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9日于东京召开的中日第九次战略对话（副外长级）即日结束。唯一的“成果”，是双方确认将加快有关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事宜的工作及磋商。任何人都能看出，如此“成果”仅略好于没有成果或谈判破裂，基本上也就是给双方留了个台阶，不至于脸上无光而已。至于何时重开交涉，解决纷争，则迄无“路线图”。

此番谈判，中国不急日本急：一上来，日方首席谈判代表、外务省次官薮中二十三便就中方“继续单方面”开发位于“中间线”西侧（中方一侧）的“天外天”（日本名“樫”）油气田一事提出抗议。对此，中方发言人高调回应称天外天位于无争议的中国管辖海域，与中日双方原则共识中提到的有待就共同开发继续磋商的“其他海域”无关。联想到一个月前，中方派出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刺激了日本敏感的神经，也曾招致后者的一通抗议，可依稀感觉出两国关系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骤然降温的现实。那么，中方缘何偏偏在这个时期，以如此强硬的姿态频频挑战日本呢？在强硬牌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取舍和利益考量呢？笔者认为，有近和远、直接与间接两方面的原因。

先说比较直接的近因。首先，不仅对中国，即使对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来说，2008年也不啻为一个分水岭。北京奥运的举办和“神七”的上天，标志着中国“大国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逆转，这使日本在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其审视邻国的视角和与其交往的方式：经济上，中国已“毕业”，至少不再需要援助——这一年，日本关闭了持续实施近30年的对华政府援助（ODA）；政治上，中国已从地区大国晋级为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地政格局举足轻重、势与美国联手，要“把地球的事情管起来”的重要大国，而这与日本正在锐意推进的21世纪国家战略——政治大国化的诉求不无内在冲突。对此，日本心态复杂，一筹莫展。

虽然恢复了长期中断的首脑互访，还有诸如在汶川地震中日本无私援华等温暖的插曲，但最根本的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始终未及充分发育，从而使所谓“战略互惠”关系亦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徒流于相互做生意的实用主义表层，难以向纵深拓展，稍遇挫折便前功尽弃，动辄掉头折返，大幅后退。譬如，一年前发生的毒饺事件，久拖未决，导致两国食品贸易几乎“回零”，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加上其后恶名昭著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成形未久的“世界工厂”的杀伤力不可谓不大，要重建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恢复到以前的出口规模，恐怕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其次，北京奥运用力过猛，过犹不及。奥运本来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沟通，加深彼此了解，从而为下一阶段的深层改革创造一个更加融合、协调的国际环境，博取、增殖国家软实力的绝佳良机，但结果却成了中国单方面向世界输出“中特主义”价值观的擂台。在日本长野举行的圣火接力，一片五星红旗的海洋中，几乎不见奥林匹克五环旗；有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占据有利地势，日本本地观众被挤到最外围；爱国主义口号震天，4000名日本警员如临大敌维持秩序的场面，令同样举办过东京奥运会和长野冬奥会的日本国民大惑不解：这是奥林匹克吗？

继而，奥运开幕前夕，两名日本记者在新疆采访时遭当地警方殴打、拘捕；在日方抗议之后，只得到中方“感到遗憾”的表示。事件经日本媒体报道后，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舆论的“沉默螺旋”旋转加速，主流民意开始朝新闻报道自由和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倾斜，而这又反作用于日媒审视中国问题的视线，强化了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奥运期间，日媒批判中国的火力相当猛烈、集中，连《朝日新闻》那样的传统左翼、亲中定位的媒体，也连篇累牍刊发批判北京当局的文章，且“尺度”之大、调门之高令人平生今夕何夕之感。如去年8月22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党的奥运——民主化是一个梦》的署名评论如此写道：“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频道。所报道的不是刚刚发生的国民英雄刘翔的弃赛，也不是前一天晚上连夺两金的跳水女王郭晶晶的战绩，作为头条，报道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外访日程——党胜于一切，如此国家的‘和平的圣典’。……申奥成功的那一夜，北京长安街被数十万市民变成了步行者天国。之后7年，开幕式之夜，在空前严格的交通管制中，奥运相关人士和党的干部的车队优先驰过；在绿色信号灯闪烁时，试图走过斑马线的步行者遭到警官的喝斥。在党的宣传下，北京奥运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但同时，‘要奥运，也要人权’的声音却被封杀。所谓‘奥运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期待，现在听上去很空洞。”

如此“舆论导向”，当如何影响其“民意”，而民意又如何左右其对外政策的策定，最终形成何种对华政策，便不言而喻了。但我们在展开“舆论反制”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反求诸己，多少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应对——在奥运问题上，有无因用力过猛而导致过犹不及之处？纵观奥运前后的国际舆论，一个总的感觉：以北京奥运为分水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越来越怪异，成了一个一味以含混不清的“中特主义”力拒普世价值，刀枪不入、爱谁谁的不可理喻的巨大的、不透明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折损了30年改革开放所构筑、积累的国家软实力，且不无把百年梦想好容易一朝兑现的奥运变成负面遗产的危险。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受民意制约的因素越来越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早已失去了昔日总体化社会的“从容”。尤其是对日外交，因同时牵涉到历史情感纠葛和现实利益竞争，在诸多对外关系中是最棘手的，有时甚至面临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谋求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领导人个人的胆识、魄力，也需要一种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否则，以战略高度、政治解决外交问题，便成了一剂剧毒的猛药。即便领导人再富于个人魅力和凝聚力，如果不拿出饮鸩止渴的勇气的话，也万难推进。正因此，去年6月，作为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暖春”之访的最大成果，尽管达成了关于两国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框架性原则共识，但随后，急转直下的现实抬高了民意的门槛，使政府的外交决策再度陷入僵局是显而易见的。而外交决策的弹簧一旦缩回去的话，在弹力的反作用下，将不止退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倒退。

再谈两点比较间接的远因。一是美国因素。日相麻生太郎有句名言：“日美中虽然构成战略三角，但从来不是正三角形。”从中国角度看，其实亦如是。因此，中美关系良好时，中日关系便有所波折；反之亦然。1989年后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将比布什政权更加接近中国，其程度甚至要比所谓“Stakeholder”还要密切，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必然。对北京来说，只要华府朝自己目送秋波，东京高兴与否是不大在意的。所以，最近日本政界人士颇为焦虑，其最大担心就是奥巴马——这个连名字听上去都像日本人（Obama，也是日姓“小浜”的拼写）的家伙，会不会冒过东京，与北京“亲密接触”。而刚刚确定的白宫驻日大使的人选，着实给日本吃了一颗定心丸：著名战略学者、《软实力》（《Soft Power》）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即将出任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在日人眼中，奈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亲日派；同时，以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为21世纪国家文化战略的日本自恃其国家软实力天下第一。

二是日本因素：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北京对现任日相麻生素无好感；且其政权支持率每况愈下，已跌破20%的警戒线以下，来日无多是肯定的。而“后麻生”政权，无论是自民党的其他人选，还是民主党，抑或大联合政权，对中共来说，都不会比现状（麻生）更糟糕。如此，目前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所打的强硬牌，一来可兑现一定的实惠，二来如在未来适当时候收手，即可变为对“后麻生”政权的一份大礼。一张牌变两张，何乐不为？

但是，打强硬牌时，有一点是北京务必要加以利害权衡的，那就是手上的牌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后续效应问题，它表现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向度：就中国国内而言，对日强硬牌一旦出手，收回或改弦更张谈何容易，某种意义上，实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对日本来说，其国内舆论亦非铁板一块，同样会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有时则是相当民族主义的反应。而这两种反应，虽然方向相反，“固有频率”却相当接近，保不齐会在某个时点上发生共振。因此，对此时强硬牌该打与否的问题，决不能单凭目下情况就妄下判断，理应把有可能引发共振的情况及共振的大小、代价也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