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为马学是革命的学说，纯属看朱成碧。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纯属造反。马学就是造反的学说。造反和革命形似实非。因为形似，很多人将两者混淆了。

 

有人说：“古往今来的所有革命，首先是一种贩卖希望的思想营销，继而是一套营造幻觉的庞氏骗局，最后是一场收割韭菜的秩序重建。”这就是将革命等同于造反了。殊不知，两者性质和结果截然不同。

 

革命是革暴君暴政之命，吊民伐罪，除暴安良，具有天道、民意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正义性。《易经·革卦》高度赞扬革命顺天应人的伟大意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孟子·梁惠王下》篇记录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认为汤武以臣弑君，不可以。孟子说，桀纣贼仁害义，已经沦为独夫民贼，汤武革命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

 

造反正好相反，是极端严重的犯上作乱。《论语·学而篇》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造反者必然是不孝不悌不仁之辈。

 

古往今来所有造反派中，马家特色的造反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造反，又是最无底线、最为恶劣的。孟子早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予·滕文公上》）而经过马家邪说洗脑的

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只会更加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无产阶级造反针对资产阶级，在反掉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反掉正人君子、正义力量和正常秩序，反掉人权、人性和人道。造反成功之后，一切反常、颠倒，是非、善恶、正邪、华夷、荣辱、功罪无不颠倒，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次，革命由正人和正义力量发起领导，具有高度的正义性普适性建设性；造反由野心家、阴谋家、邪恶势力发起和领导，只有反常性危害性破坏性，反掉一切危害一切破坏一切。

 

还有，革命是把人民从暴君暴政之下解放出来，建设良制良法文明社会，革命的结果必是盛世的开启；造反则是把人类的恶习邪欲和仇恨最大程度地解放出来，建成恶制恶法和人间地狱，造反的结果必是苦难的深化。所谓解放，实为奴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为极权主义暴政。

 

综上所述，革命和造反有三大不同：一是指导思想性质正邪不同，二是领导集团品质善恶不同，三是结果好坏不同。三方面都不是一般性的不同，而是天悬地殊截然相反。故儒家高度赞肯革命而坚决反对造反。

 

同样是造反，文化、政治性质不一定相同。例如，苏联的革命党和伊教的革命党，都是僭称革命的造反组织，都是具备五反人类的极权乱党，但同中有异：一是意识形态不同，前者物本主义，后者神本主义；二是所导出来的制度和法律不同，前者是党主制和人治，后者实行教主制和沙里亚法。

 

二

无产阶级暴民在消灭资产阶级之后，绝大多数沦为奴隶，而且是最悲惨的奴隶。因为马家统治阶级的垄断欲特别强烈广泛，无所不至。什么都要垄断，权力、利益、资源、舆论、信息、荣誉、正确、正义等等等等，统统都要垄断，这是广泛；什么垄断都追求极致，不封顶，无止境，这是强烈。

 

我在《三座大山和马帮妙计》中指出：“马帮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之类口号，只能是、必然是空话巧言。要因有三：一是公有制将土地、财富和各种资源据为权有，二是党主制按权分配，让民众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超高税负。在此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民众致富特别难，返贫极容易。若不与特权勾结，纵然侥幸致富，也是小富，毫无保障，极易被掠夺。”

 

还有一座大山是空前严重的贪腐。马帮有官皆贪，无吏不腐，而且它们胃口特别大，永远填不满。四座大山之下，民众不堪重负。因此，马家社会奴隶比亡国奴和奴隶社会的奴隶负担更加沉重，命运更加悲惨。

 

无产阶级造反成功，极少数成为统治阶级即特权阶级。但在马家体系中，特权阶级同样身为权役，是权力的奴隶，外为上级之奴，内为权欲之奴。在马学的指导下，它们同样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造反，被反掉，或者被在官群内斗中落马。

 

在马学的指导下，恶性斗争是常态，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之间充满大大小小此伏彼起的斗争。本质上，不仅官与官斗是内斗，官与民斗、民与民斗也是马家内斗。经过马学的培养和马制的解放，人人充满恶习邪欲和仇恨，斗起来毫无规范和底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造出来，动辄你死我活。

 

马学既以民粹主义煽动人民造反，又以极权主义奴役人民。造反的时候侧重于民粹，造反成功则侧重于极权。造反和奴役相辅相成，民粹和极权一体两面。毛氏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别说毛氏不懂马学，它是真正把握了马学的精髓。

 

马学导出来的政治就是红色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可分为宗教性和政治性两种。宗教恐怖主义的观念依据是极端主义神学，政治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极权主义邪说。暴秦的秦法家、洪杨帮的拜上帝教、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马帮的马学都属于极权主义邪说，其中马学的邪恶程度堪称最高。马家社会，必然是极权社会和奴隶社会，丛林社会和监狱社会，是最典型的人吃人的社会。

 

注意，马家有左右之别。左道属于马学原教旨，阶级斗争为纲，纯公有制，计划经济，特别邪门，极端恐怖；右道属于修正主义，经济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经济辅以私有经济，相对温和些。但是，右道仍然是邪道和绝路，极权主义本质依然。

 

今日中国仍是马国，道路仍是马路，因为马经仍然高踞宪位，仍是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仍是第一学科。马学在上，政治怎么反正、制度怎么改良都有限。邪说门下建不成良制，就像盗贼群里出不了圣贤一样。盖主体文化对于政治和制度的具有最高决定性。无论实践层面怎么偏离乃至违背，都无法摆脱文化的原则性、根本性影响。

 

三

在今日中国，儒家的地位颇为尴尬，似乎略高于中西方其它学说，而又远低于马学。有人说马主儒辅，非也。在马学面前，儒学并无辅助性地位。或可称为马实儒虚，马主儒奴，马家以儒为奴。

 

真正的儒家当然绝不为奴，绝无奴性。但认同马学、支持马政的马儒，则奴性难免。马儒又称为红儒，指立足于马而尊儒者，广义上包括亦儒亦马、儒马并尊者和立足于儒而尊马者。

 

马儒非儒，毛儒更非儒，就像假钞非钞一样。盖儒家修养和马家信仰不能并立。论文化，中道信仰和唯物主义信仰；论政治，王道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论理想，大同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无不相互背离。这又是一条东海律：儒马不两立，冰炭不同炉。醇儒必反马，真马必反儒！

 

但有人认为，马儒亦儒。主要理由是，儒马可以相通相融，马学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儒学也能与时偕宜，海纳百川，两家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这是眼下最吃香的学问。在杂时代，醇儒固然不行，纯马同样边缘也。

 

毛儒属于马儒的一种。马家有左右中之别，左派尊毛，右派尊邓反毛，中派主张毛邓互不否定。故马儒亦可分为三派，毛儒是马儒中的尊毛派。毛儒群体中对毛氏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孔代表道统，毛代表政统；或认为毛本身就是儒家道统传人。马儒都是伪儒，毛儒又是其中最不堪者。

 

中国眼下依然姓马。只不过，马学作为意识形态早已破烂难补，当局在立足于马学的基础上，对于西方人本主义和儒家仁本主义之政治学，试图有所吸收，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習的讲话中都有反映。只因马学马制与仁本人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所以思想、政治显得杂乱无章，官民无所措手足。

 

有文章题曰：《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不知内容如何，标题深得我心。中国之忧，不在，不在境外，而在萧墙之内。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而是党国关系和官民关系，是自身的文化问题和制度问题。明白地说，就是马学马制。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百年忧患的最大根源。

 

有一条东海律：极权主义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源、灾难源和污染源。香港之鉴就在眼前。看罢《触目惊心！渔庄已经不是昨天的香港》一文，确实触目惊心，一向保量保质、物美质优的购物天堂，如今已是假货遍地。不仅货物，香港以高品质享誉天下的皇家警察、廉政公署和政府机构，也早已辉煌不再。香港的变化，为这条东海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明。马家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典型。

 

四

只有儒家中国，仁本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将儒学上升为主体文化，儒经上升为第一学科，中国才能名实合一。仁本主义一统中国，是最好的道路选择，相信也是历史的必然。长远而言，仁本主义先一统两岸，后一统天下，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人类的希望所在。

 

只有去马立儒，才能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颠倒的乾坤恢复正常。去马立儒就是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革命。去马立儒，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辟马列是当今儒家应尽的文化责任。能言辟马列者，圣人之徒也。不能辟马列，不配为儒者。二十多年来，东海坚持反马批马，陆续受到不少旧雨新朋的劝谏。我的答复是，欲我不辟马，并非不可以，关键是能否满足我的条件。如果当局有彻底去马的决心、计划和时间表，我当然可以停止批马。

 

奈何现在当局常常强调马家的立场观点和初心使命。这种情况下，我焉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它们有它们的初心和使命，儒家有儒家的文化天职和历史责任。

 

注意，对于马列，仅仅不提是不够的，仅仅架空、虚置都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从宪法和党章中彻底拿掉，名相都不许留，名不正则一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