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和亚当、夏娃一样，因不服从而受到惩罚。但他没有后悔，没有要求宽恕，相反他自豪地宣称:“我宁被铁链锁在悬崖上，也不作诸神驯服的仆人。”——弗洛姆

一

　　 那天，在南瓜电影上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冒牌上尉》。

　　 这部电影很像《窃听风暴》和《帝国末日》，全片采用黑白风格，一下子将人带回到一个古老蛮荒的“史前时代”。

　　 电影有两种，一种是虚构的，一种是非虚构的。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没有改，故事很简单：这名年仅19岁的德国士兵威利·赫罗德，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乱局中，冒充上尉，并自称是希特勒的特派员。他进入德国埃姆斯兰县的监狱后，越过一切规章制度，将全部在押的囚犯屠杀一光。他因此被后人称为“埃姆斯兰刽子手”。

　　 电影一开始，这个郝罗德只是一名贪生怕死的逃兵，像一只穷途末路的兔子一般，被一群德国宪兵追杀。但他幸运地逃脱了，并且捡到了——或者说是偷到了一套全新的上尉军服。

　　 当时纳粹德国已经日落西山，兵败如山倒。在遍地都是逃兵，兵荒马乱的帝国末日下，这套并不合身的军服不仅给卑微的郝罗德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更赋予他一种神秘的权力。

　　 在西方军队中，上尉并不是什么高官，大概相当于中层的连级或副营级。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大厦将倾，高官们都手眼通天，逃之夭夭。在许多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看来，上尉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大官了，更何况他言必称元首，自称是元首亲自派来的，所以连对其身份轻微的质疑都几乎没有遇到。

　　 郝罗德利用这套官服，假戏真做，狐假虎威，竟然在一群残兵败将之中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动辄表扬表扬这个，提拔提拔那个，很快就成了一群逃兵的领袖。

　　 就这样一个冒牌上尉，领着一群乌合之众，误打误撞，闯进一所德军看守所，三下五除二，一举手一投足，就把看守所里的主管们给唬住了。一身笔挺的官服，加上冠冕堂皇高大上的官话套话，让一干人等，都对他心服口服，毕恭毕敬，唯他马首是瞻。

二

　　 当时看守所里关押着128名违反军事法的德国军人。郝罗德信誓旦旦地宣称，元首是伟大的，德军是不可战胜的，任何有损于元首和德国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逃兵和败兵都是可耻的罪犯，罪不容诛。既然是元首的意思，就没有人敢反对。这些可怜的军人还蒙在鼓里，结果不论罪责轻重，未经任何审判，就在郝罗德的指挥下被全部屠杀。在屠杀之前，郝罗德并没有放过对这些囚犯进行抢劫和毒打的机会。

　　 看守所遭到毁灭之后，郝罗德一行人又流窜到一个城市，将当地的长官枪杀之后，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尽情享用着这里的豪宅美酒美女。因为争风吃醋，一个追随郝罗德的士兵被当众枪决，当然罪名很是冠冕堂皇的。

　　 这神仙般快活的日子很快就告一段落，郝罗德被整肃地方治安的宪兵部队逮捕。等待他的，不仅是被扒去了官服，还有审判。

　　 这部电影最为高潮的部分其实就是这段审判——

　　 在军事法庭上，郝罗德慷慨陈词，对他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他毫无悔罪之意，用他的话说，为了元首和祖国，让他做什么都可以，别说杀人放火，就是扑汤蹈火，粉身碎骨，也义不容辞——如果为此判他死刑，他死而无怨。

　　 审判官面无表情地说，当事人犯罪事实很清楚，根据法律，判处死刑，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检察官则表示反对，他说——

　　 当下帝国正是危难之际，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将难求，人才难得，虽然郝罗德是个假上尉，但却比很多真上尉更有忠心，更有能力，意志坚决，勇往直前，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对党国忠诚、有勇有谋的优秀战士，将这样的战士处死，是对党国的犯罪！

　　 郝罗德就这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三

　　 这部电影基本忠实于历史真实：赫罗德出生于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本来的愿望是想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但他看了希特勒的演讲后，一时冲动，弃笔从戎，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残酷的现实和炮灰的命运，又让他成为逃兵。

　　 事实上，郝罗德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党徒，也没有所谓的政治信仰。他所作所为，其实只是一种乱世下出于求生本能的投机心理，他自命不凡，偷军服，诈唬人，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杀人，都是一种自我保护。在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他利用人们对权力和政治的敬畏和恐惧，装神圣装高大，以一己之力制造了一只不存在的“老虎”，让他这只“小狐狸”获得安全感。也就是说，郝罗德虽然不够勇敢，但却足够残忍，尤其是当他面对弱者时。这种人是一种极端自私的人，为了烤熟自己的红薯，不惜烧掉别人的房子。在他眼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神圣的东西，属于“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在这部电影里，最大的真相，不是郝罗德制造的“皇帝新装”，而是那场来自官方的审判。这场审判证明了郝罗德的“正确”，在一个“正确”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从来只问动机而不问行为，借口即可决定手段的正确；只要政治正确，做什么甚至犯罪，都是无所谓的。

　　 就实质来说，这场实用主义的审判为郝罗德的犯罪进行了一次权力背书，让郝罗德更加有恃无恐。

　　 郝罗德并不是什么臭名昭著的党卫军，他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从表面来看，他又与党卫军毫无二致，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郝罗德并没有科层制下的合法权力，他只有一件偷来的军官制服。但讽刺的是，他未经任何学习和培训，就已经做得比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还要像盖世太保。他其实只懂一件事，那就是领悟了什么才是政治正确，有了政治正确这把尚方宝剑和挡箭牌，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越是极致越是极端，就越是安全。

四

　　 阿伦特曾经提出“平庸的恶”，她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只是一些敬职敬业的小公务员，他们并没有对犯罪行为的判断能力，他们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具备对政治、法律、道德、人性等等层面的思考能力，他们是平庸的，他们虽然做恶，但却不知道自己作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作恶。

　　 希特勒有句名言：“群众总是愚蠢的。”平庸的恶，也是恶的平庸，对这种恶，人们甚至难以痛恨。

　　 如果说艾希曼是“平庸的恶”，那么郝罗德则是“正确的恶”。

　　 在政治生活中，如果说低智是一种道德缺陷，那么暴力就是一种智商缺陷。作为一种典型的恶，暴力往往是对智力缺陷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暴力与智力成反比。在动物界中，越是智力低下的低等动物，暴力攻击性越强。一个思维健全的动物，往往具有控制暴力冲动的本能。

　　 有人做过一个试验，一条温顺弱小的鱼，当它被切断神经回路后，会突然变得极具攻击性，把这条鱼放进鱼群后，所有鱼都对它退避三舍。在无知的人类看来，这条疯狂的小鱼简直是“王者至尊”了。

　　 有一个伊索寓言，一口井里生活着一群青蛙，他们群龙无首，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上帝问它们还缺什么，青蛙们想了半天，觉得缺一个国王，上帝就满足了它们的愿望。一块硕大无朋的木板从天而降，吧青蛙们吓坏了，但时间一长，青蛙发现木板虽然很大，却没有任何脾气，就在它上面又蹦又跳。上帝见了，以为青蛙对国王很满意，但青蛙却抱怨说，这个国王没有一点国王的样子，望之不似人君。上帝点点头，不久，新国王来了，这是一条其貌不扬的毒蛇，它每天都要吃掉几只青蛙。从此以后，青蛙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但他们却坚信自己有了一个伟大的国王。

　　 马基雅维利说，作为君主，与其让人们感恩，不如让人们恐惧更来得实际。在政治游戏中，大众往往非常崇拜强权式的大人物，一个强人更容易吸引群氓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大众还需要蛊惑者，正如骗子要成功，总离不开几个“托儿”。

　　 在电影中，郝罗德作为逃兵时如惊弓之鸟，胆小怯懦，但当他穿上官服后，浑身都散发着主角的光环，外表俊朗，意志坚决，义正辞严，既有强人的果敢魅力，又不乏蛊惑者的激情。

　　 郝罗德屠杀无辜囚犯，完全是出于主动和刻意的行为，并没有任何人暗示他、命令他或强迫他去做，一切罪恶都是出于他内心的愿望和冲动。他这么做的唯一动机，就是标榜自己“政治正确”，或者说，以此来获得“政治正确”的话语权。

五

　　 与平庸的恶不同，正确的恶更加积极主动，更有攻击性和侵犯性，宁左勿右，擅长变本加厉，放大人性中的恶，也更容易扩大化和极端化，失去控制，滥杀无辜，殃及池鱼，让一场小灾难变成巨大的人祸。远的有法国大革命，近的有文华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死去不仅有暴君和贵族，更多的则是普通农民和工人。随着革命一步步深化与扩大，最后被杀人的越来越多，以至于连刽子手都不够用，而很多刽子手也被塞进了断头机。司法部长丹东曾向罗伯斯庇尔哭诉道:“如果你不是暴君，那你为什么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这样疯狂的境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民的良心格格不入。”后来，就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也未能逃出革命的剃刀。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都是这样风起于秋萍之末，依靠极少数善于投机钻营的“积极分子”，在一连串“正确的恶”作用下，推波助澜，形成层层加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让社会秩序彻底失去控制，所谓“乱世用重典”，酷刑相加，人性沦丧，变成一场旷世浩劫。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希特勒屠杀中的幸存者马丁·内莫勒牧师曾说：“当他们来抓共X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X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进入1945年，纳粹帝国奄奄一息，败局已定，柏林四面楚歌，但在一大批像郝罗德这样的骗子蛊惑下，政治正确的大旗依然不倒，困兽犹斗，最后玉石俱焚。从4月15日到4月30日，半个月时间，柏林城被从地球上抹去，30万苏军和近100万德军沦为希特勒陪葬品。这就是政治正确的代价。

六

　　 曾有人提出一个“三角定律”，即（政治）正确、诚实、智商，三者之间，最多只能占有两个，不能同具三者。也就是说，如果要政治正确，那么他要么不诚实，要不就有智商缺陷，甚至既不诚实，也不聪明。反过来，一个人要是诚实，又足够明智，那么他就会政治不正确。

　　 如果说不诚实的人是骗子，有智商缺陷的人是傻子，那么郝罗德就是骗子，而艾希曼则是傻子，但他们都做到了政治正确。如果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在所有体现政治正确的游戏中，每个人只能在两种角色扮演中进行选择——要么做骗子，要么做傻子。人们既是作恶者，又是受害者和牺牲品，所谓“洪水爆发时，没有一滴雨是无辜的”。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极权主义对社会的统治并不依赖法律，甚至不依赖权力，而是依赖“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场政治正确的全民总动员。用一句中国话说，由大乱到大治。在这场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乱世激荡中，大浪淘沙，反复淘洗，即使不能将所有诚实的人和明智的人清洗掉，也起码会铲除掉一个社会的诚实与智商。就像《芙蓉镇》中，秦书田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一样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运动是一种革命，运动主要依靠的是暴民。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所谓暴民，一般都是各个阶层的多余人，他们不是缺乏诚实，就是缺乏独立判断力，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只有在社会秩序崩乱的运动中，他们才能找到自信，依附权力，获得道德的至高点，以期实现一个铲平化的平庸时代。

　　 “民众缺乏才智，伟人没有良心。”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指出，一个平庸的大众社会往往是暴民的沃土，最后导致多数人暴政。“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睬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它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汏出局的危险。”

　　 阿伦特说，暴力不具有自我言说的能力，因此，所有的暴力都需要一种解释作为“画皮”，或者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换言之，也就是“政治正确”。正如人们所见，政治正确是无形的，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它离不开恐怖，即不可侵犯。它能随时随地赋予一个俗人以神秘的权力，这个权力就像是神奇的春药。就连猥琐如阿Q，当他成为“革命者”时，也变得精神抖擞，趾气高昂。

　　 在《芙蓉镇》结尾，疯子王秋赦临死还在敲着他的破锣，幽灵一般呼唤:“运动了，运动了——”

七

　　 二战时期，那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

　　 这就是政治正确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民族和国家是统治者精心描绘的画皮，但对大众来说，却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问题是，大众缺乏想象力，因此，这种想象和认同需要长期灌输和洗脑，才能树立和巩固。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强化认同的对内战争。

　　 所有的运动都是政治正确的征伐，鼓动者都是郝罗德这样的骗子，而运动的实施者常常是艾希曼这样的傻子。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一种野蛮的社会治理方式，运动的组织成本非常低，傻子总比骗子多，但“集体无意识”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最后走火入魔，陷入以恶制善的逆淘汰死局。甚至到了最后，连一个真正的罪犯都找不到，只能找一个替罪羊。

　　 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合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其中，扮演一个貌似政治正确的角色。据说，波斯军队兵临城下，雅典全城总动员，每个人都忙起来，犬儒第欧根尼不得已，只好把一个啤酒桶在广场上推来推去，以表现得自己也很卖力……

　　 极权社会没有全民公投，也没有民意调查，运动是关于政治正确的一场社会测试。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一情景，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皇帝新装”运动和“指鹿为马”运动。

　　 在“皇帝新装”运动中，原本是裁缝的骗子，宣称皇帝新装的“伟大光荣”，天衣无缝，而围观的傻子们都一起欢呼万岁，在政治正确的大潮下，只有一个智商并不高的孩子因为诚实而犯罪。在“指鹿为马”运动中，鹿就是马，马就是鹿，这是政治正确问题，不是动物属性问题，因此是不能讨论的。当骗子说这是一头长了角的马时，傻子们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鼓掌称是。

　　 苏联时代的一个著名笑话是，当斯大林讲话时，其他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掌。在斯大林时代，鼓掌也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鼓早了，也不能鼓晚了。一旦鼓起掌来，就不能停，谁第一个停下，谁就会被送到劳改营去。这里的鼓掌已经不单单是拍个巴掌，而是政治正确，所以不做骗子就要做傻子，没有第三种可能。

八

　　 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而所有的恐惧都是极其隐晦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所有的暴力和权力都见不得光，经不起审视和质疑。《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将希特勒和斯大林作为两个权力标本进行了深度分析。

　　 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更加深谙权力的深层逻辑，他发起的大清洗运动比纳粹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更加残酷，这场运动将政治正确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瓦尔拉姆?沙拉姆夫的《科雷马的故事》一书写道：

　　 亲历劳改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劳改营，在那里分分秒秒经历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人在那里只有变坏，没有别的选择。在劳改营里，有很多事情是人根本就不应经历的，但看见人性之恶的底线，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事。最恐怖的事情是，如果那个人性之恶的底线变成了一个人的所有权时，当人的道德底线是从労改营的经历中获取的时候，当囚犯把犯罪道徳用于生活之中时，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人的理智试图努力去理解那些劳动管的规则，那他自己也就自然会去这样做。……劳改营对一个人来说，是对人的本质、普通人的道徳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无法通过这个考验，包括那些没通过考验，还有那些通过了考验试图比别人更好的那些人和那些对自己非常严苛的人，最终都一起死去。

　　 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只需要极少数像郝罗德这样的“骗子”，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但具体而琐碎的“脏活”，却需要大量像艾希曼这样的傻子——群氓化的傻子向来是权力的基石。加拉宁就是劳改营里一名模范刽子手——

　　 加拉宁在担任劳改营总指辉的职务时目无法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人们在他面前会像苍蝇一样成片倒下。加拉宁还时常有兴致开枪打死劳改营的指挥官们。……加拉宁每天亲自开枪杀死的人有几个、十几个，有时甚至有几十个。他杀完人后要么就大笑，要么就哼唱快乐的曲调。贝利亚会突然下令让他杀人，亳无理由，说可能是日本间谍。其实这个身材魁梧的、肌肉发达的白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原本是个铁匠，连字都不认识几个，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日本。

九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科学研究证明，权力不仅损害诚实，也有损于智商，掌握权力会导致脑损伤，使其失去正常人应有的共情能力。心理测试发现，在权力影响下，被试者的行为仿佛遭受了撞伤性脑损伤，变得更加冲动，风险意识突然降低，更重要的是，变得不善于从别人的观点观察事物。

　　 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试验”中，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个“好人”，一旦掌握了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瞬间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恶棍。“路法西效应”提醒人们，权力一旦不受控制，就会迅速堕落成为一种作恶权，借用吴思先生的话说，就是“合法伤害权”和“合法杀人权”。事实上，在政治正确面前，权力确实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无所不用其极，权力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变成一种可怕的极权。正如有人说的，当尖锐的批评不被容许后，赞扬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犯罪。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说是柏林墙倒塌后，当年守卫柏林墙的军人，因为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人而受审。军人为自己的杀人行为辩解。这其实与艾希曼一样，属于“平庸的恶”。但主审法官则指责说：虽然军务在身，但你完全可以基于良心，将枪口抬高一厘米。

　　 即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不合乎常理。柏林墙的军人之所以杀人，与其说是执行军事任务，不如说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在政治正确之下，杀人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合理的，甚至是合情的。如果可能，这个军人并不介意虐杀，像郝罗德一样，采用缓慢而残酷的折磨，让“敌人”以极其悲惨的方式死去。因为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者，处于政治正确的他是毫无顾忌的，他坚信自己不会因为残暴而承担任何责任。当然，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想到柏林墙倒了，而他还活着。

十

　　 权力即使不是暴力本身，一切权力也都与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当它不受任何公开的监督和法律明文限制时。在极权的黑暗密室中，权力更容易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发生。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将权力称为“一种以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终结的肿瘤”，从这一点来说，权力不仅是反人性的，也具有反人类的危险特性。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几大威胁，源头是人性中的恶：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一个没有法治的权力社会，是骗子和傻子的乐园，他们疯狂地投入一场追逐权力的游戏，他们缺乏人性中善和美的东西，丧失自我，扮演着酷吏角色，以平庸的恶和正确的恶为自己辩护，但最后亦免不了兔死狗烹、请君入瓮的结局。

　　 权力对应的是服从，不被服从的权力不是权力，为了获得服从，权力就离不开规训和惩罚，而这种训诫是需要长期培养的，以形成条件反射般的本能。在现代政治中，这是一个人的强制预装软件。

　　 政治正确是所有权力的最高境界，也即极权，极权要比特权更加特别和排他，也更加不可抗拒。极权常常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发挥作用，让骗子成为权力的动力，让傻子成为权力的工具，扯虎皮作大旗，拿鸡毛当令箭，平庸的恶与正确的恶相辅相成，使罪恶以正确的名义和平庸方式实施，铲除一切诚实与理智，消灭一切善与美。

　　 人类因为历史而从不丧失希望，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失败者和幸存者书写的。在历史中，所有政治正确的东西和权力一样都不久长，邪终归不压正。因为人性最为持久的美德是诚实和理智，而不是政治正确。

　　 所有的时间都是历史，而历史是公正的。中国人常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电影结束了，郝罗德好运气也很快用完了。随着纳粹帝国灰飞烟灭，战争结束了。一场末日审判即将来临，郝罗德的政治正确如退潮后的裸泳，给他带来真正的灾祸，他被英军俘获后处死。

　　 可笑的是，在英军最后的审判中，郝罗德仍然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自吹自擂，这些长期洗脑下形成的政治正确的官话套话，让英国人笑掉大牙，最后像处死一个小丑一般绞死了郝罗德。值得一提的是，他只活了21岁。

　　 推荐电影：

　　 《冒牌上尉》《窃听风暴》《朗读者》《浪潮》《危楼愚夫》《芙蓉镇》

　　 推荐书籍：

　　 《路西法效应》《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不服从》《帝国：俄罗斯五十年》《自由与权力》《狂热分子》《革命心理学》《大众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