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在日本福冈举行。这是东亚三国领导人首次单独在“东盟10+3”的框架外，于非东盟国家举行正式性接触。至此，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正式启动。不过，说是“首脑峰会”，与日韩两国均以最高领导人（首相、总统）的阵容与会不同的是，中国方面的与会者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而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微妙地凸显了三国在应对高层定期沟通问题上的不同温差。

此番峰会的最大收获，是签署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三国领导人呼吁联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的挑战，使东亚这个全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区域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提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保持三国及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三国“伙伴关系”（Partnership）概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与美、欧、俄、印，包括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均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战略伙伴或准战略伙伴的形式，致力于两国关系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并就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磋商、协调。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曾长年先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冠世界之首的相邻经济大国，却偏偏命途多舛，迟迟难入佳境。1998年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以一纸不曾签署的“中日关系第三个重要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勉强宣称两国将建立所谓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时运欠佳，不久即遭遇小泉政权下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尖锐对立，靖国参拜、政冷经热、反日运动，两国首脑各自别过脸去，十年不相往来。这种情况下，“伙伴关系”徒有其名，遑论升级至“战略伙伴”。而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维系，使两国关系稍遇风吹草动，便颠簸不已是肯定的。

回过头来看，小泉政权时，两国政治关系跌至谷底，但凭借所谓“政冷经热”的畸形构造，生意却照做，不仅经贸上实无大损，而且，接下来无论谁上台，必定会从对中韩外交入手寻求突破，不确定性反而没那么大。但随着战后第三长期政权的谢幕，“后小泉”时代，日本政治的“马灯”又开始转了起来：两年时间3任首相，包括对华关系在内，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增加，可持续性降至相当低的水平。尽管客观上安倍、福田、麻生3任政权基本上都重视对华外交，中日关系好歹回到了“战略互惠”的轨道，但明显缺乏热度，离两个大国的应有的正常关系尚有不小的距离。从安倍对北京的“破冰”之访，到温家宝对日本的“融冰”之访，从福田访华的“迎春”之旅，到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直到此次温家宝赴日出席三国首脑峰会，“后小泉”两年来的中日关系明显走了一条抛物线。福田是盛期，从麻生开始逐渐下坠。这当然有麻生其人价值取向的原因，同时也有毒饺事件、日本记者在新疆遭中国武警暴行事件等个案及其发酵效应的影响。10月24日，刚刚上台的麻生应邀出席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庆典活动，麻的一番“日中友好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实现日中共益的手段”云云的表态，对在座的听惯了“中日友好……超越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多少带有意识形态化色彩的套话的中方官员来说，不啻为一种揶揄。

据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结果，麻生内阁的支持率已跌破30%大限，其政权已来日无多。而另一项由日内阁府于12月6日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日人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低；回答“没有好感”者，则比去年增长3.1个百分点，甚至超过2005年反日游行时的水平，以66.6%达史上最高。要知道，这是在经历过汶川震后日本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之后的调查结果，动静如此之大的正面宣传攻势，都没能维系“友好”指数之不坠，可见两国关系不理想之实态有多严峻。当然，判断两国关系的好坏，也许不应唯民调结果是从，但两国关系晴转多云、民间交往趋冷，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朝下走的趋势，并不因领导人个人“亲中”或“厌中”的价值取向而转移。应该说，小泉之后，在连续3任首相与中方领导人的互动努力下，当初成为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靖国神社、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下降，两国关系受制于领导人个人好恶的空间已然相当有限。福田康夫可以说是日本史上数一数二的亲中首相，但就提升两国关系的程度而言，其作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日关系受各自国内状况影响的比重在增加，而这种国内状况，也包括偶发性个案所引发的、针对对方国家的反馈、反弹，这在两国来说都是如此。

譬如，今年初，毒饺事件引发的中国产食品安全问题，因迟迟得不到解决，加上后来发生的中国国内毒奶粉事件的连锁反应，使日本消费者对中国进口食品的不信任感日甚一日，严重打击了中国食品的对日出口，导致这个一年前规模还相当可观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出口被戛然堵住，中国农户、厂商叫苦不迭。并且，随着问题的久拖不决，这种源自农产品、食品的不信任感持续发酵，开始向其他中国工业产品蔓延。曾几何时，消费者争购“Made in China”的情景，代之以“China Free”的标签（即商家在产品上打上“不含任何中国产成分”的标识），反差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其背后，是对中国民族工业和出口型经济的致命打击——“世界工厂”的位子未及坐踏实，椅子腿便开始吱呀动摇。一名美国记者（Sara Bongiorini）写了一本名为《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ur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远离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的书，大畅其销。其日文版几乎同步出版，与另一本中国作家周勍曝光食品安全黑幕的著作《民以食为天》一样，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争相阅读的话题之作。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产品的不信任，对确立未久、有待深化的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构成了直接的伤害。

另一方面，日方发生的问题对中方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0月底，日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亩神俊雄公开发表论文，否定日本侵略，颠覆对二战历史的既成评价，以所谓“言论自由”的名义，公然挑战日本政府历来小心呵护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官方表态，威胁到战后“文民统制”的制度文明和民主主义价值。对此，在历史问题事实上已经从两国关系基础中“淡出”，在作为胡锦涛访日的重要成果、所谓“中日关系第四个重要文件”（《中日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对历史问题只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的今天，中方虽不便做出正面高调回应，但原定于11月27日的国务委员刘延东的访日和原定于11月底，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率团赴日参加第二届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活动，或取消，或延期，显然是对日方的变相牵制之举。

与此同时，在钓鱼岛问题上，此前一贯低调的中方开始强硬出牌，加上新一轮“抵制法货”的言动，其民族主义指向明确的姿态令国际社会侧目，更令日本错愕不已：在经济大萧条迫近、言论空间日益收紧的情况下，中共的对日政策会不会再度发生方向性调整？在网络民粹和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潜流本来就保有相当压强的情况下，带有某种明显的方向性暗示的政府行为，会不会使两国的舆论对立雪上加霜？更深一层，这种姿态究竟是形势使然，还是相反，在对外关系上人为酿造某种危局，借以分散、转化内部危机聚积的能量，以期凝聚团结呢？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日关系在经历了过去两年来一个模拟抛物线的轨迹之后，坠入了一个由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日本政权因素、中国国内的经济因素等）构成的磁力场中，需经历一番新的黑暗摸索几乎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