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系笔者2011年12月20日在湘潭大学开设的人文素质讲座的讲课内容，由本人研究生宁彧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再由笔者进行审阅和订正。对宁彧同学的细致工作，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但学了这么多年，坦白地讲，我有一种越来越挫败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越研究越到后面我才发现，对中国来讲，最大的问题绝对不是外交的问题，而是内政的问题。很多的同学来听这个讲座，可能是抱着对外交一个浓厚的兴趣，对外交很关注。但在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个交待，我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绝对不是外交的问题。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虽然我们外交的环境确实非常的复杂，挑战非常的严重。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我们的内部。而且，包括我们外交当中很多的问题，它们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迟迟推进不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从内政的维度去挖掘、去思考。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从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入手，来去反思我们这个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一个联系。

 

 

　　一．中国外交面临的几个问题

 

　　1．购买巨量美国国债，却没有发言权

 

 

　　我要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债。大家都知道我们购买了非常多的美国国债。到底有多少呢，我这里有一个表，2011年9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是11483亿，比较年初略有下降，年初是11547。总的来讲，这个数额是非常庞大的。以9月份数据为例，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占到了总份额的24.64%。也就是说，外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当中有1/4是中国买的。

 

 

　　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讲，这就应该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关系或者说中美博弈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筹码。大家学过近代史的都知道，自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了可以称之为一个丧权辱国的历史，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晚清政府，总是向外国的银行团去借款，去借款搞建设，去借款来镇压内部的起义，甚至通过借款去赔给外国的军费。那么，要借这个的款子，有一些很严格的条件，要付出一些主权受限制的条件。所以，在一般的国际常理当中，如果你成为一个国家的债主，那么也意味着你应该有相应的发言权，对国际事务甚至对别国内部事务有相当的发言权。

 

 

　　前面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的例子。那么前面不远的例子，就是大家可能还知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新的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是从美国的房产次贷危机开始的。但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发生在东南亚、东北亚国家。当时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以后，世界银行，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什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因为这些国家被危机搞得民穷财尽了，根本无力应付各方面的一些问题。IMF来提供贷款，但是他的这个贷款是有条件的。比如说，韩国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贷款的话，就必须施行节约型的财政政策，你就不能乱发货币，财政赤字就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规模，甚至你这个国家GDP的增长速度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幅度，包括你的贸易也要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为什么呢？IMF认为这是结构调整的需要。它就像一个医生，你必须在这些方面努力才能够药到病除。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干预他们经济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东南亚的一些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付出巨额的资金去购买其他国家国债的时候，或者说给他相应贷款的时候，是能够得到发言权的，得到相应的影响权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前我们对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它的经济政策来讲，我们有多少影响权？我们有多大的影响权？可以说没有。不但是对经济方面没有，对政治方面更加没有。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奥巴马批准了向台湾出售武器。那么中国有什么有利的反制措施呢？没有。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也没有成为一个有利的反制手段。相反，美国还经常对中国的经济来指手画脚。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家关注国际时事的都会看到，包括奥巴马以及美国各级官员都经常会提到，中国的人民币怎么还不升值啊？因为美国要促进他的出口，他认为中国的币值是被人为的低估了，造成了现在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要求人民币升值，这是他经常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还有在对华技术出口方面，我们中国经常去反问：要改变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美国允许我们去买你的高科技产品，包括高科技武器。但是美国不答应，而且把它当作限制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例子，就是美国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一些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现象应该让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对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就没有影响力，反而是美国对我们说三道四？难道是我们领导人不愿意使用这种影响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这个问题先不说，先把问题提出来。

 

 

　　2．为什么管不了金正日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管不了金正日？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能够管了，为什么？因为金正日死了。大家知道，在昨天，不是昨天死的，是17号死的，昨天才公布。这也是独裁政治特有的现象。19号才公布说他17号死亡，实际死亡时间还不知道是不是17号。我们知道，秦始皇死了很久以后还被塞在车里面，对不对？放些臭鱼来掩盖他的气味，然后秘不发丧。所以，这就是有些国家的一些特点。

 

 

　　不管怎样，金正日死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回顾一二十年的中朝关系，特别是回顾朝核危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个印象，就是我们管不了朝鲜，我们管不了金正日。很明显，朝核问题对中国是不利的因素，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因素。为什么说它不利？这里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坦白地讲，朝鲜这个核武器，到底以谁为针对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事情。为什么呢？核武器打击敌人，单纯靠核武器这个弹头不行，还得有运载工具，对不对？第一枚原子弹丢到广岛、长崎，是美国的飞机飞过去丢的。但是，现在没人敢这么做了。而且，敌方也不允许你这么做，你还没到那个上空就把你打下来了。所以，现在都是通过导弹运载。那么朝鲜，先不管它本身核武器的技术是不是成熟，但他要把它打到美国的话，至少有两个难关。其一，核武器，哪怕是成熟后，也要实现小型化。其二，必须要能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才行。现在朝鲜在实验，但技术还很不成熟，还差得很远。所以，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来讲并没有实际上的威胁。但是我们都知道，朝鲜跟中国很近，而且，中朝关系在某些方面，也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友好。甚至包括金正日，也曾经向美国人暗示，他的核武器是针对西方的，而不是针对东方的。这个西方，是个地理上的位置，大家可以看看，朝鲜和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就处在朝鲜的西边。所以说，这是打击对象的不确定性，朝鲜拥核对中国有危害。

 

 

　　那么，第二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朝鲜的核武器成为美国赖在东北亚不走的重要理由。美国人对朝鲜的核武器其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还是不愿意朝鲜搞核武器，万一把导弹搞出来怎么办！特别是，朝鲜还在试图扩散核技术。朝鲜不是没钱嘛，那么他就想尽办法，把一切他能够用来换钱的东西出口。核技术这是个非常重要并且很多国家都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美国还担心，恐怖分子拿到核武器了怎么办？所以，美国在一个方面不愿意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说他又爱呢？因为朝核危机给了美国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把军队，在这个后冷战时期，继续在朝鲜半岛，继续在东北亚部署下去。我们知道，美国自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在朝鲜半岛包括在日本的驻军，可以说，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的丧失。因为，原来一个最重大的敌人——苏联，已经解体了。而且，也不能明白的说，军事部署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时候，朝核危机就成为他最有力的一个借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如去梳理朝核危机后就会发现，每到关键的时刻，其实是不愿迈出来一步。哪一步呢？金正日之前早就说了，要我的停止核开发可以，一个条件，朝鲜和美国，我们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我们缔结一个终战条约。我们知道，朝鲜半岛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从法律上讲它仍属于战争状态，为什么？因为，相关各方只缔结一个停战协定。我们大家看国际关系史都知道，打了一场大战之后，一般都要开一个和会，订一个和平条约。但是，朝鲜半岛没有。所以，从法律上来讲，他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金正日就说，我们把这个和约缔结了，我可以弃核。但是，美国他就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把这个和约缔结了，他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就彻底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这是美国他迟迟不愿意解决朝核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都还知道，在朝核危机有所缓和的时候，就是原来金大中当韩国总统的时候，推行过阳光政策，那个时候，半岛是比较缓和。一旦军事缓和，韩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就兴起了，特别是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意识到不太需要美国驻军的保护了，很多人就反对美国的驻军。所以，美国人是反对阳光政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欢迎朝核问题的。那么。对中国来讲，就不是好事情。就在大国博弈当中，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东北亚的驻军有7—8万之间，这么大（规模）的驻军应付朝鲜是绰绰有余的，完全有余力去管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些其他的事情，可能就跟中国相关。所以，美国在东北亚的驻军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而正是朝核问题为美国驻军提供了一个方便。对中国，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第三个方面，朝核问题影响中国的国内发展，特别是东北的发展。我后面有一个地图，大家看我国东北，它跟东南沿海不太一样，它的出海口应该说很少，只有辽东半岛通向渤海。北边的珲春实际上离日本海不远，中国边境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只有十几海里，可以遥遥相望。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出海口。之所以没有出海口，就是朝鲜半岛堵在这里了。当然，我们不能在地图上把朝鲜半岛砍掉。但如果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和平的、富裕的地方的话，它就不会成为中国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与国外的经济交流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个时候对外的通道就变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在这个时候，朝鲜不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堵在了东北的大门，而且由于朝核危机，它现在就是一个火药桶。大家可想而知，门口堵着一个火药桶，这个生意怎么做？这个商品怎么出去？稍微有风吹草动的话，对我们的市场和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影响。所以，这是对中国东北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东北相对东南沿海比较落后有很多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些方面，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朝核危机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做了一个规划，就是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的纲要。我们称之为长吉图开发。就是长春，吉林，一直到图们江流域。沿图们江流域，通过朝鲜的罗津港，通过日本海，直接通向日本、通向韩国，来拓展这么一条经济发展的地带。那么，这其中的关键在哪里？就在朝鲜的这个港口，罗津港。这是我们长吉图开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咽喉，如果没有这个港口的话，外资进不来，这个商品出不去，然后，计划也就实现不了。那么，这个罗津港如何使用，使用得怎么样，就跟朝鲜本身，包括朝核危机本身密切相关。

 

 

　　所以说，朝核危机引发这种地区的紧张，最不利的就是中国。中国的态度也很明确，我们反对朝鲜拥核。所以，在2005年，朝鲜搞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谴责是非常严厉的。别看昨天金正日死的时候，我们中国发唁电说非常沉痛，还有金正日同志永垂不朽。而在2005年的时候，我国领导人对金正日就没有这个态度了。当时中国外交部用了一个词语来谴责朝鲜，叫做悍然，就是悍然进行核试验。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讲究措辞的，我们以前用悍然主要是用来形容美国的，形容帝国主义、形容霸权主义。所以说，当时的中国立场是非常坚决的，就是反对朝鲜拥核。但是，事实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他已经搞了两次核试验。如果朝鲜核危机一直这么僵持下去的话，现在很多人都在分析，包括我也赞同，说不定第三次核试验就相隔不远了。因为朝鲜不愿老这么僵持下去，僵持下去对他自己没好处。所以，他就时不时弄一个小动作，甚至来一个大爆炸，对不对！已经爆了两个了，如果再僵持下去，很可能就会爆第三个。当然，现在朝鲜领导人变动了，这个情况可能有变化。对此，中国当然非常不乐意，但我们为什么阻止不了他？很多同学也注意到了，实际上中国是朝鲜一个重要的盟邦和支持者。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支持，朝鲜可能早就崩溃了。朝鲜现在的经济可以说是非常的落后，因为他长期的封闭。这么小的国家，总共也就2000来万人口，说要搞主体思想。主体思想道理上没错，但事实上做不到。比如，他说经济上要自立。但现在是一个国际分工的时代，一个这么小的国家，你要完全自立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更何况，朝鲜大部分都是山区，可耕地只有百分之十几，要养活他的人口都很难，更不可能完全自立。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政权的需要，朝鲜又不愿意开放，不愿意参与到国际分工，所以，自从70年代以后，朝鲜经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在70年代以前，是朝鲜搞得比韩国好，那个时候甚至比中国还好。所以，原来我们中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还有人跑到朝鲜去要吃的。但现在就反过来了。所以，朝鲜现在非常穷，能源和基本的生活用品的供应都没有保障。这些都靠哪里？靠中国的支持。我国到底支持了朝鲜多少？不知道，没有公开过数字，但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何我们又不能要求朝鲜：你的核武器就别搞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3．孔子学院：花钱也买不了人心

 

　　第三个问题就是孔子学院。对孔子学院，在大家的脑海里，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这样的印象：这是我国实力发展，特别是软实力在崛起的一个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如此。包括我们湘潭大学，也在与西班牙的莱昂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教育部下面有个国家汉办，他就是孔子学院总部。每年由国家拨款，跟国外的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出一定的经费、教材，包括派遣志愿者，当然这个志愿者主要是通过各个国内的各个合作高校来出。所以，包括国家层面、从地方高校层面都来办孔子学院。从数量上来讲，孔子学院的发展有很大的成果。第一所孔子学院是2004年在韩国开始办起来的。我这里有个数据，到2010年年底也就是11月30号的时候，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不算），有322所。其中，美国最多，有69家孔子学院。应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快的。中国的投入，我这里列了一个数据，2009年达到了28亿元。当然，大家可能说，28亿元好像对中国经济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但是，从增长数字来讲，2005年才5000万，2009年就28个亿，以后还可能会继续增加。关键是，我们这些钱花进去，得到相应的效益没有？我曾经和一些学生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影响。我们把美国的媒体对孔子学院相关的报道进行一个梳理，从中发现美国民众、美国舆论对孔子学院的态度。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对孔子学院的评价是总体下降的。大家看图，这个上面绿色的部分是表示消极的态度。这个消极怎么评估？我们就从他报道用词。词语有贬义、褒义、中性之分，对不对？就从这个词的比例来衡量每一个报道的倾向。那么，我们发现，从2005年开始，因为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是05年开始，从2005年一直到去年，对孔子学院的积极评价总体是下降的，消极评价是上升的。大家注意，美国的孔子学院是我们中国投入最多的，前面讲过有69所。中国一直想着力去对美国营造和宣传我国的软实力。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个影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这种负面效果还在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美国媒体有一些积极的态度。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些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的原因。我们对文本内容进行了一些分析后发现，在对孔子学院抱有积极态度的美国当地舆论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其中带来的商业和经济合作机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孔子学院）。我国在海外搞孔子学院的时候，比如说湘大在办一个孔子学院的时候，我们学校是要去人的，然后当地的政府，比如湖南省政府，甚至包括我们国家驻当地的使领馆，一定是要去人去祝贺的。然后，包括我们领导人到国外访问的时候，也一定要到当地的孔子学院去看一看。美国人知道你特别看重这个，就借此来增进跟中国的经济商业上的联系。我们分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当然他们也认识到，这也是促进理解，不同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学汉语也挺流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还是看重商业机会。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功利的态度？

 

 

　　对于消极的原因，我们分析了也很多，为什么这些人对孔子学院态度消极？第一，他们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认为我们孔子学院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东西。第二，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手段，或者是一个宣传的工具。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美国人对我们确实有误解。我相信，我们国家到西班牙办孔子学院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要宣传共产主义。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情绪、政治氛围里面，他对来自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文化上的一个东西，他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甚至是敌意。举个例子来讲，有的民众他为什么会怀疑孔子学院？他看了从中国来的志愿者当中有共产党员。我相信，大数中国人入党，以及党员身份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成分。但美国人认为，是共产党员就会宣传共产主义，这是他们的一个认识。美国的政党和中国的政党不一样，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的组织形式远远没有我们要求的这么严格，没有这么正规，但对党的忠诚度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会想当然的认为，我们的政党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对志愿者中共产党员教师抱着一种非常怀疑态度。所以说，他们的这些认识里面确实有些不理解，有误解，但这个误解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大家想想，美国历史上有麦卡锡主义，为什么？就是源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反共的思想。还有，美国人怀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教育制度、教育体制的差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基本上都是公办大学，当然也有民办大学。但美国的教育更多的是私立大学。美国人是不喜欢政府来控制教育的，但我们的孔子学院渗入到美国教育体系当中去了。比如，我们到哈佛、斯坦福去办的时候，我们是同他的学校合作，对方也要出一部分钱，资助一部分钱。美国人对于这种对他们教育制度的一种渗透，有着根深蒂固的一种怀疑和敌视。

 

 

　　从这些方面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孔子学院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但是，至少是在美国，我们投入最多的这一块，也是最关注的这一块，我们没有产生相应的积极效应。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二．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

 

 

　　我上面列了几个方面的例子，一个孔子学院的例子，一个朝鲜的例子，还有就是一个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在外交当中出现的情况，我们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外交、文化外交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投入了很多，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回报。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这就是我要向大家讲的第二个部分：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第二，是畸形的经济结构；第三，是民族人权问题；第四，是政治改革的滞后；第五，是我们稳定第一的执政思维，共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可能没有概括到全部，只是我认为我们内政因素当中几个最重要的对我们外交的制约因素，拿出来分大家做一个共同的探讨。

 

 

　　1．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必须要指出的是，比如说在前面提到的朝核问题当中，我们最高决策层的战略素质确实还有待加强。我记得昨天金正日死了以后，我们本地有个媒体，叫《长株潭报》，他的编辑发给我一个采访提纲。他问我，朝鲜还有没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我说其他地方都没有，唯一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金正日的战略素质比较好。为什么说他战略素质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代以来，作为这么一个又小又穷又弱的一个国家，其外交表现可圈可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金正日，我也不喜欢，还有人不喜欢朝鲜。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这20年的朝核危机当中，这个小国在外交当中有着出色地表现。他在利用各个国家之间、大国之间这个错综复杂利益矛盾方面，在自己的一些战略执行的效率、效果方面，包括战略实际情况的把握方面，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这其中离不开金正日过人的战略素质。他的这种战略素质，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看得准。什么是看得准呢？就是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我们知道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对主要矛盾的把握。那么，金正日就看得很准。我们之前提到美国，金正日就知道美国不想跟他缔结和约，所以，他跟美国说得很好：我可以放弃核武器，我也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你跟我来签订和约，你跟我关系正常化。这个要求多么的合情合理，对不对？这个朝战结束都这么多年了，50多年了，现在来实现关系正常化难道不合理，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金正日知道美国不愿意这么做，他就拿这个将美国人的军。这是看得准，把这个朝美之间的矛盾看得准。另外，包括在中朝之间，他也看得准，他抓住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朝鲜垮台，不愿意我政权垮台。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你停止石油供应，我还是不改变政策，你最终中国还是会恢复石油供应的。为什么？因为我垮台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朝鲜不怕，赤脚的不怕穿鞋子，首先服软的还是中国。所以，他（金正日）在这种战略博弈当中，第一个特点就是眼光很准，看得非常准，看到了主要矛盾。

 

 

　　第二个，根据我的概括就是下手狠。什么叫做下手狠？大家别看朝鲜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朝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第二次朝核危机可以说是他自己主动挑起来的。第一次朝核危机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卫星一看，朝鲜在搞核武器，所以要核查，闹起了朝核危机。那么，第二次朝核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呢？是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上台的时候出现的。在朝核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就跟克林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对朝政策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当时朝核问题也沉默了好几年，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矛盾。但是，小布什一上台，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邪恶轴心”。是哪三个国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北朝鲜，还有就是伊朗。小布什提“邪恶轴心”不是闹着玩的。他说，这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要一个一个来收拾。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9·11”事件发生了，小布什打“9·11”这张牌打了阿富汗后，但刀锋一转就朝向了伊拉克。所以，小布什政府对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三心二意的。后来奥巴马也批评他说没有真正反恐，这个批评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小布什念念不忘的还是伊拉克，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2003年就开始实施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只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还有北朝鲜。这个伊拉克战争表明，小布什是说话算话的，先从伊拉克开刀。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朝鲜感到了一种危机，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访问平壤的时候，朝鲜就主动对他说，我现在在搞一个铀浓缩计划。朝鲜自己还说，我有权开发核武器以及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他是主动曝出来的。美国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一回去，再将这个消息披露以后，第二次朝核危机就出现了。所以，朝鲜当时意识到，在不利的处境之下干脆先发制人。他知道在美国想打伊拉克但还没打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对三个国家同时下手，所以先发制人。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站在后面，美国就是捏软柿子也不会捏到朝鲜身上来，美国首先要打的是伊拉克。在这个时机主动把这个问题爆出来，其实对朝鲜有利。这是第二个，下手狠。

 

 

　　第三，转变快。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形式瞬息万变，立场也需要适度地变化，不然就适应不了新的形势的需要。朝鲜就表现出很好的战略心理素质，比如在六方会谈的态度问题上，首先是朝鲜自己宣布不搞六方会谈的，甚至说狠话决不重回六方会谈。但现在他又愿意重回六方会谈，包括金正日死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在俄罗斯的时候，还多次说过他愿意重回六方会谈。为什么愿意重回？原来为什么愿意退出？归根到底的原因都是对朝鲜是不是有利。原来之所以要退出，因为他想搞核试爆了，他觉得经过几轮谈判，该拿到的援助都拿到了，该拿到的粮食也都拿到了，六方会谈没用了，我就去搞核试爆。搞了核试爆以后，美国人说要制裁，小布什政府后期还搞了一个战略核扩散的一个倡议，实际上就是派军队阻遏朝鲜一切有可能向外扩散核武器、向外扩散军备的一个措施。所以，朝鲜感到非常喘不过气来，经济上也受到波及。这个时候，他需要通过六方会谈来缓解形势，来获得一定的援助。所以，他就提出可以重返六方会谈，立场转变很快。作为一个战略家来讲，这是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坦白地讲，在这些方面，我们领导人跟金正日同志相比还是有所欠缺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有制度的、民族主义的原因。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领导人绝对不会轻易地转变立场，要或者不要，打或是不打，有国内舆论的牵制。但金正日确实可以天马行空，反正朝鲜人民都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而中国有制度上的约束。但中朝两领导人在个人战略素质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金正日从小就站在他父亲后面，研磨政经大事，所以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担心金正恩掌握不了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缺少金正日那种历练的阶段。金正日60年代大学毕业，70年代开始走上政坛，一直到90年代正式掌握大权，这其中20多年一直在历练，而且在很大程度实际掌握了政权。那么，金正恩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历练？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他能不能掌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先不提了。我们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工程师出身，技术思维主导，当然技术思维很重要，但是也要有超越技术思维之外的战略思维，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缺失的。

 

 

　　2．畸形的经济结构

 

 

　　第二个内政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为什么这么说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就拿美国国债这个例子来讲，我们买了一万多亿美国国债，我们也曾经跟美国领导人说过，要确保投资的安全，确保相应的收益。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从来就没有有效的手段去要求美国做出一种特定的承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依赖。我们先不说政治上的，就看经济上的依赖。第一，在市场上。后面有一些数据，2011年我国出口额度总共是15779.3亿美元，其中向美出口2383亿美元，份额相当的大。关键的是，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是最大的。我们出口2300多亿美元，仅进口1000亿多一点，每年我们能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赚到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还有一点，美国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体系当中，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力。比如，前面提到的IMF。美国在IMF当中占据了17%左右的投票权，可以否决一切重要事项，我们中国目前要迫切增加在IMF的投票权，这就离不开美国的同意。所以，我们对美国有高度的依赖，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依赖美国的市场，依赖美国的资本。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对外部的过分依赖，对外部贸易的过分依赖，目前依存度应该是超过了6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个是消费，第二是投资，第三个就是出口。这三者之间应该有个比较恰当的平衡关系，美国是消费太多，我们是消费太少，都不太正常。

 

　

　除了严重依赖出口外，我们的经济还严重依赖政府的投资，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我个人认为，我们实际上离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比如去欧盟，去其他国家，我们在交涉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对方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布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坦白地讲，要我来判断的话，我认为中国也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基本的方面，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至少是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那么，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做到。就拿我们这个4万亿来讲，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出台了一个投资计划，就是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完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它投向的部门基本上也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庞大的资源配置里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政府，还不是市场。这是第一个方面，我就从市场要素配置来讲，不是市场经济。第二个是市场经济还需要公平。市场经济是不同经济主体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模式。但是，大家在学校还没有深切感受，以后进了社会就会深切的感受：国企跟民企之间的差距。这倒不是说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地位上的差距。在银行贷款的投放上，我们银行不愿以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什么？因为它觉得这些企业靠不住，而大企业有那么多资产在那里。然后是我们很多实际的政策，政府部门更多地向大企业倾斜，比如说像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垄断了石油的供应。一般来讲，国有企业应该占据的是那种非竞争性行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都由国有企业所掌握。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山西煤矿的整顿、整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温州人在山西购买了很多煤窑，后来政府说要整合，实际上就是由国有煤矿来收购民营煤矿。民营企业不放都不行，当然要给钱，但给的远不是市场价。对民营企业来讲，这实际上是对他们权益的一种侵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竞争环境，垄断太厉害。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了纠纷，能够要求法院秉公处理相关经济的纠纷。但是，我们目前做不到，特别严重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很多法院裁决执行不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从发展的比重来讲，对投资、贸易有过大的依赖。而且，正好是这种对外贸的依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就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外贸的时候，创造了越来越多顺差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么多外汇储备大家看起来可能会很方便，但我们领导人有时候看了也会很头痛。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国外把商品卖出去了，由于在国际上多使用美元标价，收回来的是美元。但是，美元不能在国内用，就得卖给银行，这些节存下来的钱就体现为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一多的话，对中国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为什么呢？它是一笔资产，资产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问题。这么大的一笔资产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保值增值渠道，甚至贬值的话，就会很令人心疼，很令人焦急。中国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万多亿美元怎么办？有的人说，是不是可以拿到国内给每人分得几千美元？这个是做不到的。特别是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又不可能直接发美元，你要去消费只能花人民币。把这么多美元转化为人民币投入到市场的话，大家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外汇储备可以随便拿回来用。实际上是拿不回来的，但是你又得必须使它保值增值，怎么办？现在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还真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有人说买欧元啊！现在欧债危机，欧元更加靠不住。买日元吧！日元做了弱势货币好多年。买资产吧，你买什么什么就会涨价，别人把你当冤大头来宰。所以发现，这么多国债，除了买美国国债，还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买，至少是相对保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畸形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这么大的对外贸的依赖，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着我们内部的消费，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的道德软肋。我们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有一道例行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不批评回国内就没法交代。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确确实实也有一些问题摆在那里让人去批评。当然，我们也有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每年出台中国的人权报告，各国的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也搞一个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美国。但是，客观地看，我们批判美国没有美国批判我们那么有效。为什么？这里面涉及一些权利的保障问题，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比如我这里列举的几个方面，如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问题。前段时间搞了基层人大选举，在座的有去投过票吗？（一些同学说：没有！）投过票请举手。（几个人举了手看见无人响应又放下）没关系，你很自豪地行使了民主权利。还有吗？非常人，对不对？坦白地讲，我也没投过，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个选区的候选人是谁？在什么时候投票？我一概不知道。今年有一些新情况，有那么一些独立候选人。我这里列了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老师，作为独立候选人来竞选。因为当地选区的选举官员不提名，还阻止他获得选民的提名，他就以这种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去游说大家（向大家展未这个候选人展未竞选T恤的照片）。像他这样的例子在今年出现得很多，但最终无一例外的全部落选，而且这个落选的过程还不能用公平两个字来衡量。这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问题。

 

 

　　大家注意，在政治权利里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至关重要的权利，为什么？这是保障利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比如，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打个电话给政府官员，第一个可能是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第二个即使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也是秘书接了。即使他本人接了，也很可能不会处理你的诉求。如果官员们都能积极处理老百姓的诉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了，更不会一定要闹到北京去上访了！官员们为什么不处理你的诉求？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选出来的，他没必要对你负责。那么，在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美国有国会议员。美国人对整个美国的国会的运作评价是很低的，但是对他所在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的评价谢谢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国会议员一旦接到他选民的投诉，他非常高兴。为什么非常高兴？他就觉得我又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他可以替选民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他就可以作为政绩去宣扬，为下一次当选加分。所以，这不是美国议员有多么的高尚，而是这种制度使然，他需要去争取选票。所以说，选举与被选举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落实老百姓利益的重要杠杆。但是，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现在没有得到落实。

 

 

　　那么，还有就是平等的问题，比如城乡的分割，自由迁徙的缺失。当然，现在城乡分割问题在淡化，但是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原来的分割在法律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歧视，比如在选举问题上，原来我们宪法就规定，8个农民投的票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投的票，后来又改到4个，现在是平等的，法律上做到了平等。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平等，就是城乡间资源投入的不平等。比如在城市里面拿的社保相对较高，虽然现在有些农村也开始搞了这种保障，但是标准非常的低。我的老家是长沙望城区，原来叫做望城县，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可以拿50块钱。5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现在还没有当家，不知道柴米贵，50块钱买不了一桶油。所以这就是资源投入的不平等，还包括公共建设，如在城市内能够享受道路交通等各方面的公共建设，这是在农村没办法享受到的。

 

 

　　第三就是这种言论、出版、学术自由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结社自由，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刑讯和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是使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乌坎事件”。具体来说，就是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村庄，叫乌坎村，属于汕尾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陆丰市境内。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实际上在中国也很常见的一个土地买卖过程当中的纠纷。就是村级的土地被村干部卖出去了，但是村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保障，所以就去交涉、去游行，后来警察抓了几个人，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薛锦波，后来死亡了。警察说他是心脏病突发，但是，村民包括他的家属看到他的遗体后，认为是被拷打、刑讯致死的。最终，事态闹得非常紧张，这些村民集合起来，把这些村干部全部赶跑，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警察在外围包围，而内部可以说完全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这其中问题的关键，根源是土地买卖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生命权的保障，对刑讯滥用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在民主人权方面，哪怕用现在通用的标准来比，我们确实有比较大的缺失。当然，这种缺失有一些观念上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强调经济社会权利，而西方更多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权利都是我们世界人权宪章，包括1948年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后来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一个经济社会公约，一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共同承认的。无论是经济社会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当前，我们至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方面做得还不太够，所以就成为我们在对外交往当中，特别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特别大的一个软肋。那么，西方就更多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制约我们。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现实中用了很多的外交资源在海外去制止这种批评，去反击这种批评。比如，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也有一个中国人，叫做刘晓波，他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我们中国由此断绝了跟挪威的经济往来。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对颁奖给刘，这个奖是在挪威颁发的，而且挪威还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中国人就为了这个问题跟挪威断绝了经济往来。除此之外，还有在很多类似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做，这对中国外交来讲是个很大资源的制约和浪费。

 

 

　　4．政治改革滞后妨碍外交施展

 

 

　　第四个方面，政治改革的滞后妨碍了外交的施展。这个实际上是跟刚才讲的是有联系的。民主程度的发展，跟政治改革进程是有相关联的。为什么说政治改革滞后妨碍了外交的发展？前面提到了金正日的例子。金正日的成功，源于他抓住了中国领导人心理上的一个弱点，就是怕朝鲜崩溃。那么，中国为什么怕朝鲜崩溃？就是我们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那么，我们为什么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这里有两个方面原因。一部分原因就是朝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空间。对中国来说，美国军队驻扎在朝鲜半岛南段和驻扎在鸭绿江江边上意义是不同的。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这个考虑是对的。另一个就是我们担心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这是出于我们意识形态的考虑，因为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丧失对国内社会主义合法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不愿意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崩溃，当然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战略缓冲区。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如果能迈出相应步伐的话，至少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担心就会不存在，我们可能就仅仅担心作为一个国家的朝鲜的崩溃，而不会担心作为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大家注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因为现在金家把朝鲜搞得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崩溃。如果我们坚持对朝鲜负责而不是对金正日负责，我们就不会被金正日牵着鼻子走，至少我们的外交空间可能就会得到更大的拓展。

 

 

　　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例子。美国人为什么担心我们的孔子学院，其中刚才讲有误解的原因，但从他那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孔子学院不是非政府组织，它确实是教育部下面举办的一个向外面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政府机构。美国人对本国政府干预教育都很担心，更何况是来自于外国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更何况这个政府又是美国特别不感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因素可以说制约中国，特别是与西方打交道非常沉重的包袱。政治改革滞后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我这里还要提一点背景性的因素，就是在中西关系当中，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我们非常强调的原则，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反过来，西方从来就没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相反，西方现在一直在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他们情有可原。这是因为，站在西方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打意识形态的牌对他们有利。我们在60、70年代，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是比较好的，也喜欢打意识形态牌。当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以后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包括刚刚死去不久的卡扎菲，他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的国号里面也有一个社会主义，他也搞了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在当时有那个优势，我们还提出要搞世界革命，把红宝书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但我们现在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可是，美国人有优势，他们仍然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所以，意识形态实际上本身就是国际斗争当中一个很自然的组成部分。国际上不但有力量的斗争，还包括观念的斗争、制度的斗争。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占据一个比较劣势的位置。

 

 

　　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包括前面讲的经济结构的畸形，市场经济的不够完善，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很大的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民营企业为什么得不到政策上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他还没有发言权，无论是在最高决策层也好，还是在各级政府当中也好，他都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现在讲官商勾结，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商人到底真正起了一个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有很大疑问号的事情。在最高的决策权里面，包括中央委员会，商人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事件，大家可能知道，传说我们湖南最大的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的老总梁稳根可能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就是商人能够被提高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国最高决策机构，这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情况。虽然国有企业老总中也有很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但他是一个官员，而不是真正做企业。所以，归根到底来讲，跟老百姓比、跟小商小贩比、跟我们普通老师比，商人是一个强势集团。但是，跟最高决策层比，跟共产党的干部来比，他还是一个弱势阶级。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否分配利益的工具，你在这个体制里面有多少发言权，这个体制就会反过来给你多少利益。所以，要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地平衡，真正要使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真正要使前面所说的人权得到更大的保障，就是必须要把各个阶层，包括商人、工人、农民的利益能够在这个体制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需要推进政治改革的推进。所以，对政治改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要太意识形态地去看。有人认为，好像政治改革就是改掉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利益分配关系的再调整。比如说，现在农民没有农会，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会，实际上把这种相应的体制建立起来，把相应的渠道建立起来，使他们的这种利益能够有一个发生的空间，有一个维护的渠道和工具，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内部执政思维方面的问题延伸对外交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党有一个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国内的思维，其实这种思维也渗透在国际层面，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外交风格比较保守，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维稳。所谓国际维稳，就是包括朝鲜、利比亚在内的很多国家，我们不希望他们倒掉。有一个牌就多米诺骨牌，一倒就不得了。在利比亚，我们其实是不太希望卡扎菲的利比亚倒掉的，但最终还是倒掉了。叙利亚我们也不希望他倒掉，至少在目前为止还没倒掉。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刚前面讲过的，我们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来维系自己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这是本质上的保守。

 

 

　　第二个就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外交风格上比较典型的如南海问题。你说我们让步吗，我们也没让步，我们一直坚持，从来没有说哪块地方我们不要了，我们领导人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是，我们强硬吗？确实也没有强硬，没有说要武力来解决。我们在南海问题上，就整体的政策风格来讲，我这里用几个词总结一下，不能争、不能弃、只能拖，这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风格。邓小平说了，他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加有智慧，看样子我们现在领导人也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有智慧（大家笑）。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还在这里。那么，是不是只能这样呢？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哪怕是从国际战略、国际博弈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去争一下的。包括在南海这么复杂的问题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为的空间。我曾提到过一个措施，比如制止单方面开采石油，这个就是中国可以用来打击越南、打击菲律宾一个很好的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南海现在有很多石油，但是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发，而开发最多的国家就是越南。现在包括石油在内的海洋产值，占了越南GDP的1/3。从国计民生来讲，已经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这种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为，中国是有理由狠狠地敲越南一下的。为什么？因为2002年的时候，中国跟东盟峰会有个行为宣言叫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其中里面就规定有关各方不得从事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这种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没有明确说包括不能开采石油，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去解释。而且，开发石油确实使这个地区局势复杂化了。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使用这个工具。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领导人特别担心，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强硬了，引发事态的升级，然后会使事态变得不可预测，我们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如果去争，确实会变得不可预测，国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解决、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国际战略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现在的执政风格是不愿意冒风险，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也是如此。

 

 

　　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冒风险，为什么一定要稳定第一？我这里面涉及一对概念，亨廷顿曾经提出的一对概念，就是政绩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大家知道，政府的生存必须要有合法性，就是我们老百姓真正认可，他才能真正统治下去，真正的靠枪杆子来维持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来的？亨廷顿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绩合法性，就是说这个领导人他能够向老百姓这么说，我当领导就能做到很好，让你们生活水平改善，让经济发展，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福利，使你们生活得幸福。这是政绩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程序合法性。就是说，我尽管做得不好，但是对不起，我是你们选出来的，不管怎么样，我先干完四年再说。这两者合法性的来源导致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当然，不是说强调程序合法性就不重视政绩，他也重视征政绩。比如说美国总统，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为了连任，他会想办法要把他的政绩做到位，包括大家看到的台湾的选举，领导人搞辩论，马英九总是在强调他的政绩，申请了世大运，然后又做了什么实事。蔡英文则老是批评马“363”的承诺跳票，就是经济增长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台湾也重视政绩。但是，对作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来讲，他至少在他几年的任期内他有合法性，你不能够把他推翻，除非你通过罢免程序来做，他至少可以稳稳当当的做完这几年。政绩合法性则往往适用于没有这种民主程序的国家，这些领导人他没有固定的任期的限制，他没法或不愿意通过程序合法性来取得政权，就只能通过政绩。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强调一定要经济保八的原因，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8%。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需要这么多增长才能提供必需的就业，归根到底还是政绩考虑。如果没有这个政绩的依赖的话，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合法性就会丧失，至少就会削弱。

 

 

　　所以，程序合法性的缺失、对政绩合法性过度依赖，是使我们执政风格趋向保守的一个原因。政府在取得这些政绩的过程中，总是过度地担心，如果我做错了的话，如果我失去这些政绩我会怎么办？在外交问题上就会担心，如果做得好就罢了，如果挑起了争端应付不好怎么办？例如对越南，如果你再开采石油我就动用武力，战争可能就会打起来。当然，中国打越南没问题，但如果美国干涉进来，战争进程就变得不可预料。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领导人承担不起这种风险，因为他的合法性都来自于他的政绩。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程序合法性的支撑，则愿意冒这风险。由于过度依赖政绩合法性，所以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推行比较保守外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所概括的，内政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这也是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感受。我总的感觉是，对中国外交来说，以中国这么大的块头，以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只要内部发展好，在国际上无论环境怎么复杂，无论美国怎样处心积虑的想搞垮我们，其实都不怕。从外部来讲，别的国家没办法去制服中国。真正可能打垮中国的、真正阻碍我们中国崛起的，还是来自于内部的问题。而且，这些内部的问题不但是对内政有影响，包括对我们外交的施展，也从各方面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制约和束缚。所以，哪怕仅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讲，要有更大的发展，也必须来逐步的推进和解决相关的内政问题，我们的外交可能才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