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性问题与原则性分歧

福利制度是美国社会长期争论的话题。2020年大选中，争论的一方认为美国陷入制度性危机，总根子是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危机说到底是民主国家的生存危机。一些保守派要员矢志废除福利制度。这是一个挑战性问题。

拜登新政的首要举措是基建法案。其“基础设施”概念既涉及实物形态，如公路桥梁宽带网络等，也涉及在收入不均、教育、保健等领域推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善民生措施。对其中的实物基建部分，两党已在六月底达成协议，对涉及民生福利的部分，共和党议员一致强烈反对。这是分歧严重的局面。

反福利制度者多以两个信条为基础。其一，市场完美论。保守派理论家柯克断言：“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任何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再分配，一定会被自由的市场交换所打破”。其二，“守夜人政府”论。其主旨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政府职能须限制在国防、治安、法制领域，不可越界。

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从“国际竞争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新观点。概言之：美国和西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导致财政入不敷出，民主制度使民众、官员政治上短视从而导致福利不断膨胀，因此，面对人力成本、人权福利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低下的对手，民主国家失去竞争力而败落。

福利制度是祸害，还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为民造福的基础设施？笔者认为是后者。本文对争论的老信条、新观点，结合最新依据，在原则层面作评议。基线是：提倡“有限政府”与“自由市场”结合的主张，有坚实合理的基础；认为市场完美并把政府功能缩小为守夜人的看法，有根本性缺陷；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国家，依竞争力排名位于世界前列。

 社会主义概念与美国道路

提一个问题作起点：美国建立、维持、完善福利制度，是否如批判者所说，是走向社会主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下面来考察主要的社会主义模式。

1917年列宁领导建立苏联，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核心是：苏维埃政权+公有制计划经济。这种集权模式有集中资源短期内达成特定目标的效率优势，也有集权体制和动力机制的严重弊病。政治经济种种弊病导致了1990年代的苏东波结局。

希特勒政权也标榜社会主义，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其德文缩写）。苏维埃模式还有其他变种。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是专制社会主义模式之一。

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在一战末期与列宁主义决裂而坚持走议会道路，自1920年代起开始在一些国家当选执政，有的还长期执政。其施政要点是重要产业国有化，增进劳工民众利益，普及社会福利。民主国家的选举是鉴定施政业绩的定期考试，其他（保守、中间或更激进的）政党有机会挑战、纠正、否定社会民主政党的方针政策。执政党轮换时常发生。社会民主政党检讨执政经验，在二十世纪后期放弃了公有化的主张。现在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样板是北欧模式，可概括为：民主+私有制市场机制+完备的福利制度。欧洲发达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有社会民主政党执政经历，也有覆盖广泛的福利制度。

发达国家中，美国与众不同，社会主义始终缺乏群众基础。根源在美国建国起点。欧州移民来到新大陆，身份平等，初始财富分配非常平均，重要资源如土地人人免费（或几乎免费）可得（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宅地法》规定：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免费或缴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多至160英亩即65公顷的西部国有土地）。

美国成长之路体现了一连串的“自”字：自由权利，自由市场，自主自立、自我进取。到了1870-1900的“镀金时代”，经济高速增长，垄断企业形成，劳工冲突加剧，政坛腐败流行。1901年就职的老罗斯福总统（共和党人），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强悍领袖。他反垄断、反豪强，设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资和解。他还推动资源保护，设立众多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大峡谷国家公园。不少史家认为老罗斯福总统引领了美国二十世纪道路。

1930年代大萧条中，欧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内陷危机、外临专制社会主义模式挑战。小罗斯福总统（民主党人）的推行“新政”，大力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解救了危机，还开创了失业、养老、保健领域的联邦福利制度。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坚实，多数民众不赞成社会主义。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体制一直是包含福利制度的民主资本主义。

美国主流政党中的左翼即民主党，在政治光谱中位居“中左”，比欧洲社会民主政党靠右。主张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斯参议员（与民主党合作的无党派人士），理念是北欧模式，既与专制社会主义模式对立，也非民主党主流。苏维埃或纳粹模式在美国毫无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川普大选中诬指对手主张委内瑞拉式的社会主义，是典型的煽动性谎言。

 福利制度的历史与意义

福利制度在全球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有两种对立观点。其一，在冷战中战胜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不是狄更斯《雾都孤儿》、雨果《悲惨世界》等小说所反映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包含福利制度的现代民主资本主义。其二，福利制度就像特洛伊木马，是社会主义者攻陷资本主义城堡的工具。孰是孰非？考察福利制度演进有助于判断。

英国在1601年实行《伊丽莎白济贫法》。济贫力度很小，福利标准很低，但具有开创意义。它承认解决贫困问题是政府应尽责任，标志着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

“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源于1870年代的德国。“鐵血宰相”俾斯麦推行专制的警察国家政策，又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了对付国内工会运动、与周边强国竞争而创建福利国家。俾斯麦是无可置疑的保守主义者。这表明福利制度一开始就不单是进步主义者的主张。

美国福利制度由罗斯福总统大萧条中开创。19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计划，进一步扩展福利制度，特别在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社会平等公正方面取得巨大进展。1980年代经济出现“滞涨”，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高居不下，里根总统强力纠偏。显著政绩是废除大量政府管制法规，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力压通货膨胀。后来的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总统，在政治光谱中分别处于“中右”、“中左”位置，都是不偏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克林顿宣示“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小布什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旗帜，便是明证。

福利制度的发展与道德观念相连。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在两部巨著中研究了两种社会机制。《国富论》论述了“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基于自利动机从事市场交换而促进社会福祉。但自利并非人们的唯一动机。《道德情操论》研究了更广泛的人类动机，书中提到“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斯密强调“共情心”，那来自人类天然具有的想象力，能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感受别人的痛苦快乐。人们可以从一个“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角度做道德判断。《道德情操论》论述了“共情心”、“公正的旁观者”引导人们出于道德动机采取行动而促进社会福祉。

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民众福祉，有寿命、卫生、健康、富裕、教育等各领域数据可证。近年来一些广获好评的书，如平克的《当下的启蒙》，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狭隘的通道》，诺贝格（Norberg）的《进步》（Progress）、《开放，人类进步的故事（Open, 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考察了自古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这些领域的巨大成就。这些书展示：一些价值观念，如开放、开明、理性、包容、进步，贯穿历史并促进历史上行。价值观念从古老文明传承而来，历时演进。这些书弘扬的观念是：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科学、人道主义，（政府的）包容性，（社会的）开放性。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强大推力，福利制度是普惠民众的成果体现。

美国当前的福利制度有不足，没有实现全民医保。也有弊病，最大的弊病是济贫未能导致脱贫。确实有部分群体，长期依赖福利，而又长期陷在贫困中。不改变这种状况，福利制度难以维系。

现实世界的福利制度不完美，有弊病。但是按丘吉尔的说法，民主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们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成分。可以说，与民主制度一样，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政府干预的正当性

上面两节从“实然”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历史发展。下面从“应然”角度来分析政府办福利的正当性问题。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建立维持福利制度？

反对政府干预的一条基本理由是市场完美论，如柯克所说“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它反映一种特定价值判断，并无经济学依据。经济学用“帕累托最优”标准判别市场运行结果，证明完全竞争市场达到均衡态时实现这种最优性，那就是，再也不能在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增进某些人的利益。本质上，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效率”概念。如果从状态A变到B，所有其他人的收入不变，经济增长的好处由最富的人独得，按定义，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为产出增加、效率提高了。“公平”是另一个价值标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如果在社会状态改变中处境最差的人未得改善，那就不符合“公平”标准。

市场机制奖励努力工作、创新发明，因此导致人们的收入差异。这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市场机制可以导致高度不均的收入分配。自里根革命以来，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在更加自由放任的环境中扩展。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在此过程中急剧上升，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67，升到2019年的0.465，超过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警戒线0.4。这能说“公平”吗？为了社会公平，是否可由政府纠偏？

反对政府干预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守夜人政府”论。它以保障自由为由，要求政府只管国防、治安、法制，不管其他事务如福利。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论挑战这个主张的逻辑。“公共物品”是一旦提供出来就不能排除任何人享受的“物品”。国防、治安、法制都是公共物品。还有许多重要公共物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例如环保：清理了一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就不能不让任何一个市民享受那清洁的空气。市场机制不能要求每个人如同购买私人物品一样为“清洁空气”付钱，因此不能有效提供这个公共物品。福利制度涉及的都是公共物品（或至少是具有重大公益性质的“准公共物品”）：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扶幼）、全民医保等等。

办福利与办国防同样涉及个人自由的代价（如交税）。依逻辑，没有理由说，为了个人自由，政府只能办国防不能办福利。问题归结到价值判断：福利是否与国防同为政府该管的事务。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单靠市场机制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机制有局限，福利公共物品又是社会所必需，政府责无旁贷。

最低程度生活保障也可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他们都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早就赞成社会提供这种保障。更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这体现了一种关于（最低）工资的“公正性”的价值观。

上面以“分配不均”与“公共物品”两个理由（都涉及价值观）说明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还存在其他理由。例如应对经济波动，帮助陷入像2008年房市、股市、金融市场重大危机的民众、企业渡过难关。此处不再详论。

 促进福利的方法

如果承认社会确实需要通过政府行动促进民众福利，下一个问题是：在运作层面，最优办法是什么？

解决社会问题有两种基本方法：运用政府法规条例和管理机构的“政府解”，运用市场机制的“市场解”。关于社会如何运用市场解与政府解，两位经济学大师早就提出指导性原则。自由派的阿罗主张：对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就不采用政府解；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强调：政府推行福利政策时，尽量运用市场机制。下面以最低工资问题为例作具体说明。

采用“政府解”需要政府立法。而这可以是一个艰难过程。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代力图用立法拯救经济，多次被最高法院否决。最高法院1936年宣判《纽约州妇女最低工资法》因违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确定的契约自由而违宪。罗斯福总统强力抗争。后来他以压倒多数赢得第二任总统，最高法院改变态度。1938年《公平劳工标准法》通过而且生效（其中规定最低工资为0.25美元）。这以后，政府有权干预工资的原则在联邦层面确立下来。历史表明，最低工资立法显著改善了底层民众贫困状况。联邦现行最低工资是7.25美元，自2009年迄今未提高。拜登上台即提出15美元最低工资提案，在国会搁浅。

各州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大有差异。有些州政府采取不干预原则，有些州政府则十分主动。德克萨斯等21个州被动地采用联邦最低工资，加州、康乃狄克、马里兰、马萨诸塞、新泽西、纽约等州等已经通过立法，在几年内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

通过“市场解”提高最低工资，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14年，被看作是冷酷资本家代表人物的福特，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工资从每日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每天工作时间从9小时缩短到8小时。这是一个创举，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的兴起。

拜登提出15美元最低工资提案之前，零售业巨头好市多、亚马逊、塔吉特都已经实施15美元最低工资。在此之后，有血汗工厂之名的沃尔玛把平均工资提高到15美元（不是最低工资，它的最低工资是11美元）。它们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种动态表明，市场机制下，一些公司或秉持善待员工价值观或依仗效率优势或出于博弈策略而采取先导行动，其他公司会在竞争压力下跟进。假以时日，市场机制会导致最低工资普遍提高到15美元。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资确实随经济增长而提高，业绩超过以往历史时期，也超过其他社会制度。

但历史并未显示单靠“市场解”就能恰当解决最低工资问题。最近的例子是：佛罗里达州民众认为该州法定最低工资8.46美元过低、市场工资提高太慢，要求采用“政府解”，在2020大选中以超过60%法定准线的票数通过公投提案，把最低工资逐步提高到15美元。这显示立法提高最低工资并非只是自由派的主张，在川普赢得大选的这个红州，它也是大多数选民的要求。

需要强调，“政府解”中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最新例子是拜登新政的纾困法案中的“儿童税收抵免”条款（中低收入家庭每个孩子依年龄一年3600或3000美元）。支持者认为，这个法案对三个社会难题，“济贫”、针对疫情-经济危机“救急”、针对育儿成本高涨“扶助”，都会大有助益。民调显示它也得到多数民众支持。这个条款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政府解”，应用了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概念。所谓“负所得税”是对有工作但收入低而生活困难的人，在报税时倒贴补助。与直接发钱相比，其优点是既帮助低收入者，又保持工作激励。专家认为它是效果最好的扶贫措施。这个条款有效期一年，是否延长将依业绩定夺。推行“政府解”当取这种审慎态度。

围绕福利政策在立法和司法机构争辩斗争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常态。奥巴马医保曾在国会险遭废除，在最高法院打了三次“违宪”官司被保全下来。可以合理预期这种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以上考察显示，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可以结合起来解决福利问题。“市场解”有适用范围的局限，“政府解”有效率低下的弊病。采用“政府解”时尽量运用市场机制是务实而有效之道。

 价值观分歧与民意民主

考察至此，自然引出一个判断：关于福利制度的争论，基础是价值观之争。上文已经触及“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下面再作申论。从两个关键价值观念谈起。

“自由”：是“个人不受政府约束干预的自由（法权自由）”，还是“个人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自由（实质自由）”？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以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为基础的自由观念——自由意味着人们有能力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如果自由概念限于法权，政府可以只当守夜人。如果自由概念有更多维度，着眼于个人作为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得以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最初步者，能得温饱上学治病），政府职能就要超越守夜。“法权自由”无疑是底线，“实质自由”是否可以是目标，或者成为（如森所说）“社会的承诺”？

“平等”：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机会平等”确实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否定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但也要认清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与“公平”观念冲突。在基尼系数高达0.465时漠视两极分化撕裂社会，视角明显偏误。严重不平等激起底层民众强烈失落不满，是美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些价值观分歧并非截然对立（有些价值观，例如“民主”与“专制”，是“你死我活”地对立）。伯林曾论证：价值观念之间通常不可通约，无法根据理性比较高下；对不相容而且会冲突的价值观的分歧，理性不能提供完美唯一的答案。普世价值包含许多价值观念，互相之间有张力，单个观念常有多种涵义，并非仅有一义可取。对价值分歧寻求理性统一解，就学理而言不能成立，就实践而言会导致专制。

自由社会的准则是尊重多元化价值。由于存在多元化价值，对福利制度和各种社会问题，保守派、自由派通常有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存在主流共识的“美国价值”。瑞克斯的新著《首要原则》（Ricks，First Principles），以新视角提供史料，有助于理解美国的建国原则和美国价值。全书考察美国前四任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的思想形成过程——他们上了什么学，读了什么书，吸取了哪些观念和历史经验，然后如何用其所学领导革命和建国。作者展示，国父建国原则的要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民主、追求幸福），古罗马（共和、美德），近代洛克（自由）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以及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特别是苏格兰学者。美国建国基础是那个时代最开明进步的思想。美国价值后来持续演化提升，尤其是在男女平等、种族歧视等领域。

热心推进福利制度的人多半以平等、公平、同情等价值观为诉求。美国民众有努力工作、独立担当的深厚传统，政府管制通常不得人心。现在民调显示支持提高法定最低工资的民意清楚而强烈，明显是“同情”和“公平”等价值观所主导。政府的福利政策经常受这样的民意推动而实行。

批评福利制度的人特别重视自由权利、个人责任、审慎财政等价值观。他们强调：政府管制会限制个人、企业的经济自由，福利支出过大会使财政赤字过高，福利养懒人。政府办福利确实会产生这样的弊病。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常常从这些价值观出发。

北欧模式更多地采用“政府解”。美国民众多不认同“照管从摇篮到坟墓一切事务”的保姆政府理念。这是显然存在的价值倾向差异。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对应一个国家的国情、民情。

在自由民主社会，采用何种特定价值标准处理社会事务，取决于民意。民意通过公共讨论、议会辩论、选举公投表达出来。理想的情况是达成“重叠共识”，社会根据主流民意选择公共决策。

回应民众要求是民主制度的精髓。但是，就福利制度而言，对此也有一种悲观看法。那就是：民众只会要求增加福利，官员通常为选票而顺应民心，因此导致福利膨胀、财政不堪负担。这种看法有一定依据：增加福利得民心，容易；消除福利弊病会损害既得利益，困难。但这并非历史全貌。民众有自由派、保守派、政党分左翼、右翼，竞争激烈。在欧美民主国家多次发生与福利制度有关的政党轮流执政，相互纠偏。北欧国家曾经从事市场自由化和其他改革，改善财政状况成效显著。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重大事件是克林顿主导的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它规定接受福利补助两年就要开始工作，终身只能享受联邦补助五年，结束了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穷人无限制的福利补助。

民众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总会存在。在民主体制下达成重叠共识，总有可能但不容易。美国民主制度经受了去年大选的严峻考验。但社会依旧严重分裂。当前以重叠共识价值作民主决策空前困难。

 福利制度与经济自由

按自由、民主、富裕、人类发展等许多指标衡量，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通常位居世界前列。年复一年，一些重要报告一再确认这种评价排名。这与认定福利制度是祸害的看法不相容。现在引用一份报告来显示福利制度与经济自由的关联。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全球“经济自由指数”。它使用四个方面、十二项指标：（1）法治（产权、廉政、司法效率），（2）政府规模（政府支出、税务负担、财政健康），（3）法规管控效率（企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4）公开市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务自由）。这些指标全面地覆盖了“经济自由”的众多维度，都是否定福利制度者特别关注的领域。

2021年的报告根据2019-20年度的资料，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英国、加拿大进入世界前十名，分列第2、3、4、7、9位；北欧五国的名次是：丹麦10，冰岛11，芬兰17，瑞典21，挪威28；美国领先瑞典一肩，位在20。这个名单中美国以外的国家既有完善福利制度，也保持了高度经济自由。总体观之，这些民主福利样板国家的经济自由不亚于美国（大多数国家优于美国）。福利制度摧毁自由的断言与实据冲突。进入前十名的其他优胜者是：新加坡1，爱尔兰5，台湾6，爱沙尼亚8。它们都有一流福利制度，也都有多党民主制。

这份报告显示福利制度、自由、民主结伴聚团。许多其他资料反映，这三者还与民众富裕、健康、教育水平等众多人类发展指标结伴聚团。

 福利制度与国际竞争力

最后来评论从国际竞争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要点：福利制度推高劳工成本、财政赤字，导致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生存危机。

国际竞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即使只看产业竞争领域，也有劳工成本之外的因素如科技、创新，更为关键。低人力成本优势有短期效果但难以长期持续。随着经济增长，低收入低福利国家的人力成本也会提高，逐利的国际资本会转移产业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用非民主方式压低民众福利以加强国际竞争力，违反普世价值，不可取。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善民生的措施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正途。

大政府、高福利、宽松财政会导致高税收与高赤字并存。北欧国家曾经是典型。民主制度下，这种弊病并非不可治。北欧国家是改革成功的典型。它们保持了高福利，又实现了财政健全。

当下全球竞争中至关重要的要素是科技创新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市场完善程度、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状况等。福利制度在许多方面促进竞争力提升。没有依据认为，以低下人力成本、人权福利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为竞争武器的举国体制国家能在长期竞争中胜过自由民主而福利完善的国家。有依据表明，福利完善国家有强大国际竞争力。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每年发布《世界竞争力排名》，其排名依据经济表现、政府效能、商业效能及基础设施四个标准。在本文写作过程中（7/17），2021年报告发表。全球前10名是：瑞士1，瑞典2，丹麦3，荷兰4，新加坡5，挪威6，香港7，台湾8，阿联酋9，美国10。

这显示：顶尖福利制度与超强国际竞争力结伴。福利制度导致民主国家丧失国际竞争力并面临生存危机的看法，与这样的实据相悖。

结语

本文考察的中心问题是：美国是否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消除社会现存缺陷而增进民众福祉？市场机制局限性何在？政府干预正当性何在？福利制度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按本文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法治民主体制下的政府，有理由采取行动。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依据重叠共识价值，结合运用“市场解”与“政府解”，在守夜人政府与保姆政府之间选择恰当的中间位置，务实有效地解决福利和其他问题。这个位置不是固定的，会依境况、顺民意而改变。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演化进步。

二十世纪中，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代表了美国现代史中的标杆式位置。近三四十年来，市场机制不仅在美国、还在全球化浪潮中在世界范围前所未有地发展。有坚实的统计数据表明，这带来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长足进步。这个过程也有重大负面影响，严重到不容忽视、会导致社会动乱的程度，如2020年美国大选所昭示。要点是：2008年房市、金融、经济大危机显示美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远非“理性预期”、“有效市场假说”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完美，全球化市场机制带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均急剧扩大，小政府主张限制、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作为，而新冠病毒的突然袭击暴露了美国体制在保健、福利、行政效率等方面的严重弱点弊病。当前形势与老斯福面对的“镀金时代”后的局面、小罗斯福面对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拜登政府当下态势是遵循两位罗斯福总统的路径，由政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实物设施和社会设施）。民调显示这个方向现在得到多数民众支持。美国历史上不乏政府卓有成效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先例，例如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联邦政府为大学、公司研究机构提供经费（grants）从事基础科研和技术开发。政府过去的福利计划存在明显缺陷弊病，现存的福利制度需要改革。这次的宏大计划有潜力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也难免项目失误的风险。成功的希望在吸取以往正反两面经验，并且作针对新境况的创新。

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伟大的实验过程中。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看历史，看世界，以自由民主方法处理价值观分歧，改善、完善福利制度，固然“道阻且长”，当期“行则将至”，在曲折渐进地逼近目标的意义上。

附注：

此文收入《极右思潮批判》一书，荣伟、张千帆主编，2021年9月，博登书屋，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