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李恒青先生，经济学家與政治评论家

 一、习近平“文化体制改革”再掀反智逆流

习近平实质上的反“文化体制改革”

7月15日，还剩一周，北京就要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了。中共新华社6月28日发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综述》，讴歌习近平所主导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正本清源，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这个时候，不提大家关注的经济形势，而专提文化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本来，中共的“文化体制改革指的是“邓（江胡）式改革开放中，对意识形态的略微放松，在文化领域引进有限的市场因素，在传媒界实施有限的市场改革，以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相协调的一些举措。

而习近平现在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是反“文化体制改革”，是向毛时代的倒退。其基本内涵是，在文化领域重回绝对的中共领导，党管媒体，四个维护， 个人崇拜，言论管制，舆论一律，不留死角，全面推进，偌大中国，万籁俱寂，习声一统。

这正是反智主义愚民政策的极致。

作为舆论准备的反智主义

习何以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出此狠手？

考虑到习近平事事仿效毛泽东，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文革的前夕。

1965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敏感人士意识到，一场反智主义大风暴即将降临。接着，批判三家村，取消高考，大学停办，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掀起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的浪潮，《毛语录》出台，林彪撰写的毛语录前言，造势舆论，号召对毛泽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反智主义愚民主义赤裸裸的公然出台。毛语录、政治口号遍于大街小巷，中国被红海洋淹没。

其时，毛的反智主义言论，“知识越多越反动”，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响彻全中国城乡。毛式文革，最先就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发动的。首先攻击的，是知识，首先整肃的，就是知识分子。

只有用反智主义造成舆论一律后，才能产生威慑力，禁绝不同声音。在政治、经济、军事一切领域的荒谬倒退的政策，才有可能出台。

反智主义实际上是中共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习近平本人的上台以及他的政策走向是否与毛泽东式的反智主义有很深的关联？

二、习近平主政是反智主义的产物

习何以登大位？

观察家常常不解的一点是，虽然习近平出自红二代，但就是在中共红二代中，比他有知识有能力的也不乏其人，何以偏偏是他雀屏中选，披上黄袍？

其实，按照中共的家规仔细深究起来，去除偶然因素之外，还真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满足登鼎的条件。最近王丹也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家规就是共产党核心的传统之一：反智主义。

毛泽东的大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所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前在内部做过一次关于接班人的讲话，当提到选拔接班人的条件的 时候，他明确说："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P264）。

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要“学问少“，颇为玄妙。

其实你反向思考一下就可明白了，如果来个学问大的人接班，会怎么样？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首脑中，除了最初的打天下皇帝（如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需要有些智力和学问外（如余英时先生说观察到的，中国的打天下的光棍几乎都是落第秀才，其余皆不足观也）。苏联的戈巴乔夫，所受教育最完整，然而正是他，埋葬了那个红色帝国。比较一下习大郎二十大开店他周围的小矮人们，就可以明白个中奥妙了。

缺乏民意授权的政权体制，其官僚体系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这就必然产生逆淘汰现象，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势必导致最坏者（媚上者）和最蠢者（逆淘汰）当权。

这就是习近平现象的由来。

所以，习近平主政本身就是反智主义的产物。目前中国的重大灾难正是中共反智主义的孽债。

正如清华大学的法学家劳东燕女士说：

“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向下坠落的拉扯力量越来越大，以致原来被认为处于安全区的人员或组织，现在都成了被攻击与清算的对象。连清华这种历来被认为又红又专的大学，也被认为还不够红”。

“就像六神磊磊说的，其实人家没有变，只不过屎位上涨，波及到安全区了。这倒符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可悲的不是无知与粗鄙，而是拿无知与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凡是敌人认同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逻辑就这么简单。一种反智的文化肆意蔓延……”。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有两个基本面向，一面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有害而无益；另一面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反智主义在很多文明和很多国家中都曾有所表现。但很少有像在中国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习近平时代表演得那么极端和疯狂，匪夷所思。

反智主义因素在不少意识形态里或多或少都有踪迹，但最极端的现代反智观念则来自共产主义。它是对近现代文明进展的大倒退；而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除了昙花一现的毛泽东的学生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残酷地杀害了该国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外，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登峰造极，他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是最为残酷和长期的。

亦步亦趋习仿毛

毛1949年建政后，其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几乎都带有反智的特点，最典型的莫如：批胡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批电影《武训传》、大学院系调整（制造苏联式党的“驯服工具”“螺丝钉”）、反胡风、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化革命、“评法批儒“运动……

毛泽东曾恶狠狠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习近平亦步亦趋，追随毛泽东， “不许妄议中央”，抛出严苛禁令“七不讲“， 要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四个维护，大搞武大郎开店、七常委清一色工农兵学员、红卫兵治国，党化教育、监控课堂、鼓励学生举报教师，防火长城封锁中国。他使监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肝癌不准其出国就医而惨死于狱中。更多的如王炳章、高智晟、许志永、孙家喜、许章润、任志强、耿潇男……或被投入囹圄，或人间蒸发。很多不堪忍受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效法民营企业家，润出中国，流亡至日本、东南亚和欧美等地。

习近平把类似的三种统治策略——愚民主义、民粹主义、反西方主义，与反智主义揉合在一起，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知识和知识人极端仇视的愚昧野蛮的社会。

三、全民弱智化 泱泱愚人国

中国人的智力退化到目前这样惊人的程度，甚至连曾经当红的御用学者也看不下去了。最近，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学者郑永年也愤懑不平地指出：

互联网时代的“导师”与“意见领袖”门槛的降低，让一些学识浅薄、缺乏深思熟虑之人轻易获得了话语权。他们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私利，在网络上大肆宣扬浅薄的观点与片面的见解，这些言论如同泡沫般绚丽却空洞，不仅误导了公众，更在无形中削弱了社会的整体智识水平。

人们开始习惯于接受这些碎片化、浅表化的信息，逐渐放弃了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成为了他人思想的附庸。

昔日“井底之蛙”的局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网络之蛙”的相互连接，它们在不加筛选的信息海洋中跳跃，彼此间的认知偏见与错误观念相互交织、强化，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愚昧力量，这股力量如同病毒般迅速扩散，侵蚀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全民弱智的时代似乎已隐约可见其轮廓。

这种全民弱智化的结果，催生出了一个泱泱愚人国。目前，筹办中共29届三中全会的衮衮诸公推出的“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中国的弱智化推向难于想象的愚昧深渊。在这次三中全会前，中共新华社渲染习近平具有高深的文化造诣：“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章。”

但是，这种愚人号角能天长地久吹下去吗？

实质上，反智主义、愚民主义是对人类智力的侮辱，是对人性的嘲弄。长此以往，势必产生逆反心理。它使中等智力以上者精神上反弹。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民智开启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精神现象的基本特性是，它可能保持为蒙昧无知状态，也可能智慧开窍获得启蒙，但是一旦启蒙之后，绝不可能倒退回混沌蒙昧幼稚状态。反智主义、愚民教育，将最终生产出其掘墓人——反体制的政治动物，从而引领国人飞越愚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