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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

 

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一、故人零落

 

１９６６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１９６７年春天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２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１９４９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黄炎培的遗孀姚维钧也自尽了，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１９５７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章士钊（行严）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那天老夫人带着保姆到王府井四联理发馆理发，一路上尽碰上“破四旧”的情景，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的衣着比较考究，还被人叫住诘问，令其速速更换。理完发回家，发现家正在被抄……

 

行严先生和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老的烟枪被抄走了，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竑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竑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竑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竑。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竑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还有一位黄炎培，与毛泽东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与我则先做朋友，后来做不成朋友。他的五个子女成了“右派”，没想到如今黄夫人也死得这么惨。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傚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傚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做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已命名为“文园”）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踪。１９４９年以后，内宅租给外国驻华使节，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分配一位外交部的高官居住，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产生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臆，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

 

据老人说，南海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年（１９２６年）夏历八月曾到北京，由她和梁启超、张篁溪等弟子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在门生、亲属们设筵为他七十寿辰暖寿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由是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作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１〕。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２〕，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联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竑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皇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１９６８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象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其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的黄绍竑亲妹妹。

 

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口（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１９４８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卐字会、蓝卐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其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四、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其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在我面前叫罗仪凤时，往往称呼她“Aunt”（英文“姑姑”之意），使误我以为她的英文名字是“Andy”。近年承罗氏兄妹的燕京大学同学乔志高（高克毅）先生及康氏世交张沧江先生披露，才知道她的洋学名是“Yvonne”。据高先生回忆，罗仪凤还使用过与“仪凤”谐音的“Efoung”，张先生认为恐系“Efong”之误，说这是她早年读中学时的用名。

 

她们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知命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当时社会上已经“革命”到不许尊称“小姐”的程度，但“大姐”仍属“革命词汇”。可罗仪凤最烦别人称她“大姐”，说广东人称保姆为“大姐”。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实难启口称她“罗小姐”。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份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紧张，“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五、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位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翘起大拇指对自己比画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１８８３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１９０２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据康老自己记述，１９０１年夏历四月，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在香港，闻讯特来槟侍膳。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她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祇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１９０２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以“女权发新韧，大事汝经营”相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３〕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４〕

 

六、妄论古今

 

由于主张非暴力，老人晚年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祸及全国的广泛暴力，是十分愤慨的。有次我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惹得老人动了痰气。

 

那天正与康老及罗仪凤谈论社会上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老人激动起来，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她又用手指遥点壁间的画像道：“什么万寿无疆，我看是万代为殃！”

 

康同璧说出这等惊人之语时，那种气雄万夫、为民请命的神态，仿佛回到了其父“公车上书”的时代。当时若被外人听见，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资格。我见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便劝止说：“这信您还是不要写了。”“为什么？”老人瞪着眼睛问我。“写了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脱口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勃然变色，目光犀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她停顿了一下，面色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哆哆嗦嗦地抓起茶几上吐痰用的雪花膏瓶子，啐出一口浓浓的白痰，然后伸出食指，上下抖动地点着我说：“你奶奶（指她自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她盯着我连说了两遍。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一时不知所措。罗仪凤连忙过来用广东话打圆场，扶老人回卧室休息，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老人又慢慢从内室踱出来，脸色变得平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望着我说了第三遍“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把当年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重新讲述了一遍，便云收雨霁了。

 

罗仪凤悄声向我解释：“跟我母亲说话，你只能顺着她。”此刻心中聊以自慰的是，一直没见过隔辈亲人的我，突然有了一位“奶奶”。与儿孙远隔重洋的老人，已将我视同自家小辈，否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对于周恩来，康氏母女心中敬意犹存。虽不至于象不少中老年女同志那样，一提到美男子周总理就热泪盈眶，但罗仪凤常说“总理太不容易了”，康老也认为“我们现在只有靠他了”。

 

有天我陪父亲拜望过康老，回家的路上问他：“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父亲回答说：“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四十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从国外请回来。清末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我也跟着参加了。建立民国之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接下来又搞革命，一直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要比革命小得多。”“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我那时是个顾影少年，无法想象自己拖辫子的怪模样，心中琢磨着见康老或许还要下跪。父亲说：“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就改穿洋服。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

 

七、珍藏一瞥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记得天朗气清之际，罗仪凤会请来一位品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位修补图书的专家），系着讲究的绣花围裙，同她一起在庭院中晒书。温暖的阳光下树影摇弋，各种线装书琳琅满目，比列平摊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床板上，成为这个老派书香人家一年一度的盛事。

 

老人客厅里的《花间集》和荣宝斋水印的《芥子园画谱》，是我经常翻阅的。对于《毛主席诗词》及当时各种剑拔弩张的“壮词派”作品，我已经有些承受不起，更喜欢“花间派”的婉约。有次找到一本民初女词人吕碧城的词集，里面还有吕氏身着欧式淑女裙帽的玉照，以及她与胡木兰（胡汉民之女）等女界先驱的合影，使我第一次见识了民国才女的文采风姿。这位吕碧城显然是康老的朋友。

 

书架上陈放着康老编纂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是上下两册的油印本。还有一部多卷本的《万木草堂遗稿》，此书编成后交付出版，出版社认为康老的绪言对其父评价过高，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字不改，僵持数年之久后撤回，仍旧摆回书架。

 

但客厅里存放的只是康老的常用书。一次罗仪凤要我帮忙整理库房（家称“笼箱房”），才见到了她家的拱璧珍藏。

 

这是一间宅院夹道加顶改成的密室，与卧室相通。里面布满蛛网和厚厚的尘土，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只有康氏母女及其信得过的人才能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黑猩猩的标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几分诡异。

 

以前罗仪凤曾特地给我看过一张老旧的彩色明信片，上有这只黑猩猩身着海军衫帽的留影，颇为调皮可爱。此乃其父罗昌做新加坡总领事时的宠物，十分聪明伶俐，会算术写字，号称新加坡第三十六景。说到此罗仪凤苍白憔悴的脸上，竟露出顽皮天真的灿笑，仿佛在介绍一位童年的朋友。但笑容一掠而过，她的面容重新被伤感占据，说后来黑猩猩被客人喂食冰激凌，不幸腹泻身亡，被制成标本带回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碛砂版《大藏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木匣，上标“大同书”字样，至于内中装的是否康有为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罗仪凤让我帮忙把一些家具抬入库房后，将门小心锁上，由于灰尘的刺激，出来时我身上已开始起风疹块。我们当时都没有谈论藏书的事，事后罗仪凤有意无意地提及，母亲已经许诺，自己百年之后，将《大藏经》等收藏捐献给国家。

 

康有为搬运经书之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瑞”）。不过“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卧龙寺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他回到上海后，与朱庆澜（子桥）、叶公绰等将此经增补影印流传，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的盛事〔５〕。后来康氏逝世，原经未及送还。六十年代，王益知（章士钊的秘书）在全国政协内部的文史资料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康有为“盗经”故事，康同璧曾撰文辩驳，并为此与米暂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发生过争议。

 

据康有为晚年办天游学院时的弟子任启圣记述，南海先生的“手稿计有五、六箱，经天游同学刘蠖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６〕。《大同书》手稿，原系康同薇收藏，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康同璧收藏的其父遗书，逝世后尽归北京市文物局。

 

我至今还记得，康家老宅的东墙边有两间小屋，原先大约是给管园人住的，后来也作为库房使用。私房产权交公之后，街道居委会向罗仪凤提出要征用，她不敢违抗，只好听任蚕食。罗仪凤带我去腾空房屋时，我发现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其中资望较低的，是一幅原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斐卿的字。那时批判刘少奇讨好天津大资本家，指的正是此公。这些寿幛的书法水平，有不少还高于当今名家墨宝或领导题词，但在康家只有做糊窗纸的资格。

 

八、寿宴奇谭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曾几次见到一位关汉光老先生，偕同娴淑貌美的中年夫人及小儿子来看望老人。某日罗仪凤托我给关先生送东西，其家在西四大木仓，是一处很有规模的回廊庭院。抄家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偏房内，家徒四壁，但关氏夫妇安贫乐道，过得其乐融融，不似其他落难人家那样悲悲切切，给我印象至深。

 

客人中有一位外国女士，是罗仪凤的大学同学，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她很担心丈夫哈尔维的病情，向罗讨教如何调节夫君的饮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敢在家里招待洋人，本是极其稀罕的事，弄不好会担“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康家一向好客，远亲近朋只要敢来，总是不亦悦乎地热情招待，惟当时来客谈论家常居多，敢涉及时政的，只限于极小的圈子。

 

康氏母女待客，多上红茶，平日英式的下午茶也是必喝的。罗仪凤煮红茶用的是熬中药的提梁式砂锅，她认为味道比金属容器煮出的要纯正。在我看来，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化家庭，有两件用具最奇怪，一件是康老吐痰的雪花膏小瓶，另一件就是这个砂锅。吃茶的点心是永远不变的槽子糕（又名鸡蛋糕），据父亲分析，过去康老待客全部是精致西点，现在改用这种粗点，老先生的手头一定是相当窘迫了。

 

日常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一般三菜一汤，口味清淡。厨子二陈和男佣老郭，都是年届七旬的老仆，两人的邋遢程度也不相上下。油烟尘垢把厨房熏得一片漆黑，似乎有十年以上没有清扫过了，与康氏母女一尘不染的居室，形成极大的反差。主人的洁癖和教养，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更无法逆转老宅的衰败；不过到了正式宴请的场合，仍能折射出往日的容光。

 

康老请客，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批举行。记得那年老人生日前夕，罗仪凤托我向父亲发出邀请，只请我一人作陪，而且是正式的生日晚宴。赴宴前父亲颇费踌躇，那时每月２００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扣得只剩５０元，时值月底，给老人祝寿又不能空着手去。最后只好买了一斤切面，用瓷盘装好，吩咐我用篆书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个“寿”字，盖在上面，提着去了康家。对曾身为银行家和政府部长的父亲而言，这大约是平生所送寿礼中最菲薄的一次。我对送此薄礼于心不安，他安慰我说，礼轻心意重，康老不会计较的。

 

康老见到父亲，果然十分高兴，还夸奖我的“寿”字写得好。她对父亲说：“令郎是个很有才情的孩子，他的诗做得不错，书画方面长进甚快。”父亲说：“是康老教导得好。”康老又发感慨：“可惜时世艰难，我又太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孤身远行，去海外省父了。令郎旧学功底不错，若能出洋留学，融会中西，将来必成大器。”在那个闭关锁国比大清朝还严密的年代，出国留学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

 

入席之后，罗仪凤来回张罗着，一道一道地上菜。这顿晚宴全部是精致的广东菜，餐具也比平日用的要讲究得多。康老一面品尝一面说：“二陈的手艺本来是不错的，现在他也老了，有心脏病怕油烟，有些菜就做不成了，还得Aunt（仪凤）亲自下厨。”

 

老人平日已不饮酒，这次特地开了一瓶茅台，父亲举起杯，和我一起祝她健康长寿。干了两杯之后，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又开始发议论：“章委员，＇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古人云＇寿则多辱＇，我活到这个岁数，总认为健康比长寿重要。如果疾病缠身，＇万寿无疆＇也是活受罪，不如＇永远健康＇实惠。我若是毛主席，就一定和林彪换一换祝词，不要那个＇万寿无疆＇……”

 

这又是个没法深说的话题，罗仪凤最怕老人聊这些。我有了上次惹发痰气的教训，不敢插嘴。倒是父亲很从容地顺着话头，与老人谈论起气功和养生，两人聊得很开心。传菜数巡之后，又上罗仪凤亲手做的萝卜糕，最后是我们送的那盘寿面，被做成一盆雪菜肉丝汤面端上。

 

餐后还有罗仪凤手制的广式甜点和水果，她真不愧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一切安排都完美如仪，连送寿面的那只瓷盘，临走时还装上点心作为回赠。父亲告辞时对老人说：“康老，你要保重好身体！现在我们都只能当观众，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看到戏收场！”老人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１９６９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九、家史秘辛

 

进入１９６８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政协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整治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７〕；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提及。她还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日军１９１４年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山东外交特派员。他在路轨上阻住运兵车，并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轧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不幸言中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被“群众专政”，１９６９年春匆匆看望了康同璧和罗仪凤一次，就踏上逃亡之路。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我还清晰地记得康氏母女目送我远去时，那忧郁凄楚的目光……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已沦为“反革命”阶下囚。某日突然来了两位外来的干员提审。与平日狐假虎威的审问者不同，他们十分有礼貌，态度也前所未有地客气，一看就知来自高级部门。问话的中心意思，是罗仪凤的历史与现行言论。还问及父亲写的《七十自述》，曾有一份副本交给了罗仪凤的事。

 

我心头一紧，那时已知道康老不在人世，难道罗仪风的问题也从街道“升级”了？人家一直怀疑她是“美国特务”，莫非来提审的真是反间谍机构的人员？弱不禁风的她还要重受缧绁之苦，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对这个政权而言，她从来就是一个无害之人。

 

我应对危局有两条原则：一不诬陷自己，二不攀扯他人。过去罗仪凤代表康老（她模仿其母字体几可乱真）给父亲写的便函，信封落款“内详”，内容极其简单，署名处向来是“知名不具”。父亲所写的回忆录，往往会誊写数份，分别交给我和几位至亲好友保存，意在流传后世。但罗仪凤胆小，无论什么文字到她手里，读完统统“付丙”，绝无证据留存。因此任凭二位如何盘诘，我只说曾向康同璧请教诗文书画，与罗仪凤很少交谈，其他一概不知。

 

几年之后，又来了两三位高级提审员，其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那时被押数载不见美女，得此机会可享受一下“养眼”之福。来人再度命我交待罗仪凤的情况。我仍按上次的模式应付，他们很不满意，提示了一些内容，说是罗自己交待的。我想她一定是被逼供，无奈之中才说了一些东西，如果再从我这里得到证明，罪名就坐实了。于是回答这几位，事隔多年，一概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们将问题一一罗列，责令我写材料。

 

我词斟句酌地写成一篇文字，自承因父亲关系与康氏母女相识，并大谈其家世、藏书和教养，如何令我感兴趣，故乐于与之往还云云。至于责令交待的问题，却一字未写。

 

交卷之后不久，他们再度光临。那位漂亮姐儿声色俱厉地申斥我：“这就是你写的交待材料？实质问题一点没写，还替你老子和这些牛鬼蛇神评优摆好！”在那个年月，女士一沾“革命”，无论多么美丽，都不像女人了，至多勉强算作“中性”，有的比男人还要霸气，鄙人见识多矣！正关得苦闷压抑无处宣泄，我有意挑衅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便用记录速度一板一眼地说：“算不算牛鬼蛇神，那可不一定。”“你这是坚持反革命立场！难道还想变天吗？”“不敢不敢，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我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态度淡然。“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以为……”她被我挑逗得气急败坏，正在大肆发作，还是旁边那位中年男士深谋老算，示意中止了无谓的叫板，不给我继续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正面“教育”了几句，便草草收兵。

 

想不到事隔数年，罗仪凤居然仍在受审查。司徒雷登赏识过的学生，肯定不止她一个，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日本宪兵审了个把月也就完事了，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羁押起来反倒没完没了。这几年她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简直不敢想象。

 

十一、遗爱人间

 

“文革”结束后平反释放回家，章伯钧和父亲已先后作古有年。我去看望章夫人李健生伯母，与小愚姐劫后重逢。我向章伯母询问罗仪凤下落，得知她受尽磨难后出狱，现已不在人世，相与唏嘘不已。

 

一天章伯母通知我去她家，同搭全国政协的车前往西郊福田公墓，参加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安葬仪式。同行人中有康氏世交张沧江教授、全国政协的一位女干部及一两位康家故旧。那位寄居康家多年的神秘林女士也来了，她已白发苍苍，背也比以前更驼。小愚姐似乎是去了四川，没能给康氏母女送行。章伯母和我一路上沉默着，种种回忆沉浮于脑海……

 

到了福田陵园，只见满园都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俨然已成果园。里面没有一座墓碑，据说在“文革”中全部推倒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比起青岛人将康有为的墓地掘开，将带有白发的头骨游街示众，这里的“破四旧”还算是文明的。墓地工作人员已挖开一个坑，说这就是康家早年订下的两个寿穴之一，因下面已有她夫君罗昌先生的棺木（原墓碑已不知去向），坑挖得很浅。张沧江和另一故旧步测了一下，认为定位准确，就开始落葬。

 

陪伴罗仪凤到临终的林女士，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绸布包袱，两只骨灰盒显露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难道这就是十一年来反复思忆的老人和她的爱女？康老的骨灰盒较大，罗仪凤的很小，入穴之后，静静地偎依在母亲旁边，令人不胜伤感。我立在穴旁仔细端详，镶在盒上的两张小照片，康老仍是那样慈祥而从容，罗仪凤则露出平素难得一见的笑靥，是我所见照片中最美的一张。才情绝代、相依为命的两代名媛，就此长眠地下，与千年黄土为伴了……

 

填土之后，窄薄粗糙的小碑立起。这不知是从哪座荒坟上扒来的一条残石，连毛背和残边都没有修整，就在正面草草刻上“先　父罗昌　母康同璧　之墓　儿罗荣邦敬立　一九八○年七月”字样，权当作墓碑了，上面竟没有罗仪凤的名字。据张沧江说，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罗先生现已风瘫，无法亲自前来为母亲和妹妹安葬。

 

由政协女干部唱仪，全体人员“向康同璧委员三鞠躬”，礼成。章伯母取出事先备好的两束鲜花，与我一同献上。张沧江将墓碑拍照，说要寄给康老的儿子。他对墓碑的粗陋表示了不满，要求重新换过。我注意到，女干部自始至终没有提罗仪凤的名字，仿佛她根本没有存在过。

 

１９４９年鼎革以来，万象更新。但不知何故，无论生人死者，等级反倒更加森严细密。大凡有些政治名分的，夫妻如不在同一行政级别，即便是全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也无合葬之礼，子女就更不必说了。据说李大钊之所以没有移葬八宝山，就是因为合葬的夫人赵纫兰女士是位家庭妇女。罗仪凤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次附葬入土已是网开一面，虽碑上无名，总算是照顾到了母女之情。我自问从来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此时反觉封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

 

归途中章伯母与我依然沉默着，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绿树青山，往事又一幕幕闪回眼底，不禁想起前人诗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尘归尘，土归土，亡者已矣，生者还得面对解读不完的人生……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抓起电话欲向小愚姐诉说，只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只听她说：“我写每个人都要哭上好几回，哭出来就好多了……好人都走了，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十二、物是人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半个多世纪过去，康同璧等当年大声疾呼保存下来的文化古都，已经物是人非，老城墙拆得只剩下短短两段。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北新仓康氏故居前凭吊，院内住的已是一位开国元勋的亲属，门面也比以前气派多了。近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合院破坏殆尽，勋戚也已辞世。近日又去寻访那个花木扶疏的古老庭院，只见冰冷的水泥森林中，有一片未竣工的工地……

 

就在本文行将杀青的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我和小愚姐专程前往福田公墓，凭吊康同璧母女。二十三年过去，荒凉的墓园已修葺一新。附近极不协调地矗立着十几座卫星接收装置，仿佛要用这现代化的科技，建立一条与在天之灵对话的通道。

 

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姐弟俩含泪用纸巾擦拭着蒙尘已久的碑石，这也许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所能给慈爱的老人和苦命的仪凤姑姑的一点点报答，尽管她们留给人世间的爱，是那么深厚无私……

 

墓的左侧还有一块预留的空地，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罗仪凤早在１９５６年就买下了两个墓位，一个作为父母合葬的寿穴，另一个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也许还包括她未来的夫君，那时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还存着某种企盼。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个人的幸福，就被一个时代碾得粉碎，甚至未享受到预定的安息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女孩，和慈爱的父母相拥在一起入睡了……

 

事隔多年，罗仪凤为自己预留的墓穴，早已因欠缴国家的土地使用费而收归国有了。仅存的这块墓地，由于罗氏在国内没有后代为之续费，合法性也岌岌可危。我和小愚姐向管理人员提出，愿代为缴纳积欠的费用，使长眠的逝者免受打扰，他们深表同情。但由于我们不是亲属，能否如愿，尚有待于请示领导。

 

康同璧是历史名人的后代，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其他社会名流们，曾努力保护过北京这座历史名都；她贡献给这座城市的，还有自家的恒产和收藏。我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博大文明代表的北京城，可否容得下这家人最后的埋骨之地？

 

康老生前，常常会和女儿一同背诵一首散曲，记得最后几句是：“五百年后修仙入道，还要那才子佳人，世世把香烧。”多少年来，康氏母女落葬的一幕始终萦绕心头，骨灰盒上的照片仍在对我微笑……香销玉殒之后，那里已是最后的魂居之所，但还有谁记得她们，会献上一瓣心香祭奠斯人呢？

 

我不时遐想，也许某个寂静无人的时刻，母女俩会出现在墓地的林间月下，相对品茗吟诗，笑看红尘，回忆着太平花开放的时节……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风雨读书楼

 

注释：

 

〔１〕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２〕“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２５５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９４７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　“红羊劫”。　“文革”发动之年（公元１９６６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３〕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２４５页。

 

〔４〕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

 

〔５〕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瑞”。

 

〔６〕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２４４页。

 

〔７〕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