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唐君毅是個窮書生，窮學者，窮教授。死後，他的思想，中國大陸、香港與英美諸國，敬之為「唐學」。

生前，唐君毅從未出國留學，是個土產的知識分子。死後，他的學說宏揚於歐美，中國人敬為當代大儒，西方人尊為一代大哲、新儒家典範。

1949年，華夏板蕩，40歲的唐君毅逃難到香港，深恐中華文化在大陸斷滅，又眼見許多青年學生因為戰亂而求學中斷，遂與錢穆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志在接續中華文化命脈。

辦校之初，書院只是佐敦道碼頭附近中學租來的一間教室，但地方小不說了，還特別吵鬧。如此半年，只能到桂林街一棟大樓租下三個房間，把學校搬過去，讓學生除了上課外，勉強還有棲身之地。

然而誰都知道，沒有錢難辦事，況乎興學。唐君毅窮，錢穆卻也兩袖清風，他們找來教書的張丕介，同樣口袋空空。這三個人只好一邊到別的中學兼課，一邊投稿到報刊，再把束修和稿費轉而用在新亞書院的校務上去。

饒是如此，錢終究不夠用，辦學的開銷永遠大於他們的收入。勉強支撐到1950年代初，唐君毅只好寫信向人在台灣，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求助。未幾，他們收到了台北轉來的機票，說是蔣總統很想就中華文化道統一事，向兩位先生請益，可否赴台一談。

自此，香港新亞書院每個月都收到蔣介石資助的3000元港幣，讓唐君毅和錢穆多少不必再為經費所苦。

毛澤東在大陸發起「反右整風運動」，大舉整肅中國知識分子，憂時憂國的唐君毅遂聯合錢穆、牟宗三、張君勱，於1958年共同發表震驚西方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此後20年，唐君毅除了孜孜於新儒家學說的著述之外，凡赴歐美和來台講學，無不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

他的思想，歸宗儒家，兼攝古希臘以降的西方哲學，以及印度宗教學說，堅決主張縱有民主與科學，仍必須收攝於心性之歸源──人性與道德的糾葛和悖論。儒學非但不可因此而廢，反應兼容並蓄，與時俱進。

唐君毅的一生，只做這一件事。

唐君毅的一生，在大陸住了40年，香港28年，其間來台頂多擔任客座教授。工作完成後，旋即返港埋首書齋。但他的墓園，卻是依據他的遺囑，安置在台北淡水河畔的觀音山上，因為這裡可以遙望大陸故鄉，心繫中華文明。

生前，唐君毅在物資上從未富有過，但他安貧樂道。生前，唐君毅待人謙和，極具仁者風範，但在亂世中以一士之諤諤而頂天立地，則表現出大無畏的智慧與勇氣。

生前，共產黨憎惡他，香港收容他，蔣介石敬之為當代國士、一代儒學大宗師。

但自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這一情勢卻倒過來了。

30年來，大陸不但極力鑽研唐君毅的學說，稱譽為在孔學之外，唐學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唐君毅的故鄉，四川宜賓，每年都會在他的生日──1月17日這一天──舉辦學術研討會，並且在2003年成立「唐君毅研究所」，感念他對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