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間，共產黨實行著一種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級賤民制度——成分論：國家政權以階級出身對國民進行等級式劃類。這一劃分及其造成的社會氛圍，從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強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達到頂點，由半遮半掩的檔案內部劃類，走向赤裸裸的「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和麻五類」等公開的侮辱性分類。這種出身歧視導致的最極端後果，則是發生在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的對黑五類及其家族進行的大屠殺，甚至吃人。譬如，在當局慫恿下，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殺死300多位「四類分子」，最年長者80歲，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嬰兒！1967年，廣西誕生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提出「斬草除根一掃光」，滿門殺戮「四類分子」及其子女。

在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學的校舍變成審訊室，牆壁上就有用人血狂書「紅色恐怖萬歲！」 整個中國，籠罩在一片瘋狂猩紅的恐怖之中。

在這種恐怖和高壓的氛圍下，一個孱弱而內向的青年，站了起來，戰勝恐懼，昂然揮筆，寫出了長篇文章《出身論》。該文筆鋒犀利，邏輯謹嚴，情感充沛，嚴正抗議並激烈批判出身歧視，激起了廣泛的反響。藉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混亂，文章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獲得長期受壓的「賤民」們深深共鳴與支持，一紙風行，洛陽紙貴，產生了某種雪球效應，激發出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賤民」們的權利意識。

這位青年作者的名字是：遇羅克。

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他因為撰寫《出身論》於1968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槍決。年僅27歲。

遇羅克在《出身論》中，凜然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他更是明確宣稱「無論甚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雖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術語還難免帶有時代烙印和馬克思主義痕跡，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確，是呼喚平等與尊嚴，是吁求基本的人權。這在當時的中國顯然是離經叛道的。因此，雖然當年毛澤東及其文革小組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統論」，但那僅僅是權宜之計。他們是絕對不允許像《出身論》這種從根本上顛覆其階級鬥爭理論的人權思想流傳的。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籠罩一切的極權國家，統治者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統治的。階級路線、階級鬥爭是他們竊取政權的理論基地，也是他們在統治權術上「一抓就靈」的通靈寶玉，萬萬動搖不得的。由於這個根本原因，《血統論》雖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層權力搏鬥中的權宜之計。有鑒於此，人們注意到，到後來，《血統論》的始作俑者，一律無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論》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羅克也終於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對待《出身論》的根本立場上，當時中共內部激烈權斗的兩派——文革派與反文革派——實際上並無二致。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30年時段裡，「出身」，像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人們頭上，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人們心上，陰霾、流血永無止期。中國人，無論長幼，都在階級路線的名義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賤民」，從識字開始，就對填寫各種與出身有關的表格，有一種天生的抗拒與恐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無數障礙：參軍、招工、「提干」、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沉默，不願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迴避自己。滲透一切的國家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強力灌輸下的日常生活，學校、單位，街坊…點點滴滴，早已教會了他們認明自己的身份：即，異類，卑賤者，准專政對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多出了一個稱謂：「狗崽子」。他們的一生無所期待：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沒有愛與被愛的權利，沒有寫作發表的權利，沒有發展自己興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權利，……只有絕望，只有看不到頭的黑暗的隧道，漫長無盡。正義、平等、自由、良知、愛情，事業，幸福，對他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是遇羅克，在文革混亂之際，終於，把那些人多年來憋在心裏的話說出來了! 當他在《中學文革報》上點燃野火時，其氣勢，逆風千里；頃刻間，朝野震動。人們排著長隊購買它，如饑如渴閱讀它，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像雪片一樣飛去，以致郵遞員不堪重負，要他的夥伴蹬著三輪車到郵局自己領取郵袋；袋裡的來信，每天都有幾千封。《出身論》!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鬱而乾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號啕不止……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遇羅克難免要使用一種近乎狂熱的語言，表達屬於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擊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式的「新的種姓制度」，中國式的「賤民劃分」。這是平等的訴求，這是抗議的聲音。他為他廣大的同類向社會吁求，從「階級路線的歧視」那裏要回來應有的權利：平等的權利，公正的待遇，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雖然，遇羅克用了一些當時流行的語言，但他與當時那些洋洋大觀的「理論體系」都不相同，它們之間在根本上毫無關係，他的思考帶有根本的性質，即：人道的性質，人權的性質，平等的性質，自由的性質。他思考的出發點與當時時髦的思想完全是南轅北轍，根本上不在一條軌跡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撥開其文章表面的文辭，撥開他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出身論》就是當年中國的人權論，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國大地底下噴薄而出的清涼自然的自由主義言說。因此，雖然缺乏嚴謹的自由主義的學術語言包裝，但遇羅克，在思想上是當之無愧的應歸屬於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國自由主義脈絡之中，他是他們的毫不遜色的精神傳人。

這個孱弱的青年，內傾的青年，二十出頭就開始變得駝背的青年，他最主要的思想貢獻，就是在鐵桶一般的封閉中國大陸內部，開啟了當年的異端思想——人權意識。當大批的黑五類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僅僅因為出身而死於無妄之災，當被槍殺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綁了推到河裡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後還不見屍首的事件如潮湧來，有如一場鼠疫時，當遇羅克自己也飲彈死去時，《出身論》的出現和傳播，在冥冥中已經開始向那場血腥的殺戮伸出了一支隱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在這個意義上，遇羅克是為千千萬萬「賤民」殉道而死的，是為中國大地上的人權殉道而死的，是為未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國殉道而死的。在這個意義上，遇羅克雖然只活了短暫的27年，但他已經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