升入中学，还有的上了大学。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对他人讲解慈悲和利他的理念。

在讨论中，一位美国来的旁听者提出一个问题：所有这些认知和训练，其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教育专家们的回答是：慈悲心。在SEL课程里，第一课就是向孩子们介绍“慈悲”这个观念，什么是“慈悲”？怎样才能做到慈悲？通过专注力训练、情感认知训练等方法，孩子们最终学会以慈悲心待人待己。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的心智训练和SEL的训练其实走向同一个目标。

对科学家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尚在起步阶段的学科，但对于在场的僧侣来说，提高专注力、情绪控制等等都属于“心智训练“的基本内容，印度传统文化对此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发展出一整套训练方法。因此，下午的讨论中，僧人们积极参与，不仅提出各种问题，也表达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大家对“元认知”（Meta-awareness）这一概念的定义有许多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僧侣们反复讨论，努力向对方解释这一概念在自己的领域中的涵义。

一位印度学者向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科学家们介绍了一连串术语，这些术语各不相同却面目相似，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它们之间是否有重合？为什么要有如此繁琐的术语？它们真的有必要互相区别吗？他说他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困惑。这也是在场不少观摩者想问的问题。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代表科学家为大家做了解释。他说，现代科学为了发现大自然的奥秘，包括人脑和人的心智的奥秘，必须在实验室里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测量，为此必须对研究对象在各个观察维度上设定变量，并对这些变量限制条件，加以精密测量。这些变量的定义，就是科学术语。科学术语之间，有些确实差别很小很微妙，有些却差别巨大，但是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建立这些科学变量，给术语以定义，本身就是科学探索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必须怀谦卑之心谨慎地对待科学变量和定义。

为期五天的对话会已经过了大半，明天将迎来对话会的第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