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为什么变得强硬了?

作者: 丁咚


  中印“帐篷对峙”事件以相互撤出己方在争议地区的军队而戏剧性地结束。印度外长库尔希德9日也如期访华,为两国总理的新会晤铺路。
 
 

对于此事件,比较靠谱的原因可能是,两国边防部队基于对各自领土范围的不同理解,越过了“争议”地区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冲突的发生。谁先谁后,其实已经不重要。问题在于,既然是一项“争议”,那么肯定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在此时冲破了双方达成的默契?
 
 
 
从中印4月30日在拉达克地区就 “帐篷对峙”问题召开的第三次国旗会谈,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方面的目标很单纯,仅是要求中国边防部队退出中印争议地区,恢复“帐篷对峙”事件前的“原状”,而中国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停止在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停止新能源开发。由此可以认为,两国总理会晤前夕需要某种氛围,也要在某些方面将问题挑开,以便于会谈时达成成果。
 
 
 
而且,跟往常不一样的是,中国外交部门并未在冲突发生后“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也没有召见对方大使。
 
 
 
与中方的镇定相比,印度方面可谓大动干戈。印度军方委派高级官员前往争议地区调查,印度政府和军队直接介入冲突事件,尽全力通过两国现有的各层级管道寻求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1962年双方冲突中显得十分固执的印度政府此次颇为顾全大局,为两国的政治会谈让步,及时签署协议,维护了边境的稳定和安宁。
 
 
 
中印新冲突虽然迷雾重重,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并非双方边防部队一时冲动而为,而是一项政治决定,因此也以政治方式结束。分析说明,中国已经改变了在国际交往中一贯地“搁置争议”、“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激化了周边冲突,在别国看来也更有“挑衅性”。
 
 
 
与印度的纷争只是中国目前周边冲突的一部分,近段时间可以说是“遍地烽烟”。特别是在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中,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发生了角色逆转,使得原来的冲突挑起方成为“受害者”,而中国变成了“麻烦制造者”。它们转过来向中国抗议。多种迹象说明,在“帐篷对峙”事件中,中国也成为被指责的一方。
 
 
 
从中国边境争议地区在短时间内突然“遍地开花”,狼烟滚滚看,恐非偶然。外交方面发生的事端,往往是国内事务的某种折射。在人民赋权的执政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都不足、社会不公平不平等日益加剧、受到民众质疑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由于不能突破理论和政体的瓶颈式障碍,因此很难再现往日高速发展的情形,由此将会导致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危机。
 
 
 
为了实现长久统治,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梦”,试图让那些活得不如意的人,忘记现世的苦难,希冀来生或者未来活得更好,在梦境中“实现”和“满足”自己的目标。
 
 
 
它们还千方百计从两个方面扩展执政资源,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执政力。
 
 
 
一是以“两个不否定”,调和左右之争,并收编因薄熙来事件惴惴不安的左派。在薄熙来事件后,震撼高层的不仅是此事件持续的影响,而且是支撑它的左派在中国强大的根基和广泛的信众。中国社科院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左派仅次于中间派,比例高达38.1%,远超右派达30个百分点。新一代视之为可资凭借的新执政资源。
 
 
 
二是将民族主义纳入主流话语体系。主张对外强势的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暴民化倾向的左派往往合流,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实际情况显示,执政者正在取悦这两种人,小心翼翼地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羽翼下,而对右派不动声色地予以打压,使得往左转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趋势之一。
 
 
 
外交的最高追求是国家利益。那么,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符合或者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吗?
 
 
 
在这一政策驱动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摩擦显著增多,冲突显著增强,由此也会激发起与中国冲突的国家联合应对中国,印度和日本迅速走近就是表明了这一点,东盟国家在对待区域冲突上更为团结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和左化倾向,也会陷中国于孤立。
 
 
 
一个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国家,长此以往国家利益必受损害。

 


 

—— 原载 : 作者博客
本站刊登日期: 2013-05-12 21:32:00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