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客家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香港客家為國際客家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原因有三：

一、客家人是香港本地原居民的重要組成，香港六百多萬人口中，客家人達二百多萬，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些客家人中，百分之七十是英國統治前在香港拓荒的客家人的後裔，被稱為老客，百分之三十是後來移居進港的客家人，人們稱之為新客。但縱使是香港人，也很少人知道，因為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在急速地消失中。香港是一個客家認同幾乎消失的客家地區。但近年在臺灣客家運動和全球性客家懇親活動的輻射和激勵之下，香港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於二零零九年九月舉辦了客家文化節，二零一一年六月有香港客屬總會之成立，由梁亮勝擔任主席，二零一二年，再有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成立，由林文映擔任會長，客家社團的整合以及新興社團的成立，顯示香港客家人開始關注本土文化和香港客家的議題。香港的客家文化有無機會復興，這是值得吾人關注的現象；

    二、香港是客家研究的重要發源地，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創系主任賴際熙以及曾任該系主任的羅香林，都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三、香港原也是全球客家社群組織的重要據點，一九二一年九月，旅港崇正工商總會在賴際熙、李瑞琴、黃茂林、廖新基、徐仁壽、古瑞庭等人的倡議與胡文虎、陳承寬和張發奎等人的奔走，以及廣州客屬大同會的協助下而成立，「崇正」意謂著崇尚正義、正本清源或崇正黜邪。一九二六年依徐仁壽之建議改名為香港崇正總會，這是全球最早且影響力最大的客家社團，一九七一年香港崇正總會成立五十週年，在會長張發奎和理事長黃石華的籌劃下，將全球客家社團的祝賀活動定名為世界客屬第一屆懇親大會，並決議其後每兩年在世界各地召開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此一活動已成為全球客家的盛會，強化了客家認同，也促進了各地客家文化的復興。無論從香港本土客家族群的研究、客家研究在香港的發展、或是香港客家社團在香港和全球的影響力來看，香港客家研究都是一個豐富的寶藏，而值得我們重新認識和開挖。

 

香港客家源流

    香港位於珠江口東側，由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個區域組成，明朝時原屬廣東省新安縣，明神宗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由東莞縣析出。清初為對付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海上勢力，則採取堅壁清野的戰略，於清世祖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頒布〈禁海令〉，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依南明降將黃梧之議，頒布〈遷界令〉，強令中國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五省居民內遷五十里，清聖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再下令內遷三十里。新安縣三分之二轄區為之淨空，導致於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一度廢縣，併入東莞縣。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平定臺灣，隔年依福建總督姚啟聖之請頒布〈復界令〉，才恢復新安縣。

    廢除海禁與重置新安縣後，除了原居民回流，清朝亦致力於招民開墾軍田，原居梅州、潮州、惠州地區的客家人則紛紛走出山區，進入珠江三角洲，人口中空的新安縣正是客家人主要的移民區域，新安縣屬的今深圳市龍崗地區是陸上的客家移民中心，而新安縣屬的今香港之新界和九龍，與中國大陸陸地相接，也就自然散落著無數新建的客家村落，估計約有十五萬客家人移入今日的香港地區，而主要以務農為生，部份則進一步遷入香港島。這就是今日香港原居民的起源。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依〈南京條約〉永久割讓新安縣所屬之香港予英國，清文宗咸豐六年至十年（一八五六至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戰敗，復依〈北京條約〉，再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國將新安縣深圳河以南地區以九十九年為期租借與英國，此即香港之新界，香港島、九龍與新界三區，乃共同構成香港殖民地。由於新界居民強烈抵抗英國國有化的土地接收政策，英國乃賦與原居民以永久承租權，這些新界居民即為香港的原居民，在新界北部和東部，則主要為客家人。一九九七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約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續約，但失去新界，香港無法自足維持，中英乃經過談判，將香港主權完全歸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於當地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高度自治。

    香港割讓之後，由於英國的銳意經營，經濟地位上升，而後來居上超越廣州，許多廣州府人（廣東人）因而紛紛就近移民香港島和九龍市區，使廣東語逐漸成為香港市區的通行語言，客家人雖然逐漸被同化，但在香港狹小的空間中與本地廣府人的族群差異及其衍生的衝突，則是客家意識激發和進一步擴散的主因。瑞士基督教差會巴色會（Basel Mission）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到香港發展，在客家語傳道中獲得相當成就，該會瑞典牧師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有客家話字典之手稿傳世，為近代客家語拼寫的標準化奠下基礎。韓山明與後來受封為太平天國干王的洪仁玕認識，而根據洪仁玕的口述歷史撰寫了《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這是有關客家人與太平天國的第一手資料。隨著巴色會客家教會的拓展，廣東客家和南洋客家的族群意識也隨之形成和凝聚起來。

香港割讓八年後的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中國爆發廣西客家人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廣東肇慶府鶴山縣客家鄉勇協助清軍反攻太平軍，戰爭過程中有騷擾本地廣府人之情形，引起廣府人之反彈，衝突於是擴大為維時長達十三年的土客大械鬥，而在此期間，香港也成為廣東客家人的避難之地。因土客械鬥之故，廣東境內普遍形成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族群分類意識，客家人不服為廣府人所歧視，遂有中原正統論的客家源流論述之建構，並有客家意識與認同的鼓吹，粵東客家知識份子如黃遵憲、丘逢甲、溫仲和、鍾用龢等人，曾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發起組織客家源流研究會，正是客家意識和客家研究的重要倡導者。

民國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蘇州桃塢中學教員烏耳葛德（R. D. Wolcott）所編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於〈廣東〉條下，謂「其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是」，客家人士聞之大嘩，於是北京、上海、廣州各地，有客屬大同會之組織成立。廣州方面，則於翌年夏間，派饒芙裳、姚雨平、黃煉百等人赴港，與香港客屬人士廖新基、李瑞琴、黃茂林、賴際熙、何天池、吳穟疇、林圃香、黃錦英、江瑞英、張鏡康、溫葆六、謝遠涵等人聯絡，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旅港客屬代表大會，嚴正要求上海商務印書館修正《世界地理》內容，並以「崇正黜邪」為宗旨，成立旅港崇正工商總會，選出前清客家翰林賴際熙為會長，賴際熙等利用香港的工商資源，高舉客家旗幟，力倡中原正統論，而出版有《崇正同人系譜》十五卷。日後，在崇正總會的支持下，乃又有客家學者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從此奠定了當代客家研究的基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零年期間，崇正總會先後在香港創辦了四間崇正義學，抗戰期間，更由胡文虎登高一呼，捐輸國軍，對香港和中國公益事業，貢獻不遺餘力。

一九一一年香港政府做過人口調查，客家人佔全港人口百分之十五。國共內戰後大量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經過半世紀的演變，目前客家人約佔香港人口百分之八至九，人口約六十萬。香港約有四百個客家自然村，三分之二分布在新界，客家話仍為新界北部主要的語言。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左派大暴動，事後香港政府展開以廣東話為統一語言的香港化政策，取消電臺客語節目，限制以廣東話為公共與教學中文用語，這一政策對客家話的傳承傷害極大，導致客家話的使用已僅存在於老年人，成為可能即將在香港滅絕的語言。

    由上可知，要對客家研究或客家學的知識社會學基礎和發展脈絡有所掌握，乃至於對於全球客家運動有所認識，香港都是重要的歷史起點，而值得吾人正視與重估香港客家研究的價值。我人希望客家研究學界，今後能夠在以下三個問題意識之上，展開對於香港客家的研究：一、香港政治疆界內的客家人分布之情形；二、香港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狀況；三、香港客家社團之現狀。我們想要了解，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在老客和新客之間是否一致？如何維持？如何消失，有無復興的可能？香港的客家研究學者有哪些？他們關心的議題是什麼？香港客家研究的整體面貌究竟為何？香港的客家社團現狀如何？香港客家族群新一代的領袖有誰？香港客家社團今後該如何傳承和發揚客家文化？

　　

香港客家研究之回顧

香港的客家研究，要分兩類來評述，一為香港有關客家的研究；另一為關於香港客家的研究。

 

香港客家研究之源起

香港是客家研究的發源地之一，西方人來到廣東，就發現了當地存在著廣府、客家和福佬三種語族，香港割讓之後，香港境內的客家族羣，也自然就吸引了西方殖民者、傳教士和學者的目光，其中，巴色會由客家語傳道切入宣教事業，其基於傳教的需要，所為對於客家的研究，甚至可以被認為是羅香林開創客家學之前的先驅。清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來到香港的巴色會德國傳教士歐德禮（Ernest John Eitel），而後進入香港政府擔任視學，在教務及公務之餘，亦致力客家語言歷史及民俗研究，而著有《客家人種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和〈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後者出版於一八七三年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出以客家傳說下的中原正統論，而以五波遷徙勾勒出客家的歷史。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來到香港的巴色會瑞士傳教士畢安（Charles Piton），著有〈浙江省和廣東省的客家〉（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tung Province）和〈客家源流與歷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他根據客家族譜，描繪出客家祖先因唐末黃巢之亂，避亂於福建省寧化縣石壁，復而南遷的歷史。

西方傳教士有關客家的研究，主要採取人類學的途徑，而以進化論的觀點持論，得出客家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下的優秀種族，對不時面對廣府人歧視言行的客家人產生很大的鼓舞，也帶動了中國的客家研究。

一九一二年九月，賴際熙應聘至香港大學擔任中文總教習，他帶著清楚的客家意識，主持了廣東省《赤溪縣志》和《增城縣志》的修訂，記錄了清末土客大械鬥的歷史，這是研究清末香港客家移民的重要史證，而後又參與了由大埔客家人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主持的《廣東通志稿》的編纂，承認客家之地位而給予專門之論述。賴際熙參與創辦香港崇正總會，擔任會長長達十三年，正是香港客家學術的奠基者，他的著作為後人收為《荔垞文存》一書。

羅香林是客家學的一代宗師，他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期間，中國的民族學研究正在起步階段，他在清大歷史研究所即以百越民族為研究對象，奠定他客家研究的基礎，清大碩士畢業後，他再到燕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曾獲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獎學金獎助至華南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並到廣東考察客家文化及其社會組織，爾後至國立中山大學擔任校長室祕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進而任教於歷史系，參與鄒魯主持的《廣東通志稿》編纂工作，並獲將客家作為研究項目的燕大國學研究所顧頡剛、洪煨蓮之邀請，擔任《客家史料叢刊》主編。一九三三年，羅香林通過史料和家譜，以中原正統論詮釋客家的源流，而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一書，開創了當代的客家學，他不僅重視中國歷史中的客家，也對於客家人物感到興趣，著有《太平天國洪秀全家世考》，整理有經略越南與臺灣的劉永福口述歷史《劉永福歷史草》，他有關孫中山與客家關係的考證《國父家世源流考》，自成一家之言，對客家意識的型塑影響深遠。一九四九年他避秦於香港，得到香港崇正總會的支持，使香港成為冷戰時期客家研究的中心，也帶動了臺灣的客家研究。一九五零年他出版了《客家源流考》，其後又有《羅芳伯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一書，考證客家人在南洋殖民拓墾與建國的事蹟。

首任廣州珠海大學校長黃麟書，也在一九四九年赴港，並主持珠海大學遷校香港，他著有《客家遷徙之研究》、〈客家南遷之始問題〉等，他認為客家史之研究應當上溯自秦始皇屠雎率軍五十萬人南征，而他也考證認為南征秦軍以趙人為主力，而使古代北方文化與語言之印記留存於以南方百越文化為基底演進而來的客家文化當中。

 

冷戰時期作為中國替代實驗室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戰時期，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完全停滯，香港因而成為相對活躍的客家研究重鎮，但主要皆為中國客家研究的移植，至於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並未受到這些客家新移民學者的重視，這方面成果的展現，許多其實是西方人類學以香港新界作為中國社會研究個案的派生結果。這些研究注意到香港客家人與本地廣府人的不同，但很少就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的族群性格從事分析和定性。這一時期的西方鄉土中國人類學研究，為香港的客家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記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其客家研究論著，有英國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系主任的裴達禮（Hugh Baker），一九六六年針對新界上水村廖氏宗族的研究《一個中國宗族村莊：上水》（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上水廖氏於明代移民自閩西長汀，是一個已經完全廣府本地化的客家裔家族；一九六八年美國學者安德生（E. N. Anderson）的〈香港鄉村裡的偏見與族群刻板印象〉Prejudice and ethnic stereotypes in rural Hong Kong），研究新界本地人與客家人的族群互動關係；香港中大歷史系英國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長期在新界從事田野研究，熟悉當地族群與社會關係，一九八六年出版有《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新界東部的宗族與鄉村》（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瑞典哥德堡大學（Göteborgs universitet）社會人類學高等研究所教授艾堯仁（Göran Aijmer），也以新界客家人為對象，於一九九三年完成出版《香港新界馬鞍山客家的墓葬、祖先與風水》（Burial, Ancestors and Geomancy Among the Ma On Shan Hakka,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一書。臺灣旅港之香港中大人類學系教授謝劍的研究則針對香港客家社團，而於一九八一年由香港中大出版《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一書，一九九一年再有〈試論香港客家社團的本土化及其意義〉一文。丁新豹一九八八年香港大學中文系的博士論文《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則附帶出早期客家人在香港的生活與歷史面貌。　

 

作為國際學術節點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二年，香港的客家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黃石華找了謝劍和香港中大政治學教授鄭赤琰和胡文虎基金會主席胡仙，在九月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人類學系，以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華南及印支半島人類學研究所（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re of Anthropology of South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等研究機構，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首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會中決議成立國際客家學會，會址則設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會，選出謝劍、鄭赤琰為正、副會長。這是一個客家研究的學術團體，使香港一躍成為國際客家研究社群的中心平臺。香港崇正總會和國際客家學會的靈魂人物黃石華，是黃麟書的族弟，一九九六年他對客家學的發展做了重要的歸納，他認為客家學就是研究客家民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並揭示其發生、發展規律的學科，主張運用科學方法和觀點，系統地研究客家族群的歷史源流、組織、現狀和發展規律，推及社會、經濟、語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識的發生、演變，以指出該族群發展的規律，並以科學方法預測其未來趨勢。同時，亦可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等科學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用以探討客家族群與整個漢族及華夏傳統的關係，分析客家人族群性於人類文化的意義，進而以科學論證客家族群對中華民族與世界人類所做的貢獻。黃石華強調，客家學應該是以民族學理論為基礎，並融匯眾多社會人文學科的綜合性的科學，是較民族學具有更多的個性特徵、內容更為豐富的科學。

跨越抗戰、中國內戰和冷戰的香港崇正總會，可以說是支撐客家研究最重要的棟樑，賴際熙、羅香林、黃石華和黃麟書這些客家研究的領航者，都是來自廣東省的客家移民，香港是其移居之地，因而在意識上，未必完全自認是香港人，所以在客家研究的主題選擇上，他們也都忽略了香港本地的客家社會，而作為香港客家社團的代表香港崇正總會，事實上也是外地移民香港之新客的社團，新客從事的客家研究，集中在客家原鄉和客僑社團，這也是他們的客家感情寄託。

在科大衛客家田野研究的啟發下，經由香港崇正總會和國際客家學會的支持和協力，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教授劳格文（John Lagerwey），則以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為基地，促成法國遠東學院與福建社會科學院合作，自一九九二年起在福建、廣東與江西邊區客家大本營展開長期的客家調查研究，這一計畫得以展開，亦拜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之賜，其研究成果則逐步匯集出書，收錄於香港國際客家學會出版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當中。在該一計劃的背景下，謝劍也進入到中國大陸廣東省梅州梅縣進行田野調查，於一九九四年有〈圍不住的圍屋：對一個客家宗族復甦的初步研究〉發表。《客家傳統社會》叢書自一九九六年廣東嘉應學院教授房學嘉主編之《梅州地區的廟會與宗族》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冊。這正是一個以香港作為平臺，展開國際客家研究資源整合的典範，其研究深入中國的客家大本營村里鄉間，成果斐然，更壯大了中國客家研究的陣容。這是香港對於客家研究的重要貢獻。不過，這一個跨國資助的客家調查研究，卻還沒有關於香港本地客家的成果問世。

香港新界客家始終是一九九零年代以來有關香港客家之人類學研究的主題，像是美國學者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於一九九四年出版有《基督徒心靈與華人精神：香港的一個客家社區》（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研究新界北區客家村落粉嶺龍躍頭村與當地的巴色會崇謙堂教會，發現了客家教會對客家認同的作用。香港聖經公會牧師李志剛從一九七零年代即開始研究客家教會在香港發展歷史，他在一九九四年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提供了一個全景的客家歷史和地理視野，一九九八年，又有美國學者魯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與其夫婿羅嵐．魯茨（Rolland Ray Lutz），以相近於李志剛的視角，出版《客家人面對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一書，也是針對巴色會在香港和廣東客家地區傳教事業的研究，當中尚有戴文光等八個客家傳道人的傳記。湯泳詩是新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橋樑與對話部主任，她於二零零二年出版《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硏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眞會》，而李志剛於二零一二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這些都是有關香港客家與客家教會巴色會早期狀況的研究。

香港客家在都會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衝擊，也是人類學者所關心的問題，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有任職新界理民府的英國學者許舒（James Hayes）關於荃灣客家的研究專書《滄海桑田話荃灣》（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加拿大學者羅碧詩（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也長期關注荃灣，她有論文〈香港的一個客家村莊——荃灣的土著居民〉（Hakka Villagers in a Hong Kong City: The Original People of Tsuen Wan），二零一零年又有論文〈婦女拜祭者和被拜祭者：香港的一個客家社區〉（Women as Worshippers, Women Worshipped: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出版。

一九九八年，鄭赤琰在香港崇正總會支持下，在嶺南大學建立了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展開《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計畫，一九九九年鄭赤琰出版了〈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後來又有〈香港崇正總會的緣起與發展──一個族群會館的政治適應力的個案研究〉，是關於香港崇正總會的重要研究，二零零零年，他出版〈「敏銳危機感」與客家人的政治成就〉一文，分析客家人如何將生存危機感轉化為政治性格從而獲取相當的政治成就，客家人的這一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紀初即為征服臺灣過程遭到客家人極力抵抗的日本人所發現，鄭赤琰重新發展該一主題，而以太平天國、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革命中的客家構成，鄧小平、李登輝、李光耀等傑出的客家政治領袖為證。

自中國大陸移民加拿大的客家學者鄭海麟，近年亦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也有人把他當做香港學者，他的客家研究集中於客家先賢黃遵憲，一九八八年有《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一書的出版。

謝劍於一九九八年在臺北發表〈香港地區的客家研究及其影響〉一文，對於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香港客家研究及其對於兩岸客家研究影響，做了總體性的回顧。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為理則於二零零三年發表〈香港客家人的歷史和現狀——香港客家人研究述評〉一文，則是對於此前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的總體觀察。

 

重新認識香港客家

二零零零年以後香港客家研究的趨勢，反映出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以往作為西方中國研究替代實驗室的角色開始退卻，香港學界基於對於香港本土歷史興趣的香港客家研究中文著作開始增多，特別是有關認同與族群關係的主題，這也受到臺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以國家力量鼓勵客家研究與國際學術交流的影響，香港的客家研究也因此在兩岸的客家研究風潮中，找到了新的專屬的舞臺。如現任國際客家學會會長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主任的劉義章，在香港中大歷史系退休前，將研究視野投向新界元朗的客家村落，有〈香港客家村落的歷史與文化考察：崇正新村的個案研究〉和〈元朗客家村落田野調查初步報告〉的出版，二零零五年他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移民與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香港崇正總會宣傳部長老冠祥合寫〈香港崇正總會與世界客家運動〉，對香港崇正總會對於世界客家運動的貢獻，特別是在客家意識的凝聚和客家學術的推廣，都做了清楚的介紹；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教授劉鎮發，為香港客家人，原為生物學者，二零零零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漢語語言學博士，二零零一年出版《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考證粵西土客大械鬥對客家認同形成的影響，認為中原正統論缺乏有力的證據，因為不獨客家人，閩南人和廣東人也都與唐朝有文化上的連結，也有同樣因黃巢之亂而自北方南遷的傳說，他更從生物學和遺傳學指出客家人和廣府人、福佬人血緣相近，卻遠遠不同於當代北方的漢人，《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論文集的出版，則奠定其在香港客家話研究上的地位，當中有數篇論文係與其同事周柏勝合作，他們共同論證客語與粵語的關係，也同意北京大學語言學教授徐通鏘的研究，即客語和粵語皆源自宋語而約在七百年前元朝時才分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大歷史系教授陳麗華於二零一零年取得香港中大歷史學博士的學位論文為《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臺灣六堆》，這是第一位研究臺灣客家的香港本地學者，她在博士研究的基礎上，又有〈＂客家＂身份的建構——殖民體系下的香港新界與臺灣六堆〉、〈客家人的宗族建構與歷史記憶塑造：以臺灣六堆地區為例〉和〈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的完成，二零一四年則將研究焦點放回香港本地，發表了〈香港客家想像機制的建立：1850-1950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巴色會〉，陳麗華討論了英國殖民經驗對於香港客家族群身份建構的意義，臺灣客家研究中常見的認同主題，顯然對她的香港客家研究提供了相當的觀點。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永海於香港客家人認同的發展問題亦著力甚多，〈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從二十世紀初香港的都市發展個案看客家跨境華人族群網絡〉、〈誰的客家文化與認同〉、〈清末民初香港殖民地客家人的族群化〉是他近年有關該一主題的作品。

二零零五年劉義章、科大衛以及謝劍，應廣西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之邀請，共同主編出版了《香港客家》論文集，這是一本使香港客家研究以整體的面貌展現在世人之前的經典之作，讓人們驚豔於傳統與現代、都會與鄉村、東方與西方交界的香港，客家研究題材竟如此豐富多彩。劉義章在該書導言中表示，該書旨在呈現香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客家認同」這一現象所起的關鍵作用，由此說明香港客家的淵源，並為香港客家文化留下記錄。該書除了收錄有陳麗華〈香港客家研究綜述〉、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李志剛〈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劉鎮發〈香港的客家話〉與劉義章〈香港客家人與教育事業〉等前已介紹過的學者的論文，還有香港崇正總會張新霖的〈香港新界客家張氏源流初探〉、香港香港中大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夏其龍的〈香港客家村中的天主教〉、英國學者夏思義（Patrick Hase）的〈十約：沙頭角地區的定居與政治〉、珠海學院中文系教授蕭國健〈香港新界之客家民居〉、李志剛、夏其龍〈香港客家教會的發展和貢獻〉、專研香港飲食文化的香港中大人類學系副教授張展鴻的〈香港客家菜館與“正宗東江菜”〉、香港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鄒桂昌、香港中大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教授馬路華（Lawal M. Marafa）、香港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魏遠娥合寫的〈香港風水林土壤研究的意義〉、新天地文化旅遊經理劉育〈客家文化民俗村〉、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朱石年與張新霖的〈客家人對香港經濟的貢獻〉以及劉育的〈以21世紀精神探討香港客家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劉義章自認本書缺乏有關客家村落的人文現象和歷史文化、客家社團、客家人與其他宗教如佛教以及他們與傳統民間信仰的關係的討論，事實上，這也顯示出香港本地客家研究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不過，本書中劉育的著作，對於香港文化的保存，提出了建設客家文化民俗村的政策建議，也就是直接將客家村落生態予以完整保留，而以文化藝術與觀光產業支撐該村落的永續發展，他認為客家文化也應當是香港的文化資產，因而應當將客家文化保留並發揚，轉化為觀光資源，這樣也可以對於客家人保留傳統文化的意願創造出足夠份量的動機。劉育提出了幾個客家古跡，建議強化其宣傳行銷，豐富館藏和舉辦客家特色文化活動，這些地方是柴灣羅屋香港客家民俗博物館、荃灣三棟屋博物館、荃灣海壩街民宅、沙田王屋村、沙頭角鏡蓉書屋、西貢上窯民俗文物館、大埔上碗窯村樊仙宮、沙田山廈圍曾大屋等。

 

從臺灣看香港客家

臺灣對於香港客家的認識向來有限，雖然香港崇正總會促成了一九七三年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在臺北召開，通過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世界客屬總會，但當中活躍的身影，主要為中國大陸流亡臺灣與香港的新客客家菁英，並不是香港老客與臺灣的本地客家，此後的發展，由於時間的自然因素，臺灣本地客家人士逐漸取得優勢，再因本土化政策，使客家文化受到國家的重視與照顧

，然香港客家卻一直未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視，香港客家人也在都會化和粵語化的環境中，逐漸流失其文化的發展空間以及維持客家認同的意願。關於香港客家發展的問題，曾在香港中大人類學系博士班就讀、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客座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聰榮，從臺灣客家經驗出發，即看到香港語言政策對香港客家難以平復的傷害，他在二零零二年即有〈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和〈為什麼香港缺乏客家認同？──從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析到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論文的產出，可以說是當代臺灣學界研究香港客家的先驅。

近年隨著臺港民間社會交流的日益密切，臺灣客家學界也將研究的觸角伸展向香港客家，如二零一三年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有曾韻潔之碩士論文《客家企業家社會價值實踐之析探──以田家炳基金會為例》通過，同一年稍早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曾士軒發表的〈現代香港客家的樣貌〉一文，則深刻地指出香港客家發展的限制，即在香港政府的不利政策之外，根本的原因出在香港沒有本土的客家運動來召喚出香港客家人的族群意識，也就不會出現搶救客家文化的社會動力了。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翰璧於今年曾帶領研究生，在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林文映的協助下前往香港客家地區進行考察，我們期待臺灣學界能將其客家研究的能量帶進香港，也算是臺灣客家對於香港崇正總會在客家運動上卓越成就的回饋與酬謝吧。

總而言之，香港客家研究乃存在著斷層的現象，早期關注的主題為整體客家的命運，冷戰時期出現許多缺乏客家意識的香港客家人類學研究，近年香港本土的客家則逐漸成為焦點，但因研究社群不夠龐大，研究受制於少數人類學、語言學和歷史學者的興趣，民間本土文史工作者羣體的支撐嚴重不足，不像臺灣有法政學者的參與，因而會對於族群權利和多元文化政策特別關注，或者有民俗學者的投入，而更能掌握當地客家傳統演化的脈絡。然而，隨著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如香港城邦論的倡議者香港客家人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根，會不會把客家納入香港民族建構的工程當中，而對於香港本地客家運動和客家研究的方向起到帶領的作用，則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現象。

 

 

民國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時二十分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