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那边自卡扎菲垮台之后,北约宣布撤出禁飞区防务,利比亚的事务皆由利比亚民众自己去决断了;叙利亚、也门的事务,看上去已经由阿盟担当调解主角;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坚持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计划,算是“阿拉伯地区的事务由阿拉伯人自己解决”的体现。于是政治家们紧绷了一阵的神经需要放松,一系列国际外交活动在高峰会议上进行:首先是G20峰会在法国戛纳举行;接着APEC峰会在夏威夷开唱;再接着是东盟系列峰会在印尼举行,扩大的东亚峰会接踵而至。
以第19次东盟峰会为核心的系列会议,并不讳言其中心议题涉及南海争端,此议显然有悖北京一直坚持的“一对一解决”主张,温家宝可怜兮兮地倡议东盟峰会不应讨论南海问题,尤其是外部势力不应介入南海争端。但除缅甸、柬埔寨没涉及,其余15国首脑全都表态赞同“多边解决”南海主权和领土纠纷,北京所谓“南海问题国际化阴谋”这回变成共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为“各方重视航行自由”。去年在河内类似场面杨外长还以退场表示抗议,今年老温则以“来而不往非礼也”为由,没选择退场以避免承认孤立状态。可惜并无良效。媒体皆认为北京遭遇寒流,例如奥地利《新闻报》11月20日评论:“北京明白了时代的征兆,其轮廓已经在上周清晰可见。华盛顿在所有的战线向其最大的债主挑战,中国感觉受到美国的钳制,被美国的盟友从日本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直至印度所包围,简直就是围困。甚至对缅甸,其军人政权被中国人视作追随者,美国也打开了突破口。希拉里·克林顿下个月访问缅甸无疑对中国传递了一个威胁的信号。”它认为美国此次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战略上开启了美国的太平洋时代”。
穿插着还有奥巴马到访东盟峰会后旋即访澳,两国签署军事协定,数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达到2500人,更要紧的是该部为“顶级配置”,对南海的威慑能力增强了若干倍;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前往菲律宾,高调宣布美国将通过派驻军舰、升级军事装备等手段来加强菲律宾的海军力量,以助菲国保护领海及主权所及的经济海域。毫无疑问,美军逼近南海地域的部署将给那些主张南海权利的国家以鼓舞。《法兰克福汇报》20日的评论称:“现在似乎首先得接受在华盛顿参与下就争端进行谈判。南中国海的纷争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平息,偶尔也导致冲突。中国宣布整个海域是自己的,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斯普拉特利(西沙)、帕拉塞尔(南沙)群岛以及主要海上贸易路线。”它还说:“从许多东南亚国家角度看,中国这两年维护其领土的要求更加咄咄逼人,它们忧虑地关注中国海军军备,特别是第一艘航母即将投入使用。”
这一系列举动外媒称之“美国重返亚太区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对美、澳军事协定回答记者:“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促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焦点的背景下,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是不是适合时宜之举,是不是符合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值得商榷。”不知打算跟谁“商榷”,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放话:“我就不客气地直说了吧,我们不打算让其他任何外部力量来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发号施令。这是澳大利亚的主权问题。”
此前,欧盟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发生政府债务危机,随着媒体渲染欧盟欲向中国求援,中国文人也跟着鼓噪了一阵“救不救欧盟”。肾上腺素刚开始分泌,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希腊总理会商后宣布:没有中国参与欧盟也能救欧元。《华尔街日报》载文宣称:欧洲国家并没有大量的外债,其政府债务只是区域内的债务而已,属于内部政治问题,需要调整的只是政策而不是借钱。文章还称,德国已经担起这个责任,保证财政纪律与责任分担。欧元区发生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中国的救援,也不需要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资金。
事实上戛纳G20峰会以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所谓“救欧盟”也就成为伪命题了。常驻过欧洲的中国副外长傅莹显然更知情,她指出: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自身实力还是很强的,欧洲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很良好,所以欧洲不是没有能力救自己,中国拯救欧洲的问题并不成立。
世界在展示一种景色:尽管中国政府“不差钱”,若扮演救世主之角色,仍如若干年前陈佩斯“演主角”般滑稽。温家宝18日在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会议上宣布,在中国2009年承诺提供150亿美元信贷基础上,再追加100亿美元信贷。似乎作为某种回应,被中国经济学家说成“垮掉了”的日本,其首相野田佳彦同日即宣布日本将向东盟各国提供2万亿日元(约合1600亿人民币或2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所签署的《日本与东盟巴厘岛宣言》以海洋安保为核心议题,日本媒体则干脆明说该《宣言》矛头直指中国,是日本加入美国和东盟“对中包围网”之入场券。此举无疑消减了中国“银弹外交”的威力,令极盼外部投资的东盟诸国不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
奥巴马则在澳洲发表演说回应温家宝的讲话,他信心满满地告诫中国管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恢复中国人民的权利,至于世界事务,尚且轮不到中国指手划脚。果然,18日东盟峰会结束,十国首脑签署《第三份巴厘宣言》,确立了东盟要对全球关注问题采取共同立场,某些媒体所谓“华盛顿对中国表现的强势会增强该地区的紧张,甚至会分裂东南亚国家集团”并未发生,东盟反倒更趋一致了。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苏西洛总结道:“《第三份巴厘宣言》的精神,是要加强东盟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贡献,以创造一个更和平、公正、民主及和谐的世界,包括东盟积极发挥作用,解决近来世界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至少,东盟昭示其整体性,要作为世界之一极发挥更大作用,也是向“一对一解决”模式说“不”。《联合早报》称之为“地缘政治景观的重大变化”还是准确的,关键在于这个“重大变化”乃背离“中国模式”、朝向“西方那一套”而启动。
总之,到本届东盟峰会结束,中国的外交可谓雪上加霜,老毛在九大筹备会上说的那句话:“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似乎用来描述现在也很合适,乃至于凤凰卫视的邱震海也将其主持的一次读报节目演绎成专题,大谈北京的孤立状态。张召忠曾扬言要为保卫伊朗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且不说能否替伊朗解围,现在轮到北京自己头疼了。或者为了出一口鸟气,几艘军舰开过冲绳海域,中国要在西太平洋搞不针对任何人的演习。只是,没有海外基地为支撑,军舰又能开多远、撑多久?
具体而言,如果说中国拥有南中国海全部领土主权,那么,若印度主张对印度洋拥有全部领土主权又如何?即便往小里说,如果日本主张对日本海的主权、泰国主张对泰国湾的主权,等等,又如何?领土也好主权也罢,无非两种确立机制:一是实际控制,二是契约承认。前者虽属非文明时代“丛林法则”之遗留,人类自古以来就以实际控制为原则,故征伐不断。契约承认由来亦久,从皇权敕封逐渐演化成相互认可,直至二战以后,人类文明得以飞跃,契约乃至国际契约逐渐成为领土主权界定主流,实际控制淡化,却也常成契约承认之事实依据。
以前的故事不去说,甭管说到哪一朝,南海岛屿都无实际控制也无契约承认的,惟宣统时大清海军到永兴岛刻碑升旗,算是领土昭告,但辛亥后中国陷入乱局,30年代被法国人夺了去。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南海诸岛,倒是宣告为日本领土了,直至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解除了这项宣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军舰接管西沙、南沙,在这片广袤的海域彰显中国主权。唯有法国敢于对西沙群岛主权提出异议,国民政府自信地与其商定谈判解决,他们却因怯场而自动放弃了。随即,国民政府在南海中心区域的太平岛派遣军队驻守,可以算是实际控制该海域的宣示,但无契约承认作为法理保障。1950年国民政府被打败,仓皇之中派“中业舰”撤离太平岛上海军之“南沙管理处”,放弃了实际控制权。随即菲律宾人上岛,采磷矿及作渔业补给站。1956年民族情结浓烈的老蒋又派兵进驻太平岛,并从此实现了对该岛的实际控制,却无力控制南沙那么多岛礁。
无可否认的真实在于:二战后随着“民族独立”风起云涌,各国之领土主权意识与日俱增,在实际控制尚属可行之策时,抢滩也就成了时髦行动。唯独中国,两党内斗成为至高无上的政纲,海峡两岸都顾不上那么遥远的那些沙滩。及至毛、蒋去世时,南沙群岛那些个尚能立足的岛礁都被其周边国家基本抢占完毕。南越甚至占据了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同大陆民兵据守的宣德群岛对峙。北越从1958年起就鼓动老毛拿下永乐群岛,而老毛正忙着取代苏联领导世界革命,没那闲工夫。直至1974年,南越海军蹬鼻子上脸,妄图进一步蚕食整个西沙,这才打了一仗,算是拿下整个西沙群岛,稍带着也巩固了对中沙群岛的实际控制。中国事实上未获得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权,是两党内斗留下的政治遗产,等人家生米煮成熟饭才想起来出手,显然为时已晚。
老毛同一切独裁者一样,视国家领土为他家菜园子的,取舍皆凭雅兴。例如北部湾中心线上的夜莺岛(浮水洲),确系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历来仅为中国人居住的。30年代初法国在占领西沙同时占领此岛,仍委岛上中国居民管理。1949年国民党儋县部分军民逃亡至此,实际上担负起治理责任,鉴于法国关系,共军未贸然攻占。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退至北纬十七度以南,部分军民亦随之撤往南越,岛上仅为留下的中国人自理。1955年7月共军占领此岛,随即建立相关党政军机构及经济组织。1957年胡志明要求接管法国人撤退之地,称该岛可作为解放南方的海上出击基地,老毛立即答应,3月即迁走岛上全部机构与两千多居民,拱手移交这个南海诸岛中最大岛(5.59平方公里)给北越。
网上有一篇文字说为预警美军机袭击河内而割让是不对的,美军涉足越南战争是1961年的事。北越得此岛即改名为白龙尾岛,老邓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打越南,公开的理由便是解救波尔布特这个杀人狂魔。尤其让中国人没法想通的是,既然开打怎么不把这个岛夺回来?那样的话至少还有个彩头可以长久念叨的。到北部湾划界时,契约承认这个岛归越南所有,连带所损失的海域,几万艘渔船只得收网烂掉。而那几座打出名的山头,相当大部分也已还给越南。
总结起来看,我们的外交依旧遵循着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准则,充其量搅合了一点民族主义调料进去。它注定是没有啥指望的,到本届东盟系列峰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亦属必然。若回头浏览一下这32年来的中国外交,你就很难找到比它更弱智的外交了,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凡是”,或者毛写给华国锋的那几个字:“照过去方针办”。即使是唯一一次与世界同心同德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也不外继承老毛反苏遗志罢了。从波尔布特兵败进山开始,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权垮掉一个中国就哭嚎一场。网民说CCTV或张召忠“挺谁谁死”,其实他们都不过奉行北京意旨说话罢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不识好歹地挺卡扎菲,简直愚钝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侈谈什么“软实力”,办再多“孔子学院”也无济于事。
鄙人早有一个结论:国民在国家的地位决定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应该没错。中国人连最基本的自主投票权都没有,这个国家能有多高的国际地位呢?现在仅因权力挟持着十几亿人,这个举世最大的市场令人垂涎,所以还能博得一些客套,仅此而已。骨子里并无几分尊重的,且不说印尼、越南等国血腥排华事件,就连贫弱之国柬埔寨、老挝,边检人员瞧见大陆护照就敢敲诈两美金,十几年如一日。这等待遇就连持台湾护照者亦无缘享受,可见一斑。
中国的外交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性质问题。如同伊朗在恪守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政教合一、且誓言以此“解放全人类”一般,中国至今恪守原教旨马列主义,它要“解放全人类”的主张本身就具有明白无误的侵略性,遭人设防是必然的。即使海峡两岸问题,根本也只在大陆的一党专制体制,它令今世之正常人皆无法接受。现在这个权力又有变异,即不再是理想主义驱动,而是既得利益决定。这就有点复杂了,理想主义尚可理喻,至少讲道理还能说得明白;理想本身也存在变化余地,想明白也会求变化,像苏东之变就属于想明白于是求变化的。利益决定就无法理喻了,冥顽不化是其既得利益所注定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说道都只是噱头,只愿意向更暴利的方向变是其本质。
国际问题的存在还容易引发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遮蔽一些人的视野。不仅网络上可见激昂的宏论或叫骂,军中喊打喊杀者也不止一两位。其实他们忘记了,即便老毛也在《矛盾论》里强调:“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甭管此语是抄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既然宣称要继承毛遗产也该听一下吧?中国的权力始终坚持着自我边沿化政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与世界谈不拢的根本,而不是其他。举一个例子吧:每瞧见官僚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欧美不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就觉得可笑。甭说别的,“物价局审批”这一条就直接违背了这个地位“市场价格由政府决定”这项硬戒律;“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又违背了另一条硬戒律。更不待言如今掌控着中国经济主脉的庞大国企。不知官员们哪来那么足的霸蛮底气?
当然,我并不担心北京会如张召忠少将所言那样“不惜三次世界大战保伊朗”,原因很简单:一旦西方宣布冻结中国官僚及其家属在那里的资产与存款,他们就完了。即便不冻结,将他们的亲属逐出美国便足以形成难民潮,更受不了。
总而言之,尽管有许多松动与长进,或许还有许多堪称成就的业绩,中国的国家资源,包括硬资源与软资源,依旧在被权力挥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挥霍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属于中饱私囊所付代价,则酝酿着危险。秋风先生著文论说《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非杞人忧天,只是秋先生呼吁:“形势不等人。有志于献身民主事业与公共利益的政治家们,困知勉行,要克服政治短视,表现出政治远见,本着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敢于表现出政治勇气,果断显示出政治魄力,真正担负起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好政治职责。危急关头需要务危急之举,非常时期需要为非常之事,关键时刻需要做关键之人。当务之急,在于从速在政治变革上求得突破,尽快迈出实质性改革步伐。要有紧迫感,只争朝夕,紧急行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设法扶大厦之将倾,竭力把社会从灾难性局面中拯救出来,全速把民族推离毁灭与沉沦的边缘。要有使命感,奋勇开创改革新局面,毅然开辟民族新出路,尽力把国家导向善治,尽速使社会步入正轨。”显然不会被权力理会。
我颇为老秋拳拳之心感动,只是怀疑:利益缠身、如牛负重的政治家们,有谁会为此吁动情呢?
(2011.11.20草毕于金边;24修补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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