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

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作者：顾土

“非毛化”是近来被不断批判的一种倾向，但在这些文章里，你会发现另一种“非毛化”，其倾向更为严重；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说法，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早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毛泽东，而是被想象化、片面化、碎片化、截留化的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叙述和评价，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属于贬低毛泽东、歪曲毛泽东、抹煞毛泽东。如果依照当时的罪名，应该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

1956 年以后的阶级斗争历史被淡化

评价毛泽东的革命业绩，不妨分为三大阶段，即1949 年夺取中国国家政权之前、1950 年至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7 年至毛泽东去世。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及其老战友并肩率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的历史时期；1956年之前，是毛泽东与多数老战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进入“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7年开始到最终，应该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既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时代，又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时代，更是全世界都无法复制的时代，当然也是毛泽东与绝大多数老战友逐步分道扬镳的时代。

古往今来，推翻一个旧政权创立一个新政权，在全世界不计其数。中国历史自成汤打败夏桀开始，每个朝代的开国之王或帝，都是开国领袖，也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都是在野或未当政的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的核心。在环境的逼迫下，在大军压境面前，在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时，很多措施和方式，属于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或是在特殊情形中的特殊举动，有些是迎合民心，也有些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顺应当时的社会诉求，还有的是出于对当朝者的痛恨和反叛而采取的对立手法。他们的口号、号召、说法、论说，是夺权舆论的一部分，是站在反对当政者立场上发表的说辞，至于能否兑现，是否表里如一，是否一以贯之，就要看他们取得天下之后的表现了。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就只是一种鼓动口号和夺权宣传，如果他果真打下了整个江山，这个口号能否坚持，就值得怀疑了。对于李自成夺权前和夺权后的所言所行，连毛泽东都很清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整风文件，就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1945年毛泽东与路透社记者的问答中阐述的那些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有实行，也没有想实行。其实，延安的很多做法和说法也只能产生在延安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后，有的不可能继续，有的也没必要继续，事实上也确实没能保留下来。总是叙述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来表现自己的历史，是模糊了特定场合和特定年代，最终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和诗情里的感怀。夺权采用什么方式，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直接攻取城市，仅仅是一种夺权的形式，关键在于最终能否夺取政权。只要夺权就是成功，与是什么主义、建立什么社会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先占农村，先占山头，再攻城市，也并不罕见，无法直接占领城市的时候几乎都是先占山为王。将一种作战方式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其实并没有将毛泽东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而只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而已。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追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的也是其愿望的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时期依照标准的说法，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一致性。而且，这一时期的目标只是推翻，完成的是改朝换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推翻之后建立的究竟是个什么社会，仍是个未知数，还要看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不能因此就说建立了什么社会。其实，近现代中国完成改朝换代的还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在完成改朝换代后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的治国意图恐怕到了台湾才结出了果实。

所谓过渡时期，很明显，是旧时代遗留和新时代创造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设想创立的社会，也不是毛泽东所想要保持的社会。最初时，毛泽东等人还设想这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最后却在短短数年内就迅速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应该说，既来自于旧时代遗留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来自于新时代创立的公私合营、国营和互助组加合作社，还有的是来自于两种体制并存而产生的效应。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其根本意图是要取消旧时代的遗留，而当时的那种并存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不过是暂且的过渡罢了。近些年，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时代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因为短短几年间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生产成就也特别明显。但这种说法实际却又是非常尴尬的，因为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时期，其中还有私营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巨大功劳，而且这一时期最终还被很快“过渡”掉了。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发表的文章，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思想来看待，不能作为1949 年以后27 年执政的整体思想来评价。因为涉及1956年后的说法和想法，还要看后来的执政历史和思想发展历史，比如《论十大关系》和1957 年初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多并没有实现，有很多还背道而驰，思想核心很快就转变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

1957 年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整整19年，是毛泽东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主要业绩的完成时期，更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治国理政思想独立发展形成的时期。但是，在很多批判“非毛化”文章里，在很多歌颂毛泽东功大于过的文章中，1957年以后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简单地以失误而蔽之，或者干脆语焉不详，甚或压根儿不提。

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历次政治运动被轻描化

在批判“非毛化”的文字里，毛泽东已经被退化成“开国领袖”，功绩也被矮化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了；就是说，将毛泽东的一生定格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史中。在中国历史中完成“国家统一”的大有人在，而且统一的版图还更大。民族独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即便抗日战争时期，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华民族就不独立，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亡国。依照现代革命传统的说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没有完全独立。可是，专制社会的人治、家天下、一言堂、株连、文字狱、刑讯逼供、权比法大，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而半殖民地的典型特征——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将受外国严重影响、被强国所制约也算做一种半殖民地，那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和制约又算什么？过去被我们称做“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等，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都不能算不独立；欧洲很多受强国影响的中小发达国家，从前深受苏联和中国影响和制约的越南、朝鲜、柬埔寨，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独立。其实，就像土地改革，有的政权采取和平方式，有的政权采取暴力方式那样，摆脱外国影响和制约，有的是一步闹翻，势不两立，而有的则是循序渐进，双方互利，但同样都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和平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更有益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更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国家比较贫弱时，为了国家建设和国民生活的需要，依赖外援，求助于强国，受相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在当代世界及其正常。这也好像自己强大之后，也会去影响、制约、援助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属于自然而然。

就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被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1949年以后的政权长期是阶级的政权，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导师，是阶级斗争思想的舵手。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正在被遗忘和淡化，一说起毛泽东的成就，几乎都在“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的那些事情里打转。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仅仅如此，那中共自成立以来几十年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红色革命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长达27年的执政历史，就难以解释了。因为这个党和领袖最初与最终的理想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从事的也是世界革命，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生前的一切言行中，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一生念念不忘的根本大业。不能因为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允许私人雇工了，准许拥有私人财产了，于是乎就将历史也改头换面了，只在那里说说建国大业了。

从批判武训开始，一直到文革，中国的政治运动紧锣密鼓，从未间断，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影响深远，直至彻底摧毁了文化传统，荡涤了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民族的精神世界，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了洗心革面的状态，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资源。这些由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指挥的政治运动，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影响上讲，才是毛泽东执政27 年的主要业绩，是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政治运动的起源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而不是什么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假如仅仅将毛泽东的业绩限定在开国，那他27年的执政历史就是完全的空白，而且是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变身为19 世纪至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绝不允许的，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变身，在毛泽东时代，其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其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直接对象，其人物叫做“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其理论依据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清除这些人物，恰恰是毛最后的革命。

批判“非毛化”的文章还将经济建设的成就、核武器、人造卫星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可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就始终在高度警惕并严厉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问路，始终是毛泽东批判的靶子；与刘少奇等人的决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与陈伯达等人的对立，1975年开始对重返政治舞台后的邓小平的严重不满，对周恩来的长期不信任，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即便提“促生产”，也是放在“抓革命”之后，而且是靠“抓革命”来“促生产”。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成就最大，尤其在斯大林去世后，经济建设更成为国家的重点，不但核武器世界一流，而且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等都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毛泽东所批判和痛恨的恰恰正是这样的苏联，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尽管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了，可却变修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语）

20 世纪，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修正主义，还是反修正主义，无论半封建国家还是全封建国家，除了短命的红色高棉这样的“彻底革命派”外，只要是和平发展时期，几乎都在进行经济建设，都在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还想干什么？只是有的成就斐然，有的一无所成；有的迅速腾飞，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比例失调，有的和谐发展；有的只顾重工业而荒废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的更加重视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评价这样的经济建设，重点不在有没有，而是达没达到自己国家应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毛泽东时代，报纸和文件几乎每天都在号召和炫耀钢产量，都在要求农业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可常年进展迟缓。农业亩产，不是虚夸就是停滞不前；钢产量，报纸宣传还总是用19世纪和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做比较，却不知道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发展速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被取消、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号召和炫耀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产量不但迅速攀升，还大大过剩了，卖不出去了，收购不了了！核武器也是20世纪人类的发明，但纳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些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在试验，都有成功或接近成功。其中有的是富国，也有的就是穷国，有的是不顾人民死活，有的是想征服世界，有的则是为一姓一家一个利益集团服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此外，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核武器或从来没想过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实力，从来也不弱于那些发展了核武器的地方，甚至更为强大。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要对打下工业基础和发展核武器的文革前17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到各阶层领导加以全面批判和揭露，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证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同样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其实，在当今那些批判“非毛化”的人群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视而不见，却只专注于社会的另一面。这不也说明他们更看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与科学技术？不然，为什么一谈到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时代，偏偏又热衷于拿经济建设说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深受苏联影响，得到苏联的技术、专家、贷款的全力支持。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那一套体制和思路并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苏联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在苏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政权，发展并奠定了那样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苏联，厥功甚伟。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一大批留苏学生回国，用苏联技术为祖国服务。他们的技术专长，正好迎合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求，对当时的工业基础建设和原子能发展贡献极大。没有他们，光靠工农兵的热情，哪来的成就？不幸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还含冤而死。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的最大经济手笔就是“三面红旗”，因为“三面红旗” 与旧中国毫无关系，也与苏联当时的影响没多少关联。说“三面红旗”是经济，还不如说是政治，因为在毛泽东的治下，经济也是政治。为了捍卫“三面红旗” 的果实，1959年庐山会议不惜对彭德怀等老战友开刀，打成反党集团，而“三面红旗”的后果，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在具体数字上各执一词而已。此外，毛泽东的业绩都是政治运动，最终出现了文革。有人说建设“大三线”是功绩，其实这是战备；如果不是为了战备，相信毛泽东也不会将工厂非要建到要什么没什么的山沟里去。至于石油开采、汽车工业，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发展的经济，而且发展迅速的也并不少见，不属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特有的成就。

谈历史功绩时不能只讲一种；讲一种就会顾此失彼，反而扭曲了历史。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从一战失败中彻底翻身，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但在政治上，却犯下了反人类罪，最后被人类所不齿。红色高棉在反对外来侵略时非常英勇，所以赢得了民心；但上台后对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最终被全世界所抛弃。

有的批判“非毛化”文章，一说到毛泽东的功绩就喜欢用“毛泽东领导下”，一到错误就变成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康生、四人帮或者当时的领导层都有责任。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出了问题，主要领导人都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的共识，而且早在20世纪就已经得到认可。不然，为什么那时候发生的许多不幸和灾难，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归罪于太后、总统、总理、执政、委员长呢？何况，毛当政的权威和声望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我们也一再歌颂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有些运动，比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成绩。可即便是成就，其中就没有严重负面的内容？任何政治运动，都是人治的结果，都是抛弃法制的产物。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运动中，冤假错案必然横行；在政治高压下违心作证，说假话取悦当权者，添油加醋揭发批斗对象，借运动挟嫌报复，不能不成为一大社会风景。那些在一边倒的政治情境下的揭发控诉有多少水分？那些没有申辩、失去辩护、缺乏专业素养的审案，能不误判、错判、胡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还有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他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对此前各类运动中的错杀、误杀不满，要求平反。他们的意见至今仍然认定是反党吗？以阶级斗争观念主导审判早在1950年前就已经盛行，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邵玉魁的冤屈便是明证。而这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式的侦破、断案、审判，实际上始终贯穿着改革开放前的所有社会生活之中。

反修防修这一思想核心和行动指南被彻底虚无化

今天讲毛泽东的业绩，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反修防修的内容。而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反修防修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不但主导着政治运动，也深深渗透在全社会的一切生活中。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紧密围绕着反修防修而进行，连“养儿防老”都改成“养儿防修”了；全国人民都会背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件件都在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彻底揪出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 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主流历史。可以说，失去了反修防修，就失去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完整的毛泽东，一个主要的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有歌颂毛泽东文章中认定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核心就是反修防修，行动就是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保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更重要，因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毛泽东时代人人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剥离了反修防修，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主要业绩，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基本。

反修防修思想的核心，就是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则是殷鉴。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走的道路，是毛泽东近20年始终不忘的斗争目标。苏联，正是在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的时候，被毛泽东认定为变修了。在毛泽东的眼里，政治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与不变修相比，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次要的。所以，用工业基础、军事力量等等来评价毛泽东的业绩，本身就是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相对立的，是对毛泽东政治业绩的根本否认。

1957 年之前，毛泽东文章不少，但很多说法都没兑现。如果真能依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说的那样，文革也不至于那么残酷无情。1957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但他的具体实践却表露出真实的思想和意识。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始终体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始终表达出反修防修的目的，始终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的各类最新指示不断通过文件或报刊文章发布到全国各阶层，引发全国人民的全力学习和深入贯彻，其中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剔除了这些内容，毛泽东的主要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生前最看重的成就和贡献如今正在被人虚无化，他不大在意或并不看重的历史正在被当做他奋斗一生的主要内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彻底转变为与孙中山等人一样的新三民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因为，他最在意的那些成就和贡献无不以失败告终，连最拥戴他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在他死后不久，就急匆匆抓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忠实信徒，赶紧结束了文革，转向了“大干快上”的经济建设。

他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的革命实践尽管名义都很新颖，但手法却是历史的老套路，家天下、一言堂、文字狱、株连、人治、抄家、游街示众，每一项在中国历史中都能找到无数的例证。而且在他的治下，还达到了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一概登峰造极。至于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等等，则来自于过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虽然都十分必要，但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欧洲国家的医疗保险全覆盖，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他都没有学习和实践，而是采用了最简单最容易最方便最讲阶级斗争也最无法持久的方式，比如短期培训赤脚医生、医疗队下乡、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参加运动闹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放弃学习下放生产第一线劳动锻炼、工农兵上大学、课本改用领袖文章和阶级斗争素材、文科大学停办，再加上对学术权威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批判，等等。结果，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至今让俄罗斯人民受用无穷，医疗保险全覆盖也成为当今中国的奋斗目标，而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实践已经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人才，还吸引了中国的青少年纷纷出国留学。

我想，若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有知，他最始料不及且最啼笑皆非的就是，今天他的很多信徒竟然都是当年应该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有老板，有亿万富翁，有走资派，有雇工剥削和出租房屋的工商业者及富农，也有各种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的人物。信奉他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找不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徐景贤那样出口成章、下笔有神的秀才，而都是些出口就骂、抬手就打的教授。而在很多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是一个大搞残酷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进行你死我活路线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毛泽东。这是那些不满现状者幻觉中的毛泽东。有人还以被他打倒的那么多人仍然信奉他为依据，借以证明他的正确和权威。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已经畅行了数千年，这并不能证明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民领袖的魅力。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些，不但适用于接班人，也更应该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身。但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很多思想都将自己彻底刨除在外了。失去了反修防修，失去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失去了不间断的路线斗争，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吗？

—— 原载 : 《记忆》2013 年11 月30 日第104 期
本站刊登日期： 2013-12-25 1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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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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