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與蘇維埃的親善（1917-1937年）

【導讀：】已故歷史學教授冯·劳埃（Theodore H.Von Laue，1916-2000）曾說過一句非常耐人尋味的話：“正確的判斷決定了我們的生存或幸存。”記得1949年大陸淪爲“縱肯為奴隷亦不可得”的共產黨統治前夕，幾乎所有沒選擇外逃香港，台灣或歐美的國學大師們，在隨後的歲月裏他們大多經歷了放棄尊嚴，人格墮落，思想自宮，直至最後自殺來逃避沒有停歇一刻的人身侮辱。錯誤的選擇不僅造成個人的悲劇，國家也是如此。1921那個以專門為共（他人）產的罪惡組織，由僅寥寥幾個心術不正的人在上海租界成立。才一個世紀，那個罪惡組織的毒液已蔓延到全世界，危及到整個人類的精神文明。儘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來自内在的各個層面的精神素質和文化傳統，更有所謂自由燈塔的西方文明國家的姑息和縱容。即使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國，那裏貪婪而無道德底綫的生意人，以及愚蠢或被權益驅動的政客，縂是無意或刻意地豢養這個罪惡組織，在其生命垂危時給與不可多得的輸液。本文分三節：羅斯福政權對斯大林的親善；二戰是羅斯福為斯大林的安全投入歐戰和太平洋戰爭；杜魯門的左傾國務院護毛倒蔣而丟了中國。

歷史的教訓就是沒人吸取教訓

繼60年代人爲大饑荒960萬平方公里遍地餓殍，1972年又因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陷於經濟崩潰而無法自拔的時刻，美國總統尼克松對北京邁開了一場緊急救援的“破冰之旅行”。近半個世紀后，或許尼克松做夢也想不到，那條被自己催生又復蘇的毒蛇正成爲美國第一敵人。尼克松曾被彈劾離開白宮，成了歷史上最缺德的總統之一。但政治正確使得他“拯救毛澤東並引狼入室（世界舞臺）”的打開中國大門，依然被朝野捧成爲尼克松總統生涯的唯一亮點。川普入主白宮迎來了對華政策的撥亂反正。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尼克松故居前的一次的集會中，以【共產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為題的演説中，以當今政治家難得的膽魄，正式宣告美國半個世紀以來，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取而代之是“不信任並核查”的新策略，來對抗共產黨中國。

美國對共產主義的姑息始於1933年。那年，美國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祖師爺，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把斯大林政權從困境中解救出來。有人說，歷史的教訓就是沒人吸取教訓。 70年代尼克松訪華就是無視歷史教訓的寫照。本文就是講述一段羅斯福是如何與斯大林聯姻，並在世界舞臺上承認斯大林獨裁政權合法性的這段歷史。

蘇維埃政權的助產婆，第一次世界大戰

政治家的智慧在於避免戰爭，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方被稱作【偉大的戰爭】，或【人類最後一次戰爭】，結果，不僅1600萬士兵和百姓被戰爭奪取了生命，而且還為災難更深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有別于歷史上的任何戰爭，一戰在1917年帶來了歷史最邪惡的蘇俄政權，讓人類文明受到空前的嚴峻挑戰。蘇維埃政權不僅殘暴，更沒有道德底綫得約束和任何信譽可言。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國際社會的罪犯，它拒絕承認沙皇簽署的所有國際條約以及償還債務的義務。即使自己簽署的新條約，哪怕條文的墨跡未乾，也會不惜違約。

一戰中俄國是協約囯的成員，與同盟國（德，奧匈，奧斯曼和保加利亞）作戰。11月7日蘇維埃革命成功后，協約囯絕決承認列寧政權，再加上同盟國大軍壓境。12月3日蘇俄向宿敵同盟囯抛出橄欖想枝，並對德国施以苦肉計，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相當于5.7%的國土和全國人口的34%）割让给德国，還附帶30亿卢布的赔款等苛刻求和条件。儘管列寧的賣國行爲曾遭到黨内以布哈林，托洛斯基等反對，以及德國的一度疑慮不解，還是于1918年3月3日，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小鎮布列斯特，簽訂了德蘇停戰協議，即歷史上有名的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次日蘇德停戰，列寧總算得到喘息的機遇，抓到了一根難得的救命稻草。

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的墨跡未乾，當列寧意外發現德國在西綫戰場受挫，無力報復違約的情況下，立即拒絕執行條約中的一些承諾。10月10日，一位當時駐莫斯科的德囯外交官哀嘆地說：“條約已是一紙空文，我們對佈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已蕩然無存，被他們隨意玩弄。”儘管德囯減少了來自俄國的軍事壓力，但因美國的參戰，以及經濟嚴重衰退，民怨沸騰，11月9日，德國工人發起縂罷工，士兵嘩變，次日威廉二世無奈退位並逃亡荷蘭。1918年11月11日，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才簽署了半年，即使在戰場上沒有戰敗，德國也無法繼續戰爭，不得不並向協約囯宣佈投降。此刻的莫斯科呈現一片幸災樂禍，蘇維埃政府立即趁火打劫，從德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外交使團的金庫中沒收2億5千萬沙皇盧布。同時重新奪回所有在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條約作爲誘餌而承諾被割讓的土地。

1919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主義者曾在1889年成立了以工人運動為主的第二國際（或稱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還取得一些積極的成果，如為工人爭取到8小時工作制，把3月8日和5月1日分別定為國際婦女節和國際勞動節。 10月革命后，第二國際因右派和極左派開始發生嚴重分裂而解散，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就是由第二國際中的極左分子組成。

第三國際赤裸裸的公開宗旨就是在各個國家，以合法或秘密的共產黨組織通過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赤化全世界。因此蘇俄始終沒有停止向他國（特別是一戰中慘敗的國家）輸出共產主義病毒，如1919年列寧唆使匈牙利共產黨頭目，猶太人貝勒（Kun Bela ，1886－1939）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短命的貝勒傀儡政權不久即被鎮壓下去，貝勒本人倉惶潛逃蘇聯，10年后卻在清洗托洛斯基分子的肅反運動中被斯大林處決。

1919年的4月12日，（又是）一個猶太人，德國共產黨領導人莱维内（Eugen Leviné，1883-1919）在慕尼黑成立另一個蘇俄附庸囯，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2星期后，列寧在紅場慶祝5.1勞動節的集會中興奮地說, “被解放的工人階級不僅在蘇俄，還能在蘇維埃巴伐利亞慶祝自己的節日。” 在列寧的旨意下，莱维内沒收工廠，並在工人中組建紅軍，把流浪漢送進豪華的住宅，還血腥地殺了幾個有社會名望的貴族。莱维内還打算取消貨幣來終止資本主義，徹底改革教育，取消歷史課程等，但沒等付諸實施，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就被魏瑪共和國的自由軍團乾净利索地鎮壓下去，莱维内本人也被立即執行死刑。雖然德國共產黨在後來的10年中還是主要政治力量，但在1932年德國議會的選舉中，德國人出於記憶中對莱维内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恐懼心裏，把選票投給了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希特勒上臺后，德國共產黨被徹底血腥地消滅掉。

圖1，左，短命的德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猶太人莱维内；右，第一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猶太人貝勒。猶太人或許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民族。二戰結束已70多年，不少當時被劫財的猶太人和他們的後代繼續堅持不懈地尋回丟失的財和物。然而全人類首創共（他人）產理論體系的是猶太人（馬克思），在俄國成立人類第一個最邪惡的共產政權的領導人也是一批猶太人（列宁，托洛斯基， 俄中央执委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仁斯基、外交人民委员季维诺夫、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的乌里茨基等等。苏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24人中犹太人就有16人）。首先向孫中山感染共產主義病毒的罪犯，如越飛和鮑儸廷也都是猶太人！怪不得列宁说：“真正的党员流的是犹太人的血!”

然而讓列寧的第三國際碰得頭破血流的是發生在波蘭。由於凡爾賽條約並沒給波蘭可賴與依靠的安全保障。波蘭为了免受蘇俄的占領，在元首畢蘇斯基（Pilsdski,1867-1935)的领导下，从1919年至1921年与紅軍进行浴血战争，最后在华沙近郊大败红军，逼迫列宁签署停战协议，彻底破灭了列寧通过第三国际，借道波兰赤化威玛共和国，以致整个西欧。

就波蘭勝利的歷史影響，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如此感叹说：波兰大胜好比马特尔（Charles Martel，688-741，日爾曼人組成的法蘭克囯的政治家和將軍)，于732年在法國的普瓦捷（Poitiers，今天的法國南部)击败了撒拉逊人（注：Saracens, 歷史上中東伊斯蘭教徒的最早稱呼，後來是莫爾人，到今天的穆斯林），如果沒有畢蘇斯基，不僅整個西方基督傳統將面臨威脅，西方文明也可能就此被（布爾什維克）湮灭。”

波蘭的獨立，使得列寧在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在西歐遭到致命失敗。不過幾年後時來運轉，第三國際在落後的東方的一個大國死灰復燃，從此把中國變成人間鍊獄，直至21世紀的今天。扮演引狼入室的罪魁就是被海峽兩岸，同時譽為華人“國父”的孫中山。此後不僅中國的傳統遭煙滅，今天還危及整個人類的文明！

與蘇維親熱的第一個西方國家，英國

一戰后英國發生經濟蕭條，正急需出口棉花和武器，同時列寧也爲了外交上在西方打破缺口，1921年的3月英國自由黨首相喬治（David Lloyd George,863-1945）派代表團去倫敦簽署了英蘇簽訂雙邊貿易協議。

1916至1922年喬治任英國首相。在他的任期内英國已發生過一些很不光彩的事。最臭名昭著的是拒絕讓尼古拉二世（俄國末代沙皇）到英國避難，最後導致他全家被列寧謀殺。沙皇被遷往烏拉爾被處決之前，俄囯臨時政府外交部長米柳科夫（Pavel Milyukov,1859-1943）曾向首相喬治提議把沙皇全家流放英國，但因國王喬治五世，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弟，及當時英國的上層害怕引火燒身，而遭到拒絕。其次就是英蘇的雙邊貿易協定。為列寧在西方世界打開了一個大缺口。

不久（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列寧在對英的貿易中耗盡了沙皇國庫中的黃金，直接影響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生存。他急需西方的貸款，但在意大利熱那亞會議上遭到協約囯的一致反對。

列寧1920年11月曾在蘇共的一次會議上說：“抵禦用刺刀對準我們的那幫資本家無賴，我們的義務是讓他們用刺刀彼此殘殺。”蘇俄在德國找到了缺口。凡爾賽條約對德國武器生產有非常嚴格的限制，爲了進一步挑撥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矛盾，1922年列寧背著英法等囯與德國也在意大利的拉岶洛簽署一個秘密協議。為躲避監視，俄國在自己境内，向德國提供新型武器的秘密試驗場所。因此拉岶洛條約刺激了納粹的興起，並為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火上添油。

1922年英國的左翼政黨，好似今天的美國民主黨，自1900年建黨來首次贏得了大選。新首相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無視蘇俄利用第三國際在歐洲擴展其滲透，並直接參與在匈牙利，德國和波蘭搞顛覆和軍事入侵等違反國際原則的行徑，一意孤行地與蘇維埃建交。不久意大利和法國快速緊跟。在西歐取得外交勝利后，俄國耗時16年也在美利堅合衆國站穩了脚跟。

對外顛覆和對内屠殺的斯大林，偏愛蘇俄的羅斯福

1924年1月列寧去世，3年后斯大林全面掌控蘇俄。在人類歷史上能勝過斯大林那種邪惡，狡黠和血腥的魔鬼，唯有東方的毛澤東。列寧為鞏固政權曾在1917-1921年開展一場肅反運動（又稱紅色恐怖），被迫害達1300萬，處死的在15萬左右。1930年1月30日蘇共政治局發佈農村實現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Dekulakisation）。斯大林沒收了富農的所有土地和其他一切財產，並把他們遣送到西伯利亞（古拉格集中營就是建於此刻），不從者則作爲反革命分子處置，不是監禁就是槍決。在歷時三年的消滅富農運動中，被殺戮的，在遣送途中死亡的不計其數。由於整個農村結構的徹底被破壞，導致隨後的大饑荒，俄羅斯大地餓殍遍地。1945年斯大林曾親口對丘吉爾說，農村集體化運動中死了一千萬人。（Joseph Stalin: 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by Helen Rappaport, p. 53）不過毛澤東還是打破了斯大林的記錄，人民公社導致至少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圖2 左上，1930至1933年，因農業集體化和土改直接造成俄國的哈薩克150萬至200萬人活活餓死，烏克蘭達300萬之多。右上，一幅有關斯大林農業集團化場景的稀有檔案照片。左下，蘇聯模板的中共土改運動，對富餘農民的羞辱，搶掠，槍殺有甚于老大哥；右下，台灣當時的一幅漫畫，大陸農村集體化（人民公社）引發的三年大饑荒，頻死的饑民向毛澤東乞討糧食。

由於西方媒體始終被左派和猶太人控制，被洗腦的民衆只知道1942年1月20日由希姆萊主持的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 作出對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有關屠殺猶太人的電影，書籍，紀念舘和報道可謂汎濫，但他們對殺人更多的斯大林“農村合作化運動”和毛澤東的“土改”和“人爲3年大饑荒”卻如此冷淡，幾乎刻意回避。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記載的行爲是不誠實的，也是極爲可恥的！

列寧對西歐赤化的失敗，斯大林卻變本加厲地把共產主義病毒擴散到東亞，特別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如1924年十月，廣州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關商團起義】，在第三國際代表鮑儸廷的授意下，孫中山帶領國民黨要員廖仲愷、吳鐵城、許崇智、譚平山等，黃埔軍校的蔣介石和周恩來携手把歷史上第一次商團反對共產主義的起義殘酷地鎮壓下去，導致平民死亡過千，焚毀房屋過千座，經濟損失達三千萬到五千萬港幣。

數年后，即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發現蘇聯大使館窩藏企圖用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的通緝犯，共產黨分子李大釗和他的家族。同時發現大量蘇聯援助中共的軍火等干涉邦交囯内政的罪證。人賍俱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以裡通外國罪被處以絞刑。

同年，中共南昌起義失敗，第三國際代表罗明纳兹（Ломинадзе1897-1935，后因遭斯大林迫害自杀身死）于1927年11月10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全國武裝總暴動的決議，並策劃比南昌起義更大規模的廣州起義。儘管遭到托洛斯基的極力反對，斯大林卻一意孤行。同年12月12日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共產黨分子的直接參與和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但很快被後來的抗日名將張發奎迅速，果斷地鎮壓下去。

圖3，商團被鎮壓后的廣州的慘景。

在起義中，張太雷被擊斃，當時他正与另一個共产国际代表諾伊曼（Heinz Neumann 1902－1937，后也被斯大林処死）乘坐同一辆敞篷车上。 起義平息后，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等蘇聯領事館。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則被游街再行槍決。

圖4，又是發生在廣州。照片顯示，民国1927年，第三國際策動中國共產黨在广州病變，街头尸躰遍地，車輛被焚燒后的狼藉。

1924年墨西哥政府也承認過蘇聯，但于1930年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兩國終止外交關係。1936年墨西哥總統還親自安排被斯大林追殺的托洛斯基夫婦在該國避難。

1925年日本就是蘇聯的邦交囯。但數年后，日蘇因滿洲的利益幾乎達到開戰的程度。斯大林的情報系統截獲了一份日本大使向東京的電報，稱日本與蘇聯必有一戰。爲此，斯大林在1932年警告他的顧問：“日本必然會向蘇聯開戰，我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

斯大林罪惡纍纍，並到處碰壁。不過他遭世人惡感時，總有西方的國家為他解圍，這次輪到的是世界上第一超級大國，同時又是人類自由的燈塔的美國。

1928年的11月斯大林對他黨僚們說：“我們落後于發達國家至少50至100年，必須在10年内彌補差距。不然，西方將總有一天把我們碾碎。”斯大林同時還宣佈了第一個5年計劃。斯大林心知肚明，唯有西方才能輔助蘇聯强大，特別是非美國的技術不可。蘇聯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的落成，就是以印第安納州，美國鋼鐵公司所屬的加里工廠為樣板，具體由芝加哥的Freyn Engineering Company; 克利夫蘭的Arthur G. McKee and Company等企劃，建造的。另外，斯大林的四座現代化水泥厰也是由芝加哥的MacDonald Engineering Company所派的專家指導建造。無法想象的是，戰略敏感的金，銅，鉛和鋅礦的開采也都清一色地采用美國技術。1933年在蘇聯已有200多個美國工程師投入斯大林爲了戰勝西方的國家戰略建設。這一切可見斯大林的造化之大。

資本主義最致命的弱點是資本家的唯利是圖，而這種見錢眼開往往無視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底綫。可想而知，沒等承認斯大林政權，美國商人已是肆無忌憚，一旦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五花八門的生意人更可以携帶美國的先進技術，名正言順地隨意出入蘇聯。

近百年來美國總是在日俄（無論是沙皇還是斯大林的俄國）紛爭中偏向于俄國，或許是俄日民族的膚色是主要的緣由。最有諷刺意義的是，即使與日本同文化，同膚色的中國人也會對日俄在中國利益的瓜葛中，存在同樣的偏見。

1921年蘇維埃的兒黨，蒙古人民革命黨徹底擺脫中國,成立蘇俄的附庸囯,「蒙古人民革命政權」。北洋軍閥因强烈反對蒙古從中國領土上被分割出去，遲遲不願承認列寧政權。相比之下，那個反帝口號叫得比誰都響亮的孫中山，爲了得到列寧的錢財和槍炮，籌劃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北伐戰爭，盡然一聲不吭。當然美國人也是睜眼不見。

1926年斯大林派紅軍占領了位於蒙古西北部的（中國領土）唐努图瓦，乾脆在那裏成立一個傀儡【加盟圖瓦人民共和國】。唐努图瓦的領土面積大於英國，約17萬平方公里。直至今天，俄羅斯依然霸占150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日本曾經把滿洲建設成遠東最大的工業基地，如今已不占有一寸的中國領土。浸潤在洗腦聲的，逢日即罵的國人中，不知有幾個人的腦子裏還裝有被俄國掠去的地名，唐努图瓦。唐努图瓦藏有豐富的金礦，至今還源源不斷地為俄羅斯創造財富。洗腦不僅控制思想，還能左右人的喜怒哀樂。真是魯迅對中國現狀恰如其分的定義“下愚上詐”。

不可否認,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艦隊打開日本國門,從而開始明治維新,日本也逐步在政體,經濟趕上西方。不過一旦日本現代化了,又使得美國膽寒。1922年在華盛頓簽署了海軍條約，規定日本海軍的頓位必須限制在美英的五分之三。換言之，如果美國或英國建造的軍艦縂頓為分別是20000噸，那日本不能超越12000噸。

1919年在巴黎和平會議中，日本政府代表提出【各人種平等提案】（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日文稱，人種的差別撤廃提案）。雖然提案因列强的阻擾沒通過，但畢竟是人類首次反對種族歧視的國際法。盡管如此，1924年公佈的美國移民法依然禁止日本人（包括其他亞洲人）向美國移民。此擧是對日本人極大侮辱，日本政府也爲此向美國提出强烈的抗議。

1931年9月18日,即抗戰史上的9.18，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三省的戰爭。美國突然想起打抱不平。國務卿斯汀森（Henry Stimson,1867-1950,共和黨人，胡佛總統的内閣成員）怒指“日本的侵略行徑”。同時斯汀森還委派國務院遠東部對蘇日紛爭的選邊的利害關係進行評估，權衡的結果是,滿洲危機的形勢不適合美蘇建立外交關係。國務卿斯汀森的理由是: “此刻的蘇美建交，必然會讓世人，特別是日本人，認爲純粹是美國出於向日本施壓的政治考量。”好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斯汀森是位共和黨，因爲其激進的反日立場，後來被民主黨的羅斯福政權跨越黨派用來負責日本事務。羅斯福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的惡劣程度在二戰時達到登峰造極：美籍日本人的孩子一面在前方為美國打仗，在家的父母，弟妹們和親屬卻被關進集中營。据文獻記載，此劣行經也不乏斯汀森的一份“功勞”。上世紀，里根總統正式向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公待遇作出道歉，並給每人補償10萬美元的賠款。

無論在殺人的數量上，還是破壞國際法的行徑，1930年代的斯大林已遠遠超過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承認的列寧紅色政權。管美國國内存在商界急於無拘束做生意的欲望,以及美國恐懼日本在東亞的擴展，但不顧一切後果，在外交上給與如此一個罪惡帝國（Evil Empire）的合法地位，美國必須選出一個與斯大林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總統。

自1921年民主黨總統威爾遜卸任后，白宮的主人（哈定和柯立芝總統）始終是共和黨。1929年大選，曾在柯立芝總統内閣中擔任商業部長的共和黨候選人胡佛，戰勝紐約州長史密斯成了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與川普總統一樣，胡佛在白宮四年中從未收取納稅人一分一厘。胡佛早年在中國從事和經營開礦而發家，期間曾在義和團運動時被困在北京，可謂切身體驗慈禧利用百姓的愚昧而發起的排外騷亂。胡佛的夫人，曾在史丹佛大學的同學，勞.胡佛，銀行家的女兒，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精通中文的第一夫人。

胡佛上任伊始，1929年10月股市突發性崩潰，誘發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胡佛的一生信仰保守主義, 拒絕紐約州長羅斯福的加大政府干預的社會主義新政，從而在1932年的大選中慘敗于羅斯福。雖然胡佛任期内全力以赴解決棘手的經濟問題，但在外交上恪守1917年來兩黨一致的國策，即拒絕承認和給與共產蘇俄邪惡政權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

羅斯福為親善斯大林對國務院的“焚書坑儒”

羅斯福的當選，給了斯大林在國際社會中，徹底擺脫孤立狀態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上文已提及美國出於種族主義的原因，恐懼危及西方在亞洲的殖民地利益的日本崛起。因此羅斯福為鼓動斯大林對付日本人，給與外交上的承認（40年不到，歷史再次重演，這次是共和黨的尼克松，他利用中共對抗蘇聯，不但讓因文革幾乎處於頻死的毛澤東政權死灰復燃，而且還步入世界舞臺。建交的另一個動機是羅斯福天真的認爲，蘇美貿易會有利美國儘快擺脫大蕭條后的經濟預後。當然斯大林在羅斯福的内心有相當的地位，這或許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否則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羅斯福用美國年輕人的生命去爲他解脫西邊的德國和東南邊境日本的致命夾擊。

當時俄國欠下美國納稅人一大筆天文數字的債務，僅本金就達6億美元，相當于今天的600億。因此羅斯福政府在建交談判桌上理應有足夠的籌碼逼讓斯大林作出讓步。對付西方世界的老牌蘇俄外交家李維諾夫在一份給蘇共政治局的備忘錄中承認，為建交成功，蘇聯政府願意把債務連本帶利降低到5億美元。

圖5，李維諾夫（Maxim Livinov, 1876-1951）。李維諾夫出身于富裕的猶太銀行家庭，1903年在倫敦結識列寧后成爲最早的布爾什維克之一。10月革命后，爲列寧和斯大林打開西方門戶，進行滲透立下“不朽功勛”，如英蘇雙邊貿易協定，美蘇建交，以及臭名昭著的給斯大林輸血的【租借條約】。由於他是個猶太人，始終得不到斯大林和他的繼任者莫洛托夫的信任。據説，在1951年被斯大林暗殺。

權衡得失后，斯大林願意作出讓步。首先，蘇聯能獲得夢寐以求的國際聲望和話語權，建立駐美外交機構，以便其間諜在北美地區進行顛覆活動。其次，從美國獲得的貸款爲其經濟建設和國外扶植反政府力量提供經費。中共自成立一天起就離不開蘇聯這個境外敵對勢力的錢財和武器。

斯大林實在是低估了羅斯福對蘇聯的鍾情程度。與尼克松的心態一樣，羅斯福早已把蘇美建交看作有利世界和平的破冰之旅和偉大突破。談判結果當然是羅斯福為斯大林送去了大禮，連本帶息的償還總額僅7500萬。即使是如此低額債務，斯大林還不必立即償還，而是極低利息的分期付款。更無法令人理解的是，斯大林通過進出口銀行直接得到美國政府向莫斯科提供的2億美元，為期25年的低息貸款。美國如此慷慨解囊，不禁斯大林喜出望外，當時正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共想必也一定是歡呼雀躍。

圖6，1933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第一任駐蘇俄大使布利特（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合影。羅斯福委派他如此重任，原因是布利特對蘇維埃共產政權的特殊偏愛。後來，布利特對斯大林的態度發生180度轉彎，就因如下言論被羅斯福免責。布利特在他的述職報告中說：“……我堅持認爲，（蘇美建交后）蘇聯政府發動世界革命的決心絲毫不會減…… (與美國的和解）僅僅是暫時的，一旦其國力變得斯大林所期待的足夠强大，將會繼續干擾世界秩序。” 接替布拉特的，几乎是與斯大林同心同德的戴維斯（Joseph Davies，1876-1958）他在斯大林面前簡直是個阿諂奉承的小丑。戴維斯把斯大林比作凱瑟琳大帝，比列寧更偉大的領袖，酷愛和平的人。

與1921年英首相喬治與列寧簽署的雙方貿易協定如出一轍，羅斯福在建交協議上同樣放棄對斯大林顛覆其他國家的約束。

美囯共產黨建於1919年，14年后黨員總數為1萬3千，但在美蘇建交后的短短5年中發展到8萬多，同時相當多的美共黨員滲透到政府各個部門，直接對影響美國政府的内政外交。怪不得有個歷史學家把美蘇建交稱爲1933年華盛頓的一場“戰略性政變”（Strategic Coup in Washington）。

當時美國有個農業協調機構（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簡稱AAA），因羅斯福新政得到擴建，從而混進了大量蘇聯間諜。他們大多是美國馬列主義者和共產黨員韋爾（Harold Ware，1889-1935)領導的小組成員，如臭名昭著的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 本特利（Elisabeth Bentley，1898-1963）以及西爾弗馬斯特(Nathan Silvermaster，1898-1963）等。同時美國的政府其他部門，如司法部，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和國務院等也混進了蘇聯間諜。其中對國家威脅最甚的是潛入國務院的蘇聯特務，如杜根（Laurence Duggan，1905-1948）， 斯特林（Michael Straight， 1916-2004）以及希斯 (Alger Hiss，1904-1996)。

圖7. 美國駐蘇聯二任大使戴維斯（左一）與斯大林的合影。1943年好萊塢把戴維斯1941年所著的【莫斯科使命】拍成電影。電影製片人巴克納對戴維斯作出入骨三分的評價：“無論是在電影拍攝之前還是後，我並不很尊重戴維斯的人格。我知道，他無疑是被羅斯福徹頭徹尾地洗儘了腦子……。”

自羅斯福與斯大林建交后的短短几年中，据蘇聯的檔案記載，在美國共有221名為蘇聯提供情報的間諜。据美國情報部門維諾納專題研究項目（Venona Project），間諜人數高達329名。爲此斯大林應該授予羅斯福蘇維埃的最高榮譽勛章。

從羅斯福與蘇聯建交之后，注定了西方文明將受到東方那個共產大國的致命威脅。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將談及羅斯福如何為維護【斯大林罪惡帝國】，並玩命地與德國和日本作戰，以及他的繼任者杜魯門政府在中國内戰中暗地裏對毛澤東的支持。當年麥卡錫主義的起因就是美國政府被親共分子大面積滲透，其中包括國務卿在内的美國國務院就是重災區。在結束本文之前還很有必要介紹在國務院内對蘇聯態度截然相反的兩個關鍵人物，戴維斯和凱利（Robert F Kelley，1894–1976)，以及羅斯福對兩人態度的愛憎分明。

戴維斯出生在一個極爲富裕的家庭，190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法律係。次年就積極投入政治並加入民主黨。後來在西部一些州和威斯康辛州為威爾遜當選使出汗馬功勞。戴維斯與羅斯福的私交甚密，為此在1936年接替布利特成爲美國的第二任駐蘇俄大使。短短3年的大使生涯讓他的親蘇意識形態暴露無遺。

1930年代正逢斯大林對黨内異己以“托洛斯基反蘇維埃集團”的罪名進行殘酷的大清洗。在戴維斯整個任期内，他從未關注和追究成千上萬的蘇聯公民突然失蹤的案列。1938年清洗達到最高潮，即所謂【21人大審判】。戴維斯本人還收到斯大林的特殊邀請，代表美國旁聽【21人審判】。判決結果，除了3名被判15至25年的有期徒刑，其餘18名，包括蘇共主要領導人布哈林和雷科夫等執行槍決。判決結果引起世界輿論譁然，即使是蘇共的同情者都難以接受如此殘忍的殺戮，但作爲自由世界的外交官戴維斯卻不以爲然。据【蘇共的興亡】作者布朗，戴維斯不但深信那些被告是罪証確鑿的，甚至還為斯大林辯護說：“（克里姆林宮宮）對黨政軍内叛逆的擔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西方的輿論，甚至是美國大使館内戴維斯的同僚們也都持强烈的批判態度。如駐莫斯科另一位外交官博倫（Charles E. Bohlen，1904-1974），向華盛頓提出異議：“戴維斯大使對蘇維埃社會制度缺乏敏銳的眼光，他很不幸地相信審判是誠實的，輕信胡編亂造的謠言。今天我依然為他向國務院的匯報感到羞恥。”

羅斯福到底相信誰的判斷，戴維斯呢，還是博倫。前者囘囯后，一直是羅斯福直至後來的杜魯門主要的外交助理。戴維斯離任前的最後一份備忘錄這樣寫道：“共產主義絕對不會產生（對美國的）嚴重的危險，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美國將受益無窮。”這或許就是羅斯福和杜魯門兩屆美國民主黨政府對斯大林罪惡帝國的基本國策。

在羅斯福上臺之際，美國國務院東歐事務部任職的凱利是一位反共意識和決心非常堅定的外交家。他曾撰文極力阻止羅斯福的對蘇政策。另外，凱利還培養了一批卓越的蘇聯問題專家和外交精英，如亨德森（Loy Wesley Henderson，1892-1986)，博倫和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等。亨德森極不信任斯大林，曾警告華盛頓，蘇聯將於德國合作，果然4年后的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二戰初期亨德森又竭力反對美國與斯大林結盟。

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是凱利的國務院東歐事務部眾最傑出的一位。他精通多國語言，特別是俄語。曾多次出訪蘇聯，40年代末發表過多篇文章，闡述了蘇聯的侵略本性，爲什麽美國的最大利益就是對其進行抑制等對蘇外交政策。1946年在莫斯科當臨時代辦的肯南曾向華盛頓發出一份總結對蘇政策的5363字的電報，即美蘇外交史上有名的【特長電文】（The Long Telegram）。電文中，肯南認爲，蘇聯的國際行為主要取決於斯大林政權的內部需要。因爲一個敵對的世界才能使斯大林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因此，斯大林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蘇聯本能地敵視外部世界的理由，也為蘇聯的獨裁統治，為他們無法放棄的殘忍，為他們感到必須做出的犧牲辯護。他們之所以不能放棄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蘇聯需要這一層道德敗壞和智力低下的遮羞布。

圖8.左，凱利晚年的照片， 右， 肯南，曾隨同第一任駐莫斯科大使布利特

當然蘇聯問題的專家並非就懂中國共產黨，肯南就是如此。後來曾與美國國務院中許多親毛澤東的“中國問題專家”（China Hands）被麥卡錫指控丟失了中國，不過這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或許是羅斯福本人對斯大林的一份特殊情感，在他身邊衆多的蘇聯問題專家中，親蘇的佔了上風。那個羅斯福的心腹，第二任駐莫斯科大使戴維斯，不僅對斯大林肉麻的獻媚，而且還向他透露美國海軍艦船調防的敏感情報。作爲外交官，戴維斯竟然邀請斯大林捲入美國的政治。他警告斯大林說,雖然羅斯福總統傾向于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友好，但他“被一群反動分子包圍”，並向斯大林表示，他（戴維斯自己）希望這些人應該靠邊站。

戴維斯建議羅斯福必需在國務院清理門戶。基於羅斯福從不信任曾經反對自己與蘇聯建交的那個國務院東歐事務部負責人凱利，再加上很反感凱利手下的那幫蘇聯問題專家，不斷傳來與戴維斯有關斯大林大清洗所截然相反的不同評估。因此乘此機會，在1937年委托自己的摯友和校友威爾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1892-1961）對國務院進行一場徹底的清洗。把原來完全獨立的國務院東歐部歸屬西歐部，凱利也被發配去土爾其。甚至連原東歐部的圖書館也不能幸免，被完全拆散。圖書舘珍藏了極爲豐富，極有價值的有關自10月革命來蘇聯政府和蘇維埃歷史的資料，完整的蘇共刊物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出版物。有人把這次國務院的清洗稱爲羅斯福為達到與斯大林的親善而進行的“焚書坑儒”。

（待續）

寫于6.4大屠殺32周年

本文主要參照下列文獻
【Stalin’s War: 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by Sean McMeekin， 2021
【Freedom Betrayed: Herbert Hoover’s Secre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Editor,George H. Nash,2011
【FDR,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How we were tricked into World War II】by Hamilton Fish, 1976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by C. Martin Wilbur et.al,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