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在中国语境下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泛指对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怀有疑虑，倡导宪政、竞争性多党民主制、法治、市场，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群体。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自由派非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自由派定义，反而融合了西方左和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诉求，内部构成比较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

当代中国自由派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藉由思想解放、反思文革、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环境，启蒙自由主义迅速传播和成长，短时间内就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些学者眼里的“八十年代的共识”。自由派积极介入中国公共事务，有人翻译西方思想文化作品，出版介绍人文社会科学最新发展的书籍，如《走向未来》丛书；有人重新发掘以中国学者胡适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以及顾准、陈寅恪在专制、严酷学术环境下坚守学术尊严的精神；还有人针砭时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制定，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除去比较教条或偏执的少数之外，知识分子总体倾向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视为中国的出路，一些自由派甚至被公共舆论赋予道德光环，成为不少人眼里的“社会良心”。

被视为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曾有文章回忆称：“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八十年代是一个以民主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民间社会也出现的种种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反对极左的路线回潮，思想解放与启蒙，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人们的价值趋向均出奇的一致，我们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反对文革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潮。”

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反右、文革那个极左时代的反思和反弹。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在《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一文所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的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提倡自由主义主要是因为1976年之前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以及文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们对一度受到高度认可的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他们的‘信仰危机’以及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在社会上，乃至在党内有很大的共鸣，因为大量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

诚如斯言，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所出现的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给不计其数的民众、知识分子乃至官员造成了空前伤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几乎临近崩溃边缘，中共建政取得的合法性面临巨大拷问。有鉴于此，文革结束后，不论社会上还是中共党内，都普遍产生反对个人崇拜、倡导党内民主、完善法制的呼声。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防止个人专断、恢复民主集中制为主要目的。同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直指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等五大制度弊端。而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著称的自由主义观点，恰好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氛围。

二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改革开放的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处。不可否认，在一些人看来，自由派的部分主张超出了中国现实国情所能允许的范围，过于理想主义，但若将自由派的诉求限定在恰当区间内，比如市场化、多元化、开放、保护公民权利和财产、法治等，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治发展构成重叠共识。这也使得自由派一度与中共形成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国家走向开放多元和现代。

三是国际环境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建政后普遍存在贫穷和专制问题，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甚至酿成极其严重的政治灾难。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一落千丈，处于低潮和窘境。与之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水涨船高，成为很多人眼里的普世价值。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都非常推崇新自由主义，将之运用于治国政策，推动其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影响着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冲击着几千年以来始终未能摆脱专制主义和人治的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不少人将自由主义视作“历史的终结”，认为中国迟早要成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

上述三种因素的合力下，自由主义迅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公共舆论获得主流地位。用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

遭遇重重困境的中国自由派

近年来，昔日引领中国公共舆论的自由派，迅速陷入窘境，在内外夹击下颓势尽显。

2013年初，《南方周末》发生新年献词事件，事后《南方週末》编辑部人事频繁调整，报道尺度被收窄。（Reuters）

首先，近年来中国自由派遭遇到“六四”事件以来最严厉的政治管控压力。过去几年，中国政治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大范围强化中共“党的领导”和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共一改前些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遮遮掩掩态度，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对其眼里有可能威胁和冲击到既有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自由派，予以严厉管控和防范。这一变化投射到公共舆论上的直接结果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普世价值、民主选举等一系列自由派话语，明显被迫减少；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和媒体的公共空间，被大幅度挤压，甚至被屏蔽、关停。

2018年，香港端传媒刊发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麽？》，以20多位受访者口述的方式还原了中国媒体人所遭遇的言论收紧，得到了大量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媒体从业者的共鸣。这篇力作尽管读后给人一种悲观、灰暗之感，却也是实情。中国大陆青年学者、广州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曾分析指出，近年来自由主义言论在舆论场上的式微“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全面打压，而打压高潮则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等”。的确如此，近年来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声，共识网、《炎黄春秋》被封杀，互联网媒体时政原创内容遭“一刀切”，深度调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被批量整顿乃至关停的消息传出，自由派在公共舆论的阵地几乎已经丧失，并由此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自由派在公共舆论场的颓势。

曾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参与创立和负责的《炎黄春秋》杂志，以敢言著称，但2016年杂志管理层遭撤换，原制作班底宣布《炎黄春秋》停刊。（VCG）

其次，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不再一家独大。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实践经验以及自由主义内在局限性的日益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自由主义，一度有着启蒙自由主义共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施派等思潮随之兴起，并在知识界、公共舆论上与自由主义形成分庭抗礼之态势，使得自由派主张遭到相当程度的制衡。正如陈纯所言“原本属于‘自由主义者’的那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萎缩”，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大分裂”。

过去一些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了一些人的自信，让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转而思考、提炼中国经验。前些年海内外知识界热议的“中国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连“历史的终结”提出者、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坦承：“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与之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的局限性不断暴露。近年来已由自由派学者转为儒家的秋风曾于2011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刊文《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指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的自觉，缺乏设定理论议题的能力”，“中国自由主义背负了太多常识，容易错误地幻想：凭藉这些常识，就可以解决自己在中国所遇到的全部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深入到理论的世界中，无法在中国经验中发展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贫弱，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时设定理论议题能力的匮乏，乃是其在学院、学术界，乃至在观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渐丧失魅力、甚至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今天的秋风尽管备受争议，但他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符合不少人的认知。

秋风还提到，自由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这一过程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导致一些民众怨言四起，经济自由主义失去了“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曾因批评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主政时期的知识分子投机而为人熟知的自由派人士荣剑，同样在《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一文里提到中国自由主义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看来，中国当下的主要制度性问题均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致”，“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权贵们的天然盟友”。

再者，曾经奠定自由主义风靡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三波民主化非但已经成为过往，还暴露出水土不服问题，相继出现民主倒退问题。曾被西方誉为民主里程碑的“阿拉伯之春”也折戟沉沙，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和国家动荡。以今年在庭审中因心脏病骤然死亡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为例，他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成为埃及现代史上的首位民选总统，结果他上任后把埃及带往“政治伊斯兰”方向，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新的“法老”； 经济治理更是一败涂地，在他执政末期，埃及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有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或临近贫困线，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最终仅仅执政369天，就在军方的最后通牒和超过1，400万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这种动荡不仅出现在埃及，还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冲击着自由主义公信力。

西方内部也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问题。毫无从政经验、备受争议的特朗普，竟然被美国人选为总统，令许多视美国民主为典范的自由派大跌眼镜。特朗普上任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扞卫者的普世主义形象，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的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圣殿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一些行为，更是背离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英国脱欧所暴露出的英国民主弊端，既让英国政治陷入一团糟，又令自由主义形象严重折损。

理性认识自由派

中国自由派的遭遇，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社会多种思潮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单纯从价值层面来说，的确具有普世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性。关于这一点，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到福山，都是从人性本身来解释的，他们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有一种寻求“承认”的需要和冲动，而自由和民主恰恰能从不同层面满足人类这一天性。正因这样，如荣剑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土壤”，“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阻挡”。

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同样是人类社会伟大的经济制度设计，能充分激发人的创造力，极大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目前中国自由派面临的一个根本性争议是把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忽略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在市场经济上，自由派同样存在争议，有沦为原教旨市场主义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自由派要解放思想，要看到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性，应设法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并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与复杂的中国现实国情结合。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公共舆论监管部门对于自由派的严厉管控，已经被普遍认为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知识界的普遍焦虑，限缩了社会活力和公共舆论监督空间，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长远发展。要看到，中国自由派固然有其认知盲区和争议之处，但他们当中多数人还是基于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向善初衷来建言，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甚至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他们的主张尽管可能有失意识形态化，但其倡导的一些观点、价值，是契合中国改革的方向，也在全社会拥有广泛人性基础。对他们的严厉管控，显然不利于凝聚人心，也会激起很多人的担忧。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那麽多人焦虑走回头路，甚至在高层反复释放积极信号和政策的背景下还不放心，一个根本原因是近年来对于公共舆论尤其是自由派的管控备受争议。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团结知识分子，推动国家进步，北京要更自信地有序开放公共舆论空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