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由主义者不再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思想史家朱学勤曾谈及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写道：“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

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朱学勤发现，很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不是自愿“失踪”，而是“被失踪”，被专制政权打压、禁言、摧残、扭曲乃至毁灭，正像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所说“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他们的肉体早逝，他们的思想成果也被消除得干干淨淨，“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这正是中国思想史到处都是天窗与留白的原因，如同一本页码散落的书籍。在中国，后人无法以先贤的思想为精神资源，不得不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耗费无数时间和精力，往前突进的距离却相当有限。

让人深思的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十有八九都是自由主义者。中国古已有之的东方专制主义，跟近代以来西方产生的种种邪恶思潮，如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新左派等，倒是能迅速紧紧拥抱、水乳交融，持这些思想观念的人士往往能顺风顺水、功成名就，甚至出将入相、成为国师。但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多年，始终与中国的民情秩序格格不入，因为自由主义与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秦制”针锋相对。独裁者将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将自由主义者视为颠覆者，一向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选择坎坷崚嶒乃至家破人亡的厄运，被通缉、被抓捕、被游街、被示众、被全民唾弃，乃至被死亡。邵飘萍被捕杀，史量才被暗杀，张东荪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囚死于秦城监狱，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林昭被处决后家属还被要求支付五分钱的子弹费，刘晓波在全球媒体关注下被肝癌死……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陈奎德所著之《自由中国谱系》，是一种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工作，是一种恢复自由主义者名誉和尊严的工作。用作者的话来说，“是要重新点燃七十多年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挥其自由的道统。”书中所论及的百年自由主义“道统”，大致包括四代人：第一代为清末的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第二代为民国的胡适、鲁迅、梁漱溟、张君劢、陈寅恪、张季鸾，第三代为两岸分治之后的雷震、殷海光、顾准、林昭、李慎之，第四代为毛时代之后的杨小凯、王小波、陈子明、刘晓波。作者指出：“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本书的主人公，大多是孤独的先知。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何屡战屡败？

无需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百年的传播和发展从未顺风顺水，自由主义者的事业屡战屡败。本书记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大致用殷海光说过的八个字可形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足”，就是早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到西方“取经”之际，正是古典自由主义在西方处于低潮之时，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思潮炫人耳目，来自后进国家的留学生不可能不受其吸引和诱惑。所以，他们汲取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纯粹，而是充满种种杂质，乃至将反自由主义的渣滓当做自由主义的瑰宝，恭恭敬敬地捧回中国。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丢掉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两大精髓要件，这两大精髓要件恰恰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最为隔膜：一是形而下的经济学层面的自由主义，即英国《大宪章》对私有产权的确立和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调；二是形而上的宗教信仰层面的自由主义，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作为英美秩序和宪政文明之基石的、宗教改革五百年来形成的新教传统。

所谓“后天失调”，就是在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很难找到可以支援和对接自由主义的传统，比如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对个体自由的尊重等，新儒家所憧憬的“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至今仍是水月镜花。用作者的话来说：“主流自由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追溯到欧洲中古时期，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远古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截然有别。”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层面，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时代，中国处于内战频繁、外敌入寇的危机中，自由主义者无法用西方现成的自由主义理论打造出在中国适用的“建国大纲”，又无法应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所以，自由主义这个早产的、体弱多病的宁馨儿，又得不到有营养的奶水的滋润，很难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至今仍是面黄肌瘦的侏儒。

在这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自由主义者中，储安平就是一个典型。储安平早就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但他仍选择与共产党“有限度的合作”。正如陈奎德所论：“他最后不由自主，仍追随大多数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国大陆，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种子。”韩戍在《储安平传》中指出，储安平选择与共产党合作，除了个人利益（共产党许诺的优待与官位）之外，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就不纯粹。在其思想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平分秋色。储去英国留学前，出席德国柏林奥运会，发回国的报道对希特勒和纳粹赞赏有加。他对希特勒和纳粹的评价跟蒋介石不谋而合：若是中国出现一个跟希特勒一样强有力的领导，就能团结国民，解救中国的内忧外患。到英国之后，他并未深刻领受《大宪章》、洛克和伯克的正宗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而一头栽进拉斯基和费边社的左翼思潮之中。所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储的思想底色，如韩戍所说：“不以个人为终极价值，而是认为自由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的进步。这种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决定这样的意识：自由并非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由便是可以取舍的某种价值。”对此，香港评论人叶荫聪认为，储的教训在于，没有自己实力的民主党派，跟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是奢谈，除了悲剧结局，只会演变成今日政协的闹剧。只是，同样的悲剧，又在香港重演。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何屡败屡战？

尽管屡战屡败，自由主义者们却从未心灰意冷、缴枪投降，他们屡败屡战，在与失败的命运抗争中，捍卫自由的尊严，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早已超越胜败本身，其生命实践，其对暴政的反抗，早已凝聚成自由的丰碑。这些自由的碑林，或许可构成自由主义的“新道统”。

陈奎德为失败者作史，以表明历史并不尽然是由胜利者和掌权者书写的。中国人相信“成王败寇”的铁律，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绝对化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让马基雅维利望尘莫及——马基雅维利背后其实有罗马共和国的理想，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然而，如果历史真的只有“成王败寇”这一单调的维度，身处其中的人就没有必要做出个人选择，只要“西瓜偎大边”就行了。但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

陈奎德在一九八九年中共屠城的血泊中逃离中国，从此再未踏上那片独裁肆虐的土地。他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与王沪宁为先后同学，尔后，他与王沪宁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为暴君帮凶，一为自由使徒。在美国，陈奎德创办网刊和论坛，著书立说，兼有编辑、学术活动组织者和学者多重身份。他远离海外民运的纷扰喧嚣，从研究哈耶克到为中国自由先贤立传，自己也活得自由、活得潇洒。

自由人写自由人，既有深情，又有深思。在陈奎德笔下，被扣上右派帽子、患肺癌而死的顾准，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失败者——妻子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子女都与他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他在封闭和孤绝的环境中坚持思考，对希腊城邦制、经验主义和市场经济等重要的自由遗产不断发掘和阐释，在一个几乎人人手上都沾满鲜血的时代，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手上没有血”。

彼岸的殷海光，不到五十岁就患胃癌去世，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也是失败者——他被蒋介石政权解除教职、不准公开发表文章，不准出国，宛如囚徒。但他坚信“自由”是人类反抗一切外在桎梏或压迫的天性，它是每个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可让渡与剥夺。台湾学者陈瑞麟概括说，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是“批判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蕴涵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与伦理的四个层面。有政治自由才能保障伦理自由与经济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因为在具有政治自由的状态下，仍然需要思想自由来维持政治自由与实现伦理自由，并解决经济自由产生的不平等；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状态下，自由受到压迫，仍有赖于思想自由的突破以启蒙人民，反抗对于自由的压迫。

这群屡败屡战的自由主义者，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被毛泽东政权杀害的林昭生前写过一首名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的长诗，与其说她是在写普罗米修斯，不如说她是在写自己——“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响应。/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这些屡败屡战的自由主义者，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表达了西西弗斯的心声：“尽管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与考验，我的年纪与我崇高的灵魂让我认为：一切都很好。”加缪论述说：“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人回到自己生命的这个微妙时刻，西西弗斯返回他的巨石，凝视这一连串莫名其妙不相关的行动成为他的命运，这命运是由他创造出来的，在他的记忆中串联起来，也将随着他的死亡而封缄。他相信所有人性的事物都起源于人性，眼盲的人尽管知道黑夜没有尽头，还是想看见，因此他继续走着，巨石也继续滚动。……这块巨石的每颗细沙粒，夜色中这座山每一块岩石的光芒，都是一沙一世界。通向山顶的奋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人心。我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本书中的自由主义者们，有寂寞悲苦，亦有追求真理路上的幸福与快乐。

杨小凯与刘晓波：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新标杆

陈奎德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第一批哲学博士，他经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训练，又有文学家的笔法和深情，他的著述兼具学理与文采，既有历史的纵深，更有现实的观照。离开中国之后，他没有进入西方大学的学术体系，而是在边缘处观察、思考和写作，故而不受僵化、刻板的学术规则的束缚。他与两岸三地很多一流知识分子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有些人并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倡导新权威主义的萧功秦、由自由主义转向新左派的甘阳、由文化基督徒转向毛派的刘小枫，他从这些人的变脸中反过来肯定自由主义的可贵。因此，他在论及多位当代自由主义者，如杨小凯和刘晓波等人时，不仅论及他们在思想学术上的贡献，更肯定他们在中国民主宪政事业中的功绩。

在陈奎德笔下，多灾多难的杨小凯的学术生涯始于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在其色彩斑斓一生的最后几年，他个人皈依了基督教，更撰写长文《宪政与基督教》，阐明基督教与现代主流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某种内在联系。陈奎德引用若干西方学者的研究佐证杨小凯的结论：韦伯的论述自不待言，哈佛大学教授安德烈·施莱费尔亦指出，经济表现与宗教背景有直接联系，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而有些宗教，如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平起着促进作用。经济史家诺斯也认为，意识形态和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近年来，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宗教从一开始就给经济学施加强大影响，在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生活的世界里，关于上帝赋予人类的责任、关于来世和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等议题都受到全面检视。从十八世纪开始，我们现在认识的经济学思维发生了基础性转变，这一转变是被英语新教世界中激烈争论的宗教思想路线所决定的。若杨小凯不是英年早逝，他的研究一定与之殊途同归。

在论及刘晓波的章节，陈奎德因为与刘晓波有诸多交往——在担任《观察》网刊主编期间，他编辑发表了刘晓波三百多篇重要文章，故而对刘晓波有更多个人性的体认。在其眼中，刘晓波始终是性情中人，兼有沉思性和行动性，从来都不是纯然书斋中人。刘晓波一直坚持在民间社会创造“政治”，而拒绝官方的吸纳和收编。刘晓波的写作、思考、生命实践和精神探索，突破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缺陷，在形而下层面凸显保障私有产权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在形而上层面“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最后，刘晓波因为组织《零八宪章》运动，戴上“自由荆冠”，将自己作为献祭，以身殉道。陈奎德礼赞说：“作为自由中国的当代象征，作为公民社会的代言人，作为自由中国的殉难者，作为民主中国的第一位公民，刘晓波，已经进入中国的乃至世界的贤人堂。刘晓波去了，但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

此书既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更是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此一谱系，能否在未来中国传承并发扬光大，将直接关系着中国民主转型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