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对“反日排污” “高层权斗“等无聊新闻毫无兴趣，除了跟老友茶叙，就闭门读书，回忆文革旧事。

突有学生翻墙，转来一篇奇文，是日本资深媒体人中泽克二，9月5日在《日经亚洲》刊发的大作，说前不久中共退休元老，曾私下聚会，由曾庆红牵头，李克强参与，对局势表示担忧，最后形成共识，派“代表”去北戴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指责习近平施政错误。习牢骚满腹，甩锅给前任邓江胡，说“不能全怪我”云云。

真假虚实？各有其道理

茶友对此摇头，说“扑风捉影”。“如今核心一言九鼎，身边清一色太监宠臣，哪给外人说三道四的机会？以习的度量，怎会容忍下台大佬，背地聚会，妄议中央，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所以他认为，就算中泽不是随意胡编（以他的资历，不至于编造）也是轻信了某些派系刻意喂料，以“出口转内销”方式，显示存在感。 他问我意见，我沉思良久，一杯茶的功夫，都没说话。

待起身告辞，我才低声回应：“老兄，在刚开完二十大的时候，我也是你的看法。可现在，形势凶险到这般田地，如果党国高层，稍有良知的人，居然继续沉默，连屁也不敢放，你不会觉得更奇怪吗？” 老友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脸茫然。我回家反复思考，感觉兹事体大，关系到整个社会转型大方向，于是决定再写篇文字，谈谈我的 “新思维”，或新视角。这可从三方面观察：

第一，危机意识，空前升高。全社会的危机意识，都明显上升。除少数没头脑的毛左粉红，还在自说自话之外，多数斗升小民和知识精英，都预感危机重重。而了解内情的权贵大佬，能看得更远，就算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可能继续无动于衷了。

第二，新班子无能，暴露无遗。尽管二十大不乏闹剧色彩，但无人能阻挡胡闹的时刻，人们多少抱有“由他去”的观望心态，就连胡锦涛被迫离席，最后示意李克强那一刻，也是同样心情。内部没对立面了，全是自己马仔，可以有令必行，该大刀阔斧干事了吧！谁知近一年，没任何政绩亮点，全是烂尾。什么促民企，稳外资，推内需，毫无实效；外交国防接连失误，贻笑大方。实事证明，新班子果然草包。也雄辩证明：奇葩体制下，权威递降和人才倒选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三，“救亡图存”，最后关头？这里仅借用老话，显然不是说“救国家之亡”，“图民族之存”；而是“救党国之亡”，“图特权之存”。为啥最后关头？因为党国大佬清楚，如今是内忧外患同时出现。“内忧”是沉疴难医，病入膏肓；“外患”是国际围剿，压力空前，贸易、科技、军事对立，没有缓解可能，转危为安的几率，几乎为零。高层权斗，谣言四起，一旦失控，大乱将至，或许就是党国末日。如果此时再不出来说话，恐怕自己也跟着殉葬，未来再无说话机会。

以上三点，让我感觉中泽克二的文章，或许不是空穴来风。至于什么“京郊开会”，“派出代表”，“前所未有方式”等等，大约是噱头或佐料。大佬们凭借昔日余威，私人间非正式餐叙茶话，应该不难。形成共识再派人进言，完全可能。当然，我们不知内幕，难断真假，有待今后证实。至于说，曾庆红不可能出面，他只是“绍兴师爷”，哪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和才能？这话只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如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论智商和能力，曾绝对胜过江胡习。更何况，他还有多年掌管情报网的资历。更重要的，他是临时策划推习上台的“恩主”（之一？），按党国惯例，多少会有“听政”“议政”资格，由他出面，代表老人“妄议”，非但合情，也十分合理。难道还有“授权可以，说话不行”的内部禁令？哪有这种逻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至于习对批评不满，说出“不能全怪我习近平”这种话，我认为合乎逻辑，也很正常。如果换位思考，我也会这么说。我当然不否认，他必须为当前困境负主要责任，因为执政十年，处处烂尾，内政外交，乏善可陈，还在二十大破坏规矩，拒绝到站下车。但要说前任和现任常委，都没责任，也说不过去。对此，我有四点分析：

第一，拒绝选举的恶果：说习荣登宝座，源自他个人奋斗，没人会信，明明是黑箱操作，平衡勾兑的结果。就跟江、胡上位一样，本人都感意外。唯一不同是，江胡当政，虽然也不尽如人意，但“恩主们”勉强能接受，起码可容忍，毕竟那时的局面，相对平稳。而这位“能折腾”的新主，却让他们“悔青了肠子”。既然选错了人，就该承担恶果，选人方法和动机都有问题。非但不让百姓普选，也不许党内民主，更不考察“储君”的文化水平，思想认知与个人政绩，只看表面“是否听话”，相信自己脑门，不信群众眼睛雪亮。专制之下“人才倒选， 权威递降”，乃政治铁律，他们偏不信邪，受惩罚活该！总之，这选错人的问题，要怪大佬群体。

第二，不许争论的恶果：上次改开发端，来自思想解放，从人道主义，到真理标准讨论，包括二胡（胡绩伟、胡乔木）围绕“党性与人性”的大辩论。思想解放的结果，只好先给“四五运动”平反，为老邓复出铺平道路。当讨论层层深入，触及“姓资姓社”的根本问题时，原本可以说清：资社是伪问题，实质是“市场+民主”？还是“垄断+专制”？或者，是回归普世常识，还是坚持马列教条（原教旨）？当初如果破除迷雾，按胡（耀邦）赵（紫阳）的配套改革思路走，绝不至于走到今天的山穷水尽。

结果，邓陈宣布刹车，不许争论，改行实用主义的”摸石头过河“。邓陈种下祸根，江胡沿用旧制，虽有三代帝师王沪宁，炮制“三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自吹理论创新，又有何用？它们代表谁？科学在哪儿？如今剩下“中国梦”，靠梦想治国理政，条框多如牛毛，陈词滥调堆砌，不见丝毫创新。封闭僵化至此，难道是习一个人的错？连照稿念都困难的人，能有那么大本事？

第三，半截改开的恶果：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算“一条腿”改开，或“半截改开”，还被包装为“后发优势”“弯道超车”。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包括管理和研发，连买带偷，拿来就好。这种所谓后发优势，确有一定成效，凭借“低人权”和牺牲资源环境，短时间能维持超常速度。但不能夸大，更不能上瘾，最后陷入杨小凯博士警告的“后发劣势”（或后发诅咒）。他们坚持“中体西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误认投机取巧为“弯道超车”，“东升西降”。结果，全面与西方对抗，当真陷入“后发劣势”的陷阱，不得不面对“弯道翻车”的危险。误导的主要责任人，应该是林毅夫为首的御用学阀，也不能全怪罪不懂经济的习近平。

第四，拒绝“普世”的恶果：我写过一篇《细说剥削根源》的短文，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伦不类的怪胎，因为市场就是市场，由资本充当主角，需要与之配套的体制和文化，而非邓小平说的那样，跟意识形态无关，“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见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 .com/default.php?id=75753）。如果说四十年前，这个问题还相对模糊，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摩擦冲突（包括中外之间，朝野之间，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官民之间，等等），今天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吧。

高层或许意识到，老邓的”市场工具论“不再灵光，于是变换花样，提出什么”不同文化特色的市场经济“。我只强调，位于不同分工阶梯的国别市场，其参与交易的产品劳务，当然会有不同文化色彩与技术含量，但不能因此否认市场经济必备的要素或前提，也就是我说的“五毒俱全，缺一不可”（1私有产权，2要素市场，3司法公正，4民选政府，5言论自由）。按马克思《资本论》的市场定义，五个要素不证自明，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可如今参与交易的不同国家，并非都具备五要素，有的也许有名无实。比如咱们官媒，肯定会说，我们都不缺，只是带有”中国特色”，等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至于资本是否剥削劳动，我在《细说剥削根源》里也有分析，按照我的思路，结合孙大午提出的《“资本社会主义”梦》，只有垄断特权才是剥削根源，而受到法制约束的资本运作，从制度层面看，非但不会导致剥削，而且还有限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具体理由，我指出了三点：第一，剩余价值无限论；第二，劳动补偿道德论；第三，参与剩价瓜分论。具体细节，此处不赘。

由于全球化加速，五毒俱全的民主化市场经济，已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当初朱镕基签署入世协议，也承诺中国逐渐落实，一度让西方抱有幻想，最后希望破灭。中国非但不改，反而要按自己标准，改变世界秩序，使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总之，不守承诺，愚弄西方，乃党国高层共识，一贯如此，责任不能全由一人承担。邓李、江朱、胡温，习李，都有责任；如果再往上，还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至今犹记，当年尼克松访华，我们如何接受训练，编造台词，日夜排练，集体造假，愚弄洋人。总之，这不守规则，不讲信用，弄虚作假的恶劣习俗，大家都有份，谁也跑不了。

出路何在？呼唤新思维

还有人说“中国问题的焦点，就是解决一个人，只要习下某上，就能走出困境”，对此，我更不能认同。哪有那么简单？这不是单纯换人问题，更是换脑问题，如果没有指导思想与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就算换个神仙执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且不说，新人怎么产生，由谁推举，选择标准是什么？就说如今的党心民意（假定两者一致）究竟想什么？要什么？请问，谁能说清楚？

另外，我支持秦晖教授的意见，神化僵化马克思固然不对，全盘否定马克思也不对，特别是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教了一辈子马列公共课的我，思维惯性当然有，清醒头脑也不缺。六四屠城，中国社科院是重灾区，马列所长苏绍智，政治学所长严家祺，还有文学所长刘再复等人（都是我敬仰的大学者），都被双开，流亡美国。但他们并未放弃早年信仰，因为说到底，马克思的理论与方法，跟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否则，它就不会在欧洲有那么大影响力。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和社民党，无论执政还是在野，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别说，那些依然合法存在的共产党人了。

我跟他们一样，相信马克思学说是发展创新中的活理论，而非僵死的教条。比如《资本论》的亮点，在于揭示：财富来自人类劳动；其增长秘密，离不开市场交换与自由竞争。《资本论》当然有败笔和漏洞，剩余价值剥夺论（剥削论），工人阶级贫困论，对未来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空想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也不符合历史与现实，而且，一度导致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直到今天，继续在中、越、朝、古等地，阻挡市场化与民主化的顺利发展。对马列主义的谬误，该质疑就质疑，该否定就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做到，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另外，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缺乏深入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他更不可能预见到，他之后的100多年间，非但无产阶级专政一度成真，又相继失败，而且还出现奇特的历史难题：曾经消灭过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共产政权，又纷纷走回头路，试图重建市场，倡导改开，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条件，争论不休。

有人把市场条件，细化为许多内容，把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分权、自治、廉政、市场、议会、文官等等，全包括在内。但老关认为太过繁琐，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我说的“五毒俱全”（私有产权，要素市场，司法公正，民选政府，言论自由），只要有上述五要素，且货真价实，那么市场自身，不难发育出更加适宜的土壤和气候。至于五要素的实现，究竟是通过一帆风顺的和平改良？还是经历血腥动荡的革命突变？全看朝野上下的认知状态，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还有内外因素的互动过程，当然，也离不开机缘与运气的成分。这个题目太大，该文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讨论。

当然，如果深究，“五毒”背后，还有更根本的原因吗？当然有，比方有人总结，英国之所以率先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四个根源”：“器物源自制度，制度源自理念，理念源自文化，文化源自信仰”，最后归结到“基督新教”。该推论的始祖，应该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特别是他那本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当前世界格局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对顺利的国家，的确以基督新教为主要信仰。至于为什么，书里说的很详细，这里不赘。

不过我认为，信仰因素虽然重要，特别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但也不必过份夸大。就算信仰其它宗教的民族，也不得不朝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大方向走，因为事实证明，它是人之所欲，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什么民族文化与宗教传统，只要相信市场竞争，追求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就不得不向普世价值靠拢，过往的历史经验如此，今后的发展也不例外。如果咱们大多数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有这个共识，那么，中国的社会转型就会相对顺利，否则，陷入另一个治乱兴衰的历史怪圈，恐难避免。

这，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你准备好了吗？

2023年9月13号草于北京寓所

（“林副统帅”折戟沉沙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