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中国经济增速急剧趋缓的两大根本原因

随着对超级全球化的幻灭，经济全球化的荣景不再。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即不分制度和意识形态，加深和加广国际分工所带来的风险变得疑虑重重，纷纷改用价值和社会-经济制度是否同类,作为抱团取暖，深化分工，加深依赖的主要考虑。经济全球化正向独裁联盟和民主联盟为标志的阵营化蜕变。低端贸易仍在跨阵营进行，算是超级全球化的残留痕迹，也使本世纪的这次冷战有别于上世纪的那次。

但是，以尖端芯片和高级AI技术为代表，这些通往未来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已经在对独裁国家的禁运名单上赫然位列首位。高科技的全面脱钩已势在必行。本来一直被虚情假意掩盖着的，对全球化终极愿景的根本分歧，已经图穷而匕首见。领导着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已向世界申明，要回到《共产党宣言》的目标，建立党国体制，消灭私有制。面对抱有如此初衷和最终目标的对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然放弃和平演变的幻想，不会继续一厢情愿地假装糊涂，愚蠢地帮助缔造一个旨在消灭自身制度的强大帝国。发达国家痛苦地意识到，党国体制虽然无法造福广大民众，却可以将百姓的福祉压在最低的生存线上，集中余下的财力、物力，通过产业政策和管控，单边穷尽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以便扩军备战，夺取世界主导权，实现《共产党宣言》的宏伟目标。

出于对中国这种单边做法的担心，发达国家正在对中国减少单边开放市场和科技，同时，中国自己又已拒绝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等于拒绝了彻底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因为是否存在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部分和主要特征。上述两大原因的叠加影响，使中国一度令人炫目的高速增长不见了踪影。包括发达国家元首在内的高朋满座，共襄盛举的宏伟景象，已成往日的追忆。亚非拉穷兄弟们虽然脸上还挂着笑脸，手中却举着长长的强求援助的清单，随时可从朋友转为敌人。一带一路债台高筑，暴露了中共好大喜功，打肿脸蛋充胖子的传统。由于几乎每个项目都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一带一路是否可以持久，已令有识之士纷纷担心，中共的这一充满企图心的跨国工程是否会成为十四亿国人的沉重负担，以及参与国的债务陷阱。

为‘中国奇迹’作出了最大体力贡献的农民工，原以为献出了青春岁月之后，打工所在的城市会善待自己的晚年，至少会善待自己的后代。不料这些城市继续拒绝他们落户，拒绝让他们转为正式市民，实现家庭团聚的美梦。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外企的陆续撤离，民企面对党国体制的蛮横收编，变得气息奄奄，灰头土脸，农民工的就业前景已经变得十分暗淡。这群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在党国体制下，原来不过是内定的，被驱赶回乡的低端人口。令人更为气绝的是，他们的后代是否还有步自己的后尘，进城出卖体力的同样‘好运’，也在未定之天。所谓改革，开放会使一代比一代的日子过得更加美好的最起码的愿望，看来将成一枕空梦。

官方媒体开始将发达国家的民众描写成正在饥饿交迫之中苦苦挣扎，是否想使中国民众至少感到生活于党国的一丝幸运？不过同时，官媒又要求民众对未来的惊涛骇浪和艰苦日子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同样使人愕然。仔细想来，这也许是官媒好不容易说出来的几句老实话，值得认真对待，说明中国经济前景确实不妙，已经到了不得不吐真言的地步。本来是各大都市抢夺对象的应届毕业生和小白领，由于在党国体制下本国科技缺乏创新活力，国外的科技创新源头又被逐渐掐断，产业难以升级换代，后面的国家又在纷纷追赶上来。中国不上不下，两头受挤。这自然是自称的新时代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为了阻止中国向民主，自由前进，损害党的垄断权力，不惜与世界翻脸的又一例证。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人毕业即失业，只能窝在家中啃老，使这些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每况愈下。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显示出活力四射，青春如火的蓬勃朝气，而是选择放弃内卷，彻底躺平，不顾中共描写的千年盛世的频频招手，悲壮地准备作最后一代。

还有更加浓黑的阴影笼罩着中国经济，那就是巨大的房市泡沫和沉重的地方债务这两个不定时炸弹。万一引爆，中国乃至世界将被拖下金融危机的深渊。难怪连美国财长耶伦在她最近的北京饭局上也忧心忡忡，因为届时位于大洋对岸的美国都无法从中国的金融狂澜中置身事外。人们不禁要问，房市泡沫带来的财富幻觉一旦破灭，中产阶级会逆来顺受，接受生活无着的悲惨命运，还是加入农民工的行列，构成对中共当局的巨大挑战？由于中国的各种经济指标几乎没有亮点，反而潜伏着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安全，安全，安全这两个字已经成为当局最常用的词汇，反映出他们最大的心病。不过短短几年，一个自称已经进入千年盛世的厉害国，为了安全两字，变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印度总理对普金直言不讳地说，21世纪不是一个发动战争的年代。这句话说得太好。在超级全球化最鼎盛的时期，谁能料到，在欧洲这块文明而发达的大地上，俄乌两国的军队会用先进武器激烈对阵，造成生灵涂炭，财产毁灭，而且，处于劣势的俄国侵略者会屡屡发出用核弹毁灭全球的威胁。如果说，俄国从来没有专心于经济发展，却醉心于领土扩张的话，那么，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是一直专注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并一再向世人论证，中国的崛起必定为和平的。为何中国和发达国家也走上了反目为仇的道路呢？这就要说到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要有持久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经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或为了证明某种主义为宇宙真理，或某个政党的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或让领袖可以不顾本国民众的幸福，去充当世界的英明领袖。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让本国全体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使他们的下一代过上更加人道，文明，公正，公平，和富裕的生活，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并能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和睦地，自由、自在地交流和来往，分享人类的一切文明和科技成果。

发展中国家必须牢记，它们的起点很低，人口的大部分是传统小农，生活于极端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之中。这样的国家判断自己的经济发展是否踏上了正途，还是走上了邪路，不在于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口号如何响彻云霄，更不在于提出虚无缥缈的反对私有，实行公有，实现共同富裕这类乌托邦诺言。不管这类口号如何美丽，诺言如何迷魂，其实已经脱离了时代的本质。当今时代已经不是反帝、反殖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确立，殖民地的全部独立，已经结束。当今世界，各国应该关注如何让本国的广大小农人口获得市民的同等权利，使他们能自愿地脱离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加入到高效率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去。这些国家必须做到两个缩小乃至弥合，才能说自己实现了现代化。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各国的实践表明，要达成这一目标，单纯的发号施令，或提出一厢情愿的愿望，许诺，或发誓，赌咒，都没有丝毫用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建立了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的激励和引导，加上一系列与市场机制配套的制度，法律，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才能完成由传统的农本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如果只知道心血来潮，发号施令，在结束了殖民时代之后，仍然将本国经济的问题归咎于殖民时代的不公正，拒绝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国家即使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只会迎来梦想的一再破灭。这些国家应该看到，发达国家在放弃了所有的殖民地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发达，更加富裕。东亚各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并没有依靠殖民和征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增长，也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平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的结果。可以预言，由于俄国拒绝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反而不听各国忠告，走上殖民和征服的老路，必将使俄国加速走向衰败和没落。而且，由于中央计划经济在所有国家的惨败，各国只能借助市场机制的配置和引导。

三、来自中国自身的正反经验

从1949年开始，中共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理念，迫使社会沿着一条扼杀市场机制，扼杀亿万民众在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现的自发性和首创性。具体来讲，在城市，中共强迫赎买资本家的企业，将工人变为没有人权和自由选择的工奴。在农村，中共用谎言和暴力剥夺了所有农民的土地，使他们全体沦为没有产权，无权掌握自己产品的农奴。中共将民间一切财富收归国有后，将它们纳入计划经济的桎梏，置于极权的控制之下。其结果，中国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作为现代化主要标志的城市化率甚至发生了倒退。大批知识青年被迫离开父母，到边远和贫困的农村，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一场失败的计划经济试验，不啻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因为党国体制下计划经济是一场灾难，1978年当局决定走一条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道路。一开始，犹犹豫豫的当局准备走南斯拉夫的混合经济道路。结果不久，南斯拉夫自己抛弃了这条死胡同。于是，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决定继续走开始于198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长期生活于农奴制下的广大农村人口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但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还获得了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打工的权利。同时，随着五十万家国营工厂的私有，沉睡其中的各种要素被解放出来。巨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获得自由之后，客观上构成巨大的供给能力，使中国迅速成了世界工厂。这里的关键是，这种供给能力并非是盲目形成的。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发育出要素市场，但是世界上存在着要素市场，通过世界市场的价格引导着中国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以满足世界市场上由于各国单边开放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中国加入WTO后，欧、美、日市场并没有要求中国立即对等地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许是一种错误，使中国陷入杨小凯生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中去。既然来自欧美日市场的需求是现成的，成熟的，有效的，供需双方的结合，使双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时，也使中国失去压力，不再进一步做关键性的制度改革，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红利。这是从1980年代起，经济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平均百分之九的高水平上，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十几的主要原因。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的城市化率，从改开初期低于20%，迅速上升到40%以上。若按官方的口径，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话，则目前的城市化率甚至达到6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的奇迹。

4、全球化的倒退，要素市场发育的受禁，使中国百年未遇的现代化良机正在远逝

中国拥有巨大的过剩人口，却有极度恶化的生态，各项最主要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也极度贫瘠。这说明，中国离开世界，离开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离开发达国家的科技活力，要想主要依靠内循环，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对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渐下降，经济学家在十年以前早有共识。这是因为，只要没有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政治改革，允许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定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无法继续。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沿着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世界本来会欢迎中国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欢迎中国以自身健全的市场机制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分工、合作，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势头。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国继续扩大与国际的全面接轨，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化奇迹就能延续下去，将有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吸收到城市中去，使本来依靠小农生产方式谋生的农村人口得以继续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实现上述的两个弥合。借助改革、开放，让世界帮助中国消化巨大的过剩人口，帮助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乃至全体国人的收入水平，弥合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这是百年来中国遇到过的最好的机会，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梦想。

可是，这种百年未遇的机会已经被中共的自私和贪婪所断送。自从中国进入以重新大力建立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新时代后，经济增长率一路走低，目前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由于强硬谋求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加固，中国和几乎所有奉行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关系变得疏远，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党国体制下，中共用《共产党宣言》的理念作为继续骗人的幌子，扼杀了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的可能性。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名义上是政府在作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实质上，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资源的决定性配置自然变成党的特权，并为党的战略目标服务，而不是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福利。由于没有市场的供求双方产生的均衡价格的信号，党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挥，全凭心血来潮。新时代不过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变成定于一尊而已，却更加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没有任何制衡，唯有谄媚和奉迎。可以预见，只要党国体制继续主宰资源的配置，不但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难以弥合，而且，由于城市化率面临倒退，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的收入也难以提高，使城乡收入差的鸿沟继续扩大。只要两个弥合难以实现，中国百年未遇的全面现代化的机会必定离中国远去。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赤裸裸的背离。发育要素市场必然会使党在经济活动中寻租的权力越来越小，而针对党的瞎指挥导致的市场失灵，侵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追责却会越来越严厉，使得党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显得多余，显得有害。如此一来，随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随着党干扰经济，破坏市场的真面目的暴露，党必然被人民和企业所唾弃，最终被彻底边缘化。这本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头等好事，对人民的幸福来说也是头等好事。但是，对一心寻求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享受特权的中共来说，是决不甘心的。为了拯救中共的执政安全，中共的保守派只能强行扼杀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改革、开放的倒车。现在，为了挽回民企和民众的信心，出台了民企31条，好话说尽，却回避一系列要害问题：即中共究竟让不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究竟让不让民企享有国企的同等待遇，对于为了让国企做大做强而不惜动用国库，给予他们的种种优惠和特权，民企究竟能不能同等而自动地享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究竟能不能还给市场？显然，这是中共保守派最感害怕的问题。难怪31条完全回避。

所以，中国经济遇到一个要不要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的死结。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两个弥合，无法实现将广大农民和农民工包含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中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的治下，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遥不可及，正在推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神话。可以断言，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道路，后来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及再后来的华西村，南街村道路那样，不管一时被吹得如何天花乱坠，都已一一破产一样，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将作为一个自说自话的，反市场，反宪政民主的笑话载入人类的史册。 

[1] 笔者向夏善晨教授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指正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对余下的错误承担全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