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锐1917年生人,刚刚过去的4月13日是他满100岁的正日子,那天,BBC在网上播出了今年年初采访他的一个短片,即刻在国内微信群中一圈圈地散播开去。朋友们或当面、或打电话来,赞叹老头子的机敏和锐利:“哪像一百岁的老人啊!”4月13日中午的寿宴,尽管早就告诉关心的人们会是家宴,却还是挤挤地坐满五大桌外加一桌散客,很多来客不约而同的祝词是:“李锐,你要向周有光学习,超过周有光(112岁)”。以父亲仍在坚持游泳,日常生活自理的现状,众人的希望应该不会落空。这次回国,每天早晨看着父亲进餐,一大碗芝麻羹喝完,总将碗内的残留糊糊用勺子伴着些许清水认真地、细细地刮涮下来,倒入口中,然后得意地将碗底向我一亮:“干净吧?这是地主儿子吃完的饭碗。”再指指家中阿姨和继母面前挂着不少糊糊的碗:“看看,她们是贫下中农!”随即开怀大笑。
父亲的人生之路已步入第101个年头,我的“跟进报道”也写到第35篇,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的延审通知书发到第11次。以我的律师的判断,三中院是想将我的“状告海关案”拖到李锐过世后开审,判我败诉。但是父亲再活12年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事情,如此,我的“跟进”大约要写到第180篇,三中院的延审通知要发到60次。有位朋友认真地向我提出,应该考虑将三中院对我案的延审次数申报“吉尼斯记录”。我觉得这个建议真是好,在这里郑重地向所有读到这篇“跟进”的律师和读者们提出请求,请你们提供亲历的或听说的久拖不审的案例,以及你们了解到的申请“吉尼斯记录”的程序,发到我为“状告海关”建立的邮箱:zghg2013@yahoo.com,不胜感谢之至。将三中院和贾志刚合议庭长在我案的作为以“吉尼斯记录”的方式载入史册,警戒后人,记住中国法官曾经的耻辱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有位国内的老先生以为我案的法律程序既已走到尽头,依据国内目前的法界现状,已无任何救助渠道可循,何不在“跟进”中将《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内容慢慢、逐篇地介绍给读者,请公众辨认此书的性质,请公众判断有关当局禁止此书入境,三中院不开庭审理“扣书案”背后深层的体制问题。我接受这个建议,将在今后的“跟进”中以“口述”内容为主线,结合我案的现实展开去说。
香港出版的书籍,是没有直接途径销往大陆的,全靠陆客携带入境。近年来,大陆海关对香港的书籍越卡越紧,很多书出了卖不动,香港出版业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但是也有个别例外,譬如杨继绳先生记录文革历史的新著《天地翻覆》刚一出版,我就向香港订购,回答是已经脱销,要等再印。《李锐口述往事》则拜托北京海关的扣留和三中院不作为的“广告”效应,一、二版售罄,行笔这篇“跟进”之时,三版已经面世。三版中新增添的内容,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赵紫阳下台后,父亲两次去富强胡同看望他时他们之间的谈话。1997年6月29日那次,赵紫阳的一段表述尤其重要:“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不是由不发达商品社会转向发达商品社会,而是从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高度集权配备资源转向通过市场调节,政府权力非常大,这点同东南亚、同南美等国家非常不同。因此在经济改革中出现许多弊病:权力的寻租行为,层层腐败,这些虽然是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不可怕,但是如果坚持这种中国特色,即:经济多元,政治一元,这些弊病便铲除不了,还会越来越大。这种特色甚为可怕,毫无前途,按照此路再走十年,只可能继续腐败下去(李锐说:不进则退)。腐败问题不从制度着手,解决不了,如不重视,将来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的领导人要有勇气,做出改变,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键在党的改革,党有几千万党员,无可替代,几十年执政,要从党内改,建立真正民主制完善的党。”赵紫阳这番话是20年前说的,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正是他20年前预见的“不堪设想”、“继续腐败”。赵紫阳的这些话是为了国家好,还是为了搞垮中国?为什么不让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知道?让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
赵紫阳说政治一元、经济多元是死路;而现在很多的年青人非常满足于多元经济带来的生活的舒适和就业选择的相对自由:一元的政治体制,于我何干?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正式强调提出“供给侧改革”,他对这个提法的诠释将经济运作转回到赵紫阳说的“高度集权配备资源”的老路;今年的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成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将经济的发展重新纳入“顶层设计”——国家计划的轨道。“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政治一元的国家体制中畸形发展的多元经济,将被套上国企驾辕的马车,这是所有人必将面对的现实。毛泽东的两个一元的社会是60岁以上的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条道路文革结束时全党全民的共识是:“将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供给侧改革”完成,雄安新区轰轰烈烈地大搞起来,现在的年青人或将体会我们这一代曾经有过的生活,政治一元的恶果,是他们这一代不得不尝的。但是无论是“崩溃的边缘”也好,“毫无前途”也好,共产党始终屹立不倒,现在又找出三十年前那个置人于死的药方,医治今天病入膏肓的党和它统治下病入膏肓的国家,根据常识和直觉判断,其后果“甚为可怕”。但是共产党何以无论怎样倒行逆施均可岿然不动,它讳疾忌医的结果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其历史、文化、人文……的渊源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
这次回国又见到鲍彤老,他向我提到赵紫阳任总理时曾劝诫各省急于建功立勋的大员们的一句话:“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尺度去丈量历史的变迁”。这是何等睿智的思维!任性启动的雄安新区拉动不了中国衰败的经济,躁动不安的革命改变不了中国一党专制的现状。鲍老又一次告诫我: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就好了,这就行了。是啊,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非要去成就一番什么,往往是适得其反。三中院发出第一百份“延审通知”时,以家族的长寿基因,我还应活在这个世界上,若能亲见贾志刚合议庭长创造“吉尼斯记录”,算是人生幸事了。我看不到中国宪政开张的日子,不等于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无需焦虑。
用一位朋友对我上篇“跟进”的回复结束这第35篇“跟进”吧:“力挺你的抗争。这个民族的现代性建构,可能还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一百年间的人们,注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的代价,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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