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在巴黎「自由谈」沙龙演讲（安琪摄于2022年10月14日）

 

近三十年来，在重经济轻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中，普世价值断崖式崩塌，掌控可支配资源的权力肆意膨胀，精致的平庸让生活意义尽失。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今天，不论你是否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诺大的公共舆论场之中――这是一个罗生门时代，各种信息真假难辨，对立的国家、组织或个人，都处在一个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的状态，大量谎言隐藏其间，思想断裂和语言的碎片化甚嚣尘上，真相被吞噬了。

 

恰因此，始于1996年4月的巴黎「自由谈」沙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张力。鉴于人们对公共舆论的疲倦感，沙龙也被寄予更高的期待。在这里，不论你是谁，演讲时，都会考虑你想要给听众留下些什么。一句话、一个思路、一种令人回味的思辨，抑或一场艺术审美之旅，都是巴黎「自由谈」沙龙想要的样子，也是对主讲人心照不宣的期许。那种相当然地夸夸其谈，十场百场都一样，缺少思想深度和创意的演講，在这里是立不住的，大家或许会“慕名而来”，但散场即忘。

 

2022年10月14日，胡平先生应邀莅临巴黎「自由谈」沙龙，做题为「在历史的拐点上――中国崛起的全球化效应及思考」的演讲。这是时隔近20年之后（2004年5月10日）胡平的第二次沙龙演讲（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台湾主体意识、台独意识与中国文化」）。

 

再次听胡平演讲，观点明确，点到说透，尽管内容大都并不陌生，但当面听他举一反三、旁征博引，仍不乏亮点。此期沙龙，有几位 “名嘴”在座，大家各抒己见，有的甚至“借题发挥”，气氛热烈。本来没想写什么，但沙龙讨论中胡平欲言又止的踌躇，引起了我的追问：胡平说出了他的所思所想吗？他在忧虑什么？民联40多年，民阵30多年，中国海外民运活动家、思想家都做了些什么？

 

在此基础上，重新阅读胡平的著述，纵观整个海外中国民运的作为，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起伏变化，就有了这篇由胡平的沙龙演讲引申的述评与思考。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于北京，长于四川。文革初始的1966年高中毕业，期间他曾自办小报转载遇罗克（1942－ 1970）的文章，由此开始了自觉的个体反抗强权的非凡人生。

 

作为1966年老三届高中生，胡平1969－1978十年间，五年下乡插队，五年返城当临时工。家庭和个人经历让他产生了 “对于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与恐惧，”和“对于人的理性与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胡平说：“出于对以言治罪这种政治迫害的恐惧和反感，我开始领悟到限制专横权力的必要和保护异议的必要，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言论自由的概念。”

 

1978年秋，胡平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获硕士学位。1979年他投入民主墙运动，同年，在民刊「沃土」发表长文「论言论自由」，被誉为“当代中国人权宣言”，成为经典文献。

 

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遇罗克因「出生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后，有这样一种觉悟和胆识的人，凤毛麟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955－2017）称自己在大学期间就受到胡平的启蒙，他说：“胡平的名字就象征着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启蒙”。

 

胡平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当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1987年初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曾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先后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任主编。现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

 

我与胡平相识于1989年9月巴黎民阵（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之时。当时胡平作为民联代表从美国赶来参加大会，他的文章「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是第一篇“反思”八九民运的文章，引起大家的关注。在拙著 「痛苦的民主」中，谈到民运内部的派别问题，胡平的“派别公开就是‘吵清楚’”，一句话，就说在了点子上，指出了民主运作与极权专制的不同。对国人来说，民主又何尝不能“吵清楚”呢？不仅仅在“圈内吵”，还要“放开吵”；“吵”出“圈子”、“吵”出“国度”、“吵”向世界、“吵”出真理。

 

遗憾的是，是时，上百名八九流亡者大多处于悲情之中，一些流亡“精英”在西方媒体的光环笼罩下飘飘然不知所以，什么都没来得及尝试，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吵清楚”的时机。而胡平，一如“民主墙”时期发表「论言论自由」一样，依然声单影只，和者寥寥。

 

1990年我对胡平的访谈，题目便是「孤独的自由主义者」，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多年来，胡平 这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坚守和作为，其特点是不倦思考、理性反思。胡平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论言论自由》（1979）、《中国民运反思》（1992）、《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2016）和《要得公道  打个颠倒》（2021）等。其中有的著作被译为法文。

 

坦白地说，胡平的哲思和他的政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说，他不仅是一位孤独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思想领域里的孤勇者。星星画展代表人物之一、旅法艺术家王克平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胡学热”。静而思之，中国思想界说到个人主义之父，必谈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洛克；说到「论自由」，必是19世纪的密尔。他们固然是思想的巨人和灯塔，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当代中国在严苛周密残酷的共产极权专制下“磨炼”出来的自己的洛克、自己的密尔呢？我们既不傲慢，也不妄自菲薄。我们的目光，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我们同时代人的身上呢？

 

当然，在网络自媒体泛滥，舆论场域变幻莫测、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日渐弱化的当下，胡平和胡平们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更为广博、更具人类思想本质的认知和创造性思维，以企超越洛克、超越我们自己。

 

那么，胡平和胡平们还能走多远？有原创性思想吗？是什么？

 

 

“在历史的拐点上”

 

胡平在沙龙演讲中引述美国总统拜登较早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主题发言说：美国正面临历史的拐点，世界也正面临历史的拐点。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它将塑造我们的世界，塑造未来几代人指导世界的价值观。拜登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全球斗争”。

 

斗争的焦点，就是价值观的冲突！

 

回顾历史， 1989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和全民声援绝食学生的场面，感动了世界；一方面是“ 六四”屠杀震惊全球。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同仇敌忾，声讨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由此，西方媒体开启了每年报道一次中国“八九六四”的模式，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此期间，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遗憾的是，应运而起的中国海外民运中的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热衷于大呼中共一党专制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而不去追问为什么？一时间，预测共产党何时垮台的声浪此起彼伏，衍生出谁来接班的诱惑膨胀了隐藏在心中的“小毛泽东”（刘宾雁语）的勃勃野心，人性陷落了――他们比资历，看来源，体制内优于体制外，“新反革命”（八九流亡者）轻视“老反革命”（指“民主墙”一代），彼此封官许愿，排除异己，在很短时间就演完了一出海外民运由盛到衰的闹剧，失去了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令人扼腕。

 

事实正如胡平所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料，被称为‘中国奇迹’。”同样超出预料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它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反而变得比以前更专制更蛮横，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自由民主普世价值遭到严峻的挑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邓小平“九二南巡”是一个转折点，他强调“改革就是硬道理”，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六四后的低潮中激活了。胡平指出，这里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通过物权法，重新承认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重新进入到经济全球化。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1948年签订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发起国和签约国。说明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是早在共产党革命之前就有的，是共产党先用暴力消灭了所有人的私产，把它变成所谓公产，然后回过头来，又在暴力的保护之下，把名义上属于大家的公产，变成几个人的私产；而现在把变成私产的，又整回来了。同一个政党在五、六十年之内把两件相反的坏事全做了。中国这种“专制领导的改革，让党委书记组成董事会，党委书记就成了CEO，一步到位就完成了资本主义，不需要经历那种把原来的资产切成零零碎碎的重新组合、重新分配的过程”（胡平语，下同）。

 

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这就是低人权优势。

 

所谓低人权优势，就是专制优势。不可否认，在经济崛起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价值观随之混乱了。三年的新冠疫情及其清零政策，让中国人尝到了低人权优势的恶果――把人不当人，对生命没有丝毫的敬畏感，没有个体尊严，没有安居乐业的权利，这是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们所难以想象、非常荒诞的。这种低人权优势带来的恶果，于国于民都是致命的。

 

然而，当时的中国，随着经济崛起全方位地进入国际视野，其重要性与1989年成反比。“正是这样一种结果，反过来鼓励了当时采取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比如所谓的制度自信，靠这种最野蛮、最不人道、最不人性，最没有天理的这种办法居然把它搞好了。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六四镇压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了”。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in 2023）显示，“世界各国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总体水平连续17年发生衰退，其中，中国排名仍垫底，也成为连续五十年都在‘不自由’之列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讽刺的是，在这种情势下，此类年度调查报告，公布了又如何？

 

问题在于， “中国奇迹”为什么可以畅行无阻地发生？其更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重标准和双向“第三世界心态”

 

在经济重于政治的后冷战格局下，当价值观不再与经济利益挂钩时，西方国际社会的迟疑、暧昧，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当政者的专制野心。我们知道，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迫害政治异议人士时，还要和国际社会打“人权牌”，玩“捉放曹”游戏；近二十年来，双方连这点遮羞布都不要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囚至死，明确显示普世价值前所未有地遭到了辱没。

 

胡平举例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Lynton Blair）就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自然而然的，是合理的。他当然知道中国现在远不是自由民主，习近平上台以来又那么严厉，但是布莱尔认为这就是中国啊，中国的文明和我们的文明就是不一样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去改变中国。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学会和这样的中国和平共处。这就可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再认为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在中国也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不愿意、也不可能去推动中国朝这方面的转变。

 

再例如，2010年刘小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评委会在发言中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促进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国的重要贡献不可磨灭。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着13 亿人口的中国肩负着人权的命运。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否则，就可能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四起的险恶局势，从而产生危及整个世界的消极后果。”

 

胡平分析指出，诺贝尔委员会肯定认为，“中国做的这么好了，完全可以在人权那里做出改进嘛，得到人民的支持应该不是问题的。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屑一顾了，因为它自己很清楚：我们之所以能搞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得下去啊。你要叫我们不坏了，那我们这块没法好了。所以到头来，中国政府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宽容，更柔和，相反它变得更坚硬，更专横。”

 

实际上，西方社会这样一种以第三世界眼光看中国的习惯由来已久，是一种与鸦片同工的傲慢功利主义，潜意识中仍置中国于第三世界；而中国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缺少独立思考和公民意识，从某种意义上“坐实”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

 

这里补充一个认知误区，胡平曾讲到一个细节：“列宁有次在讲话中说，‘我们跟西方打交道时，遇到困难，资本家会把东西卖给我们的，会把他们的绞索都卖给我们的’。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资本家就会那么傻，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摆着给自己掘坟墓都会干。列宁讲的就是这个逻辑，即资本在相当时候为了追逐利益而不计其政治后果。”

 

反过来说，这恰恰也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是因为他们弱，而是相反，他们太强，并且有底线，不会置被专制碾压的个体生命于不顾，他们有示弱的勇气和自信，即民主机制，因此能不断地自我纠错。不看到这一点，而到处挥舞大棒，狼烟四起，是愚昧无知地自设陷阱。

 

“文革化”人格与共产党文化基因

 

如前所述，八九之后，柏林墙倒了，苏联解体了，中国政府受到全世界制裁，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发生深刻动摇，但是声势浩大的海外民运却没有顺势而起，反而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从拙著「痛苦的民主」（1989－1999）到现在，亲历和体验证明，问题出在人本身――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异议人士，不论立场如何，灵魂深处的共产党文化基因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

 

其实，现在说的反智，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多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如党内大清洗和延安整风运动）。1949年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将这种反智转换成恐惧文化，蔓延到全民。比如伴随各种政治运动的洗脑教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管控，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街道居委会、村委会，渗透到基层每一个角落，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结构。生活在恐惧中的芸芸众生，近乎原始的条件反射式自保，形成了“文革化”人格，“他人即地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人类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被泯灭了。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文革浩劫后的1978－1989年的十年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救党救国”运动。邓小平走上前台，利用“民主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毛迷信”，用“猫”论淡化“政治挂帅”，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成功地确立了他的强人统治，中国开始淡出全民政治，走向经济改革。

 

1980年代的文化热，一些文化精英张开双臂拥抱蓝色文明，本应反思批评共产党文化的，却拿传统文化“祭笔”，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传统文化不由分说地成为共产党文化的替罪羊，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这不能排除他们自身共产党文化基因在作祟。

 

同样，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中国既得利益者群体中恐怕有不少人暗中期许，自己就是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邓小平不经意地以邓氏“实用主义”，让理想主义者的思路转了个弯，自此，“向钱看”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游行大典，北大学生出其不意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对邓小平的感恩戴德。共产党政权的“纠错”，成功掩盖了“谁之罪”的追责。

 

自此，邓迷信开始了，埋下了六四屠杀的伏笔。

 

这样的背景下走出国门的民运人士，与共产党同根同源，思维方式，语言一脉相承，不知民主为何物，突然“空降”在民主国家，迷失狂妄、不知所措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海外民运的两个致命硬伤：体制内、外之分和新、老“反革命”之分，以及由此来攀比，看谁“更正统”、更具“话语权”，使得海外民运组织的运作与自由民主机制相去甚远，一开始就陷入了权力之争的泥潭。而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无知和排他性，耗损了得之不易的支持、声援，错时了许多良机。例如在1989年9月22日民阵成立大会上，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派代表出席开幕式，这是中国海外民运距离瓦文萨最近的一次，却因“敏感”而“闪避”了。在这一点上，他们自觉地站在了共产党的立场上，直接传承了共产党的做法。对此，胡平曾反问道：“如果有了瓦文萨，你会去拥护他吗？”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首先，不从制度上找原因，而是在权力高层分好坏，以面谱识人。其次，总是做短期预测，象说书先生一样“断案”：从八九流亡之初至今，海外民运一直循环往复，念念有词的是：共产党快下台了，我们的班子还没准备好；邓小平快死了，我们该回去了。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中共最高权力更替一届又一届，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这种“老调子”却唱个没完。第三，从全盘西化、全盘接受，到多重标准和“两个凡是”，完全被困或自陷在他们曾经反对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老套子”里。同时，对平反的期许，毒害着自己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一些所谓“精英”，或成了“英雄残废”，或成为用华丽西方文明包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前者沉沦于当年的“光环”而自生自灭；后者则不断设计其“政治名片”，用心“打造”个人经历，心存侥幸地期待某一天以“新权贵”或执政者“同盟”的身份“荣归故里”。

 

在这种情势下，海外民运错失并罔顾了与国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机会。“我们变成了我们曾经反对的人。我们成了自己的反对派。”

 

胡平痛心地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40多年的光阴。

 

 

 

本是同“基因”，那厢又若何？

 

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常态是克己复礼，不偏不倚，不问是非。这种 “生活哲学 ”，在中共治下的各种政治运动的高压整肃下，中庸变平庸，变相地颂上媚俗蔚然成风。

 

客观地说，1978年「民主墙」运动是中国有识之士“以身试法”的一次举义，尽管很快就被整肃了，但其精神内涵影响深远。稍后的「星星画展」可以看作是「民主墙」的延续。邓小平利用「民主墙」推翻政敌后，立刻翻脸镇压「民主墙」异议人士，他们入狱的入狱，飘零的飘零，形成了邓式隔年一度的反自由化政治运动（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模式，这样一种“不确定”性，阻断了中国有志之士系统地研究实践民主之路的探索，反向激发了一种“名人效应”，天生缺氧的中国知识阶层“范进中举”式的魔怔笼罩着整个八十年代，虚幻理想主义盛行，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句口号均可成名，一时跟风者众，缺少理性和独立思考。1989年4月22日三位学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的悲情，是一个缩写，凝聚了那个特殊年代缺失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形态。

 

持续到“八九六四”二十年后的2009年，央视某记者以“认识的人，了解的事”为题的5分钟演讲，激情、文艺、真诚地力赞时任总理温家宝，获得“爱国演讲”特别奖，也获得海内外异议人士的掌声。这里，我无意批评演讲者本人，只是谈一点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我认为，一介记者，将角度定位于最高权力者一侧，对专业媒体人来说，不论初衷如何，都是不可思议的。这里所传递的，仍然是“皇帝不好臣子好”。从朱镕基的“棺材军令状”（当年初任总理的朱鎔基豪言带100口棺材去闯地雷阵，99口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到温家宝送给路边一位老农民500元人民币的“棺材”钱（演讲中说这位老农民因没钱看病，只好把自己的棺材拿出来卖），不经意就掉进了这样一种权力者的“道德媚术圈”，没有涉及理性律法和改制等关键话题。而这样一种或许有违演讲者本意的“成功捷径”，蒙蔽了记者的崇高，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传达记者的正义或情怀之一二。这种情形从另一个侧面显示， 1980年代崛起的追求新闻自由、坚守本分的媒体人，如履薄冰，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边缘化了。

 

之后的“江爷爷”（江泽民）、涛哥（胡锦涛）、习大大（习近平）等等，这些貌似来自民间的所谓“昵称”，近乎夸张的情绪表达，矫情谄媚，营造出一种蒙胧暧昧的盛世“帝王”的亲民气氛。

 

这是一种顶礼膜拜“症候群”，深深扎根在中国“跪文化”中。在江泽民去世后的哀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殊不知，继承六四衣钵上位的江民，他的最大功绩是挽救了“党”和“党国”；其核心思想是“三讲”和“三个代表”；直接后果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化，普世价值观趋于“清零”。

 

不可否认，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开始从饭桌上扩大到衣着仪表，以及人的生态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改革始于民间社会，首先是“穷则思变”的中国人自主发生的变化，只不过当时处于政权交替中的当政者没有顾得上干预而已。但是很快，自江泽民开始的“坏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迅速升级发酵，直接收复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创造的巨大经济“红利”， “红二代”占领资本，直至渗透在香港金融房产文化娱乐等各个领域，按下了“香港之死”的倒计时，并很快达到了目的。这就是江泽民留下来的遗产，就是祸国殃民，并在习近平时代发展到了极端。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尝试的现代性追求，就这样昙花一现，被专制统治下单向型经济改革的浪沙卷走了。

 

对中国情有独锺和远见的第一代法国费加罗报驻中国记者沙博伦先生（Jean Leclercdu Sablon, 1942-2012），在2002年出版的「谎言帝国――中国日志1970－2001」（「L’Empire de la Poudre aux yeux ――Carnets de Chine 1970-2001)」）著作中，及早指出这一深度危机，却如空谷足音，寂寥无声，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活跃于话语平台的中外专家学者们，跟上他的认知，晚了将近二十年。

 

 

脆弱的公民社会

 

 

在沙龙讨论中，旅法资深学者陈彦从历史角度分析说： “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一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改革后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即政治民主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到最后就推动了从英国开始、然后到法国、到全世界，成了民主国家走向民主的这样一套机制。而且这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制度，整个公民社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比如19世纪的欧洲社会并不完全是民主社会，但是它的空间很大，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的政府在那里统治压迫，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但中国则不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公民社会被压抑的状况。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可以发芽，但发了芽以后成长不起来，这与西方和我们自己的期待是相反的。而这一切的落空，就是中国的现行制度造成的――它不是一个一般的专制，它是一个极权专制。极权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就是所谓的党天下。这是一个新的状况，如何演变，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不能说最后胜利在哪里。我们看到，现在在这样的高压之下，用疫情这个最残酷的、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办法来压制社会，但还有人爬到天桥上去挂横幅，这是地火运行啊，是压不住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在什么形势下、如何爆发，虽然现在难以预料，但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完全不可能再重新启动公民社会基础建设的时候。”

 

有一条颇为流行的悖论认为：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获得权力，尽量站在权力的最高端。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入仕”观。也因此，中国许多“进步人士”都想在“体制内”寻求发展，以为可以改变什么，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却被改变、被影响了。因为权力的最高端如金字塔一样，只能容纳极少数人。当你突破重围爬上去时，或者已精疲力竭，除了守住得来不易的权力，无暇他顾；或者初心不再，在权力场的高光角逐中，人随之飘然于尘上，以权易权成为重中之重；还有一种以妥协换来的权力，最终为权力所陷，成为专制的阶下囚和替罪羊。缅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季的起落跌宕即是一例，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被边缘，蹉跎十年，抱憾终生，也是有志青年进入体制内最终被消融的一个典型。

 

不仅如此，那些原本在“体制内”获得高位的“大胆放言者”，也多是不在其位时的所为。真实情形是，他们在任时，什么都不说或不敢说，失去了许多或许有可能改良社会的时机，而离退休后都成了“敢言者”。于当政者，他们“无职无权”，“人微言轻”，只能争得“噱头”，博得社会掌声，最多落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善”，给自己“善后”；于民众，他们曾经的光环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的“话语权”依然有蛊惑力，这恐怕也是当政者睁只眼闭只眼的原因。在这里，也有少数如「思痛录」的作者韦君宜（1917－2002）的反思是剐骨疗毒、触及灵魂的。其他许多人，一边继续享受着特殊阶层才有的优渥丰厚的离退休“ 津贴”，一边发出所谓批评的声音，有正面作用吗？有，微乎其微。但负面作用则不可忽视：看似好象“为民发声”了，让人们觉得“党内有好人”，他们肯思过，肯改变――实际上这是偷换概念，客观上转移了注意力，受麻痹的人们只顾为他们喝彩，而忘记了自己的诉求，虚无了问题的本质。必须明确指出：党内当然有好人，但当这个“好人”为“党”所用时，他已经不是一个个体的人了，而是“党”的工具，是参与专政机器运作的一颗螺丝钉。就象那些热衷于在前总理李克强身后发“好人牌”的“同僚”和引为同人者，如李克强在天有灵，该会是多大的嘲讽和不甘啊。

 

由此可见，中国公民意识的真正觉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百年前的青年志士相比，我们应该反思。

 

胡平早在2005年就撰文指出：“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流亡者们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他同时慨叹“海外流亡者难以承受之轻”（胡平「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个中的期许和无奈，真实表达了海外流亡者的困惑。坦白地说，这种“群体”，类似于时代潮汛，看似声势浩大，却潮起潮落，经不起大浪淘沙，难以有实质性的建树。

 

值得反思的是，从1919年到今天――五四先輩和六四后輩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对比所受教育和历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前者没有共产党文化基因，后者则被洗脑毒化深矣。

 

众所周知，自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时期，受甲午战争影响，蒙国耻思变革的诉求在中国各界、特别在中国知识阶层非常普遍，各种外来思想诸如新政、宪政、基督教、进化论、德先生、赛先生、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被引进中国，与国内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反儒家思潮等相呼应，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称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白话文刊物、各种团体、组织和文艺社团层出不穷，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陈独秀、李大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稍后新文化运动分化为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和参与政治的左倾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1920年，陈独秀带着由他创办的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转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后因反对第三国际而加入托派。尽管陈独秀思想多变，但他反对独裁政治的初衷始终如一，其政治生命艰险复杂，先后被共产党开除出党、被国民党关进大牢，因与托派政见不同而受到排斥，贫病潦倒中不失气节。曾与他分道扬镳的胡适称他为“终身的反对派”，“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同时期以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著称的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推动教育改革， 主张“教育独立”、“兼容并包”，倡导美育教育，向西方学习。据资料统计， 1919到1920年两年间有1200人到法国留学，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用庚子赔款的钱，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学生。1921年蔡元培出席在法国里昂建立的中法大学奠基仪式。

 

蔡元培先生的师夷救国，而非师夷治夷的教育理念，是一种极有远见，极其开放的现代意识，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他们无愧于是推动中国历史灵魂人物，值得我们铭记。

 

年前，在法国蒙达尔纪（Montargis）市的中国勤工俭学纪念馆，看到中共早期发起人在法国的奋斗历程，令人感慨不已。即使拿中国异议人士与百年前“勤工俭学”者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不认识到这一点，不从自身找原因，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将永远遥不可及。

 

百年前的中国有志青年，首选法国作为勤工俭学、追寻救国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有三：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巴黎公社的故乡—临近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

 

中国实业教育家，前清帝师李鸿藻之子李石曾（1881-1973），于1903年初旅法求学，先后在蒙市农业学校、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巴黎大学理工学院学习，研究生物进化和哲学，并发表他的法文专著「大豆」，是最早在法国发表学术论文的中国人，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一战后李石曾在法国开办豆腐工厂办学校，“以工兼学”、“勤工俭学”，不仅让工人得以接受教育和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也帮助当地一些战后饥不果腹、生活陷入困境的法国居民。他并与蔡元培于1920年在法国里昂创办了中法大学。

 

革命家的“地标”吉公园一隅，是倡导者的集会遗址。1920年夏，向警予、蔡和森在这里发表演讲，提出了建党主张。从相关资料和合影看，与会者多为家境比较殷实的世家子弟，他们神情虔诚、纯真，散发着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精神之光。蔡和森一到法国就“猛学猛译”（学法语，译「资本论」），边译边印发给大家阅读。向、蔡这两位革命志士回国不久，先后遭国民党杀害。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邓小平，曾主动辞职，拒绝工作。记载显示，17岁的邓小平觉得劳动强度太大，便毅然向资本家说NON，这对当时的资方来说，是十分罕见的。据说邓小平享受了5个月每天5法郎的失业金后，另找了一份在橡胶厂的工作，从中可看出邓小平不卑不亢的个性和目的性明确的实用主义特点。他执掌大权后从“毛论”（毛泽东思想挂帅）转向“猫论”是这一实用主义的一个大手笔。但显然，仅此是不够的。

 

局限与困惑

 

相比之下，我们出国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一句话：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中国流亡者的“政治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打着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底色，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困境有三：

 

1、 受制于自身的局限，难以超越。我们曾处在一个无处不政治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的就是洗脑教育，恐惧让人们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反红旗，阅读大毒草是为了批判大毒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谁也搞不清楚你究竟想说什么，所有这一切久而久之融化在血液中，即便在反对派的声音中，用的也是共产党语言及其思维逻辑。

 

当然，洗脑也分自觉与不自觉。大多数人是内在拒绝，外在随大流；少数人是内在接受，外在积极相应。讽刺的是，这类人在自由国度也是如此，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总是跟着“主流”意识形态走，我视他们为永远的“政治雷锋”。

 

2、 受制于外部环境，缺乏广泛的舆论空间。他们对抗中国极权专制的主要做法，是利用所在国的媒体发表政论，但由于语言问题，许多情况下是在海外中文同人媒体平台发声。如流亡作家苏晓康创办的「民主中国」，由纸刊（1990－1996）转为网刊（1996－）；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创办的「新世纪」（New Century Net，1996年－）；原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担任发行和主编的「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创办于2008年）。始于「民主墙」的「北京之春」（1979－1982），1993年创刊于纽约，2010 年转为电子刊物；「中国之春」（1982-1996），以及流亡记者何频主办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1991年创办于加拿大多伦多，1993年总部迁往美国纽约至今）。这类声音通常是被禁在“大墙”外的，只能在海外华文世界传播。在20多年的“海归潮”过程中，自胡锦涛时代迅即发展起来的海外大外宣，五毛媒体、孔子学院，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后盾，侵入华文世界，在技术和资本双重裹挟之下，上述非盈利或半盈利的网络平台的大多言论只能在“自己人”和极少数“越狱者”之间回旋，缺乏更为广泛的公共舆论场域。

 

3、「启蒙」式演讲。海外中国流亡者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到处演讲。主要对象是那些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却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或跟风的外国人。

 

坦白地说，这类演讲，大多处于“启蒙”阶段的简易ABC，缺少思想张力和前瞻性，所获甚微。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启蒙”的格局日渐衰退。基本常态是根据国内的突发“事件”发声和预测，成为到处“补洞”应景的“算命先生”。这样一种“祥林嫂式的碎碎念”，与“开智”无关，毫无思辨可言，自然没有“人缘”，不可能擦亮西方社会那些被中国经济的崛起冲昏头脑而蒙蔽的双眼，久而久之，演讲者的深度和思考力日见消解而不自知。

 

笼子里的反抗，是戴着脚镣跳舞。中国异议人士，由于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不自觉的“自律”，让自己“适合”某种“套子”，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自由了，依然如此，思想的一部分已因长期内外封锁而生锈，即使有闪光点，也被自身的积淀所遮蔽，无法发光。从某种角度讲，这里不无一种“两相情愿”的无奈与默契。

 

胡平这位中国前卫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国内欲言又止，出国后不幸也不得不面对这种尴尬状态。作为远离故土的理论家，胡平在海外中文媒体平台上，算得上是谈论“中国问题”的“台柱子”之一，广播、视频、访谈应有尽有。多年来，胡平象布道者一样，来者不拒，每次都能应对各种问题，侃侃而谈。不难想像，在语言碎片化的当下，收效是令人遗憾的。

 

所幸胡平是警觉的和明智的。在许多人精力耗损，鲜有深研那些成功或失败的社会现象，并从中找出对于中国的民主有所裨益的东西时，胡平依然坚持独立思考，以文字弥补演讲难以企及的思想和创见。他的许多著作，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其论说充满哲学思辨，深刻透彻，直面专制强权，决不苟且。

 

舆论场的转型与「论言论自由」

 

应该说，当年27岁的遇罗克因言获罪被枪决的震慑力是强大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胡平书写「论言论自由」，无异于火中取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争取那少得可怜的话语权，胡平尽量以被普遍洗脑的国人所熟悉的语言去写「论言论自由」，他的这种“自律”式写作，引用马列主义的词语做包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政审，公开发表。

 

这里有两个亮点：其一，胡平推出了“言论自由”这一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关键词；其二，在许多人还分不清“权利”和“权力”的时候，胡平发出了“我更关心的是权利”的声音，仅此，胡平就堪称为一介勇士！

 

与会法学博士、旅法资深媒体人龚克就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提出了舆论场的转型问题。他说：“我们都知道您当初的成名作就是「论言论自由」。当然这个成名的时间已经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七十年代您的想法对于整个八、九十年代来说，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舆论场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舆论本身起到一个颠覆性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今天我们重新来审视「论言论自由」，比如说如果您重新写一遍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章节？”

 

胡平的回答是深思熟虑的。他说：我曾在文章中追问“自由以后又如何”？在西方民主社会，没有人因为发表言论就坐牢，仅这一点就比没有好得多，所以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其一：担心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可能形成舆论的多数暴政――即自由讨论形成的主流舆论。这种主流舆论，可以对有些人很不宽容。虽然没有人作案，没有人为此而坐牢，但你感觉到你在受伤、在被排斥，而且还没有发泄的对象，这真的很难受。第二：更危险的是舆论变的完全碎片化，各说各的，我不听你的，你不听我的，变得很任性。这种时候，哪怕一些冷静思考、说得很充分的道理都没人听，这就可能达到高度分裂，而且可能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孩子，对年轻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教育。当你在一个完全是自媒体泛滥，可以不吃这一套的时候，这种教育还能不能搞得下去，就是问题。

 

有感于中国年轻人是否作为的话题，有艺术家指出：中国80后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说法，不能小看年轻人，不要老是把东、西放在中国来考虑，应该考虑我们怎样提升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了，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帮助，很真实具体。中国年轻人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他们有全球视野，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同步的。艺术家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

 

更有人意犹未尽，在稍后的交流中说：这些年轻人給国家和民族“断后”，悲壯史無前例，是当年的王丹、柴玲、吾尔凯希無法相比的。是的，国内近年频遭打压仍此起彼伏的维权律师，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引发的“白纸运动”，显示出中国80后、90后，甚至00后有别于前辈的不愿当“韭菜”的独立精神和思考力，以及中国人自救的希望。他们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超越海外民运的新生代力量。

 

对此，胡平和胡平们 “有新的思维和理论架构吗？”――沙龙提问，一语中的。

 

超越“启蒙”，不问东西

 

综上所述，海外民运作为整体悲而不壮，作为个体则泣大于歌，究其原因，这是一批被洗脑、被异化的流亡者群体，他们虽然逃离了故土，但他们没有真正逃离“共产沉船”，一直陷入灵与肉的挣扎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

 

客观地讲，不仅是中国，古今中外，那些因受政治迫害而飘零的异议人士，大多被淹没在悠悠岁月中，成功者屈指可数。法国19世纪文豪雨果因反对拿破仑三世而流亡他国，受特赦也拒绝返回，直到拿破仑三世下台，他才凯旋而归，受到法国人民由衷的爱戴，甚至至今仍被坐落于法国前殖民地越南胡志明市西北部的高台教尊为“三圣”之一（另两位是孙中山和越南诗人阮秉谦）。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另一位英雄般回归故土的流亡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晚年却因大俄罗斯主义的爱国情结与普京握手言和，陷入了自己的“良心桎梏”，令人唏嘘嗟叹。

 

旅美政治学者吴国光先生2022年5月在巴黎「自由谈」沙龙上率先提出了“亚流亡”概念，旨在“建设一种‘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融入西方文化，融入全球这样一个普世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同时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的华人精神文化共同体。”吴国光指出：所谓“亚流亡”，“指非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故土移居他国的同胞，基本特征是，享有所在国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自由往返故国，但与故国的问题发生关联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处于这样一种“亚流亡”状态。

 

中国流亡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无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困”、被“放逐”，还是被断了回家的路，这两种状态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失家园”。那些“失家园”的中国流亡者，远的不说，从1970年代末“民主墙”时代开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以来的大逃亡、被放逐，或有国难归的“被流亡者”，经历数十年的流亡生涯，有的作古他乡，有的回国发展或养老，更多人在他国安身立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大部分人尚能出入中国，其身份已与“亚流亡”无异。

 

无论如何，中国流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民主事业舍身举义者，他们中包括海外民运的同仁网络媒体平台，不乏有人坚守对真理的承诺，承担着责任和良知的重负，这是他们的亮点，也是动力源泉。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历挫折和苦难的过程中，近距离体验自由、民主的真正含义，了解民主机制的运作程序，加上自身的反思、觉醒，完成了从被洗脑到反洗脑的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回到人本身。

 

走得更远的，是那些没有“政治包袱的“亚流亡者”。以文化领域为例，比如一个世纪以来，从早期的林语堂，到余英时（1930-2021，美国）、白先勇（台湾）、高行健（巴黎）、高尔泰（流亡独立作家，美国）、王鼎钧（美国）、哈金（美国），以及我们所熟识的旅法艺术家赵无极（1920-2013）、司徒立、杨诘苍、马德升、王克平等等，等等。他们坚守自己的理念，以漂泊之身，做永恒之事，在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式，彰显具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华裔来源，自然而然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与世界文明相契合的中国人及其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交流影响中国，改变基因。做一个独立的文化使者，远比群体运动更有效、更持久、更能触动人心。

 

其实这并不意外。人类历史上，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有所成就、推动历史进程、影响后世的，都是个人所为，他们灿若繁星，不胜枚举。

 

章诒和也是一位个体对抗专制的特例（详见拙作「章诒和的力量」）。她人在国内，身心“被困”，作品屡屡被禁，没有基本自由。如前所述，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家园”者，也属于一种“亚流亡”。而象章诒和这样身在国内的“亚流亡”者，数不胜数。

 

结论与思考：冲破心灵桎梏，构建普世价值文明

 

胡平一再强调： “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情做对（引自胡平「把对的事情做对」）。”

 

为什么“必须把对的事情做对”？四十年的历史经验让我们看到，中国海外民运的最大困惑，是定位不清楚，没有明确可行的政治纲领，仍然是推倒重来，“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模式。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打倒、推翻真的是目的吗？首先根本做不到，其次，退一万步讲，做到之后又怎样？你能肯定下一任会更好吗？制度不变，谁都可能是下一个毛泽东，下一个独裁者，而那些长大成人的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们，将会是中国人永远的噩梦。有人说，当然要立宪、当然要改制。好，那么怎样立宪，怎样改制？这不是几句口号或讲讲大道理便可以达成的。这是一项巨大庞杂而又细致的工程，付诸实践，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顾推翻、打倒式的权力更替，置（民）于死地而后生，既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诉求。和平年代，没有烈士的生活才是应有的社会形态。

 

诚然，我们曾被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所彻底洗脑，灵魂被控制。但是，当我们终于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专制统治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而不是自由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有穿透式的和长远的思考。对内，不对任何政府抱以“临时性”看法而“等待”或“观望”，应该有终极目标并为当下的工作而坚持不懈，也就是说，应该学习源头的西方文明，走出各种“陷阱”，站在人类的角度，而非一国一地或东方、西方的角度。不是看人，而是看制度，找出问题的症结，重锤击之并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追求物极必反的效应，而是用“非共产党话语”，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与实践，构建具普世价值的精神文化，逐步实践公民权利。

 

这里要重申的是：不论海外民运是否有能力完成自己的角色转型，海外民运都并非中国走上民主之路的唯一希望。中国国内的民主诉求，全世界华人的力量，都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应该跳出“中国民运”的局限，放眼全球整个华族，包括吴国光先生所讲的遍布世界各地的6千7百万华人族群，只有自觉地构建这样一种精神文化“共同体”，才能团结并影响国内的民主力量，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逐渐完成结束一党专制、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型。

 

今年1月15日离世的台湾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施明德先生（1941-2024），他抗争强权的一生，提升了华族民主诉求的高度。而施明德所依存的社会背景――台湾自身的政治转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值得学习、借鉴。

 

余英时曾誓言：“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吴国光在巴黎「自由谈」沙龙说：“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由此延伸，我们是时候走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而自设的“中国强，则华人强”的心理篱笆，赋予其现代性――不仅要抵抗极权专制，而且要彻底反思自我，冲破心灵桎梏，构建普世价值文明，从而有底气、有自信地宣告：华人强，则公民兴！斯如此，则人类幸甚矣！

 

这，或许是对胡平一直以来孜孜探寻的“自由之后怎么办”的最可行的回答。

 

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写下了传世的经典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相信坚守对真理的承诺的胡平，可以突破各种思维局限，写出具指标意义的、超越「论言论自由」的、诸如「论西方的民主」的论著。

 

 

 

参考资料：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6月）

 

－ 刘晓波「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2006年5月）

 

－ 钱理群：「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 （2008年4月30日，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 胡平《论言论自由》（「沃土特刊」1979年3月）

 

－ 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

 

－ 安琪《痛苦的民主》（香港艺苑出版社，1994年版）

 

－ 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与述评：

 

「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政治学者吴国光提出“亚流亡”概念及对华人族群命运的思考」（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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