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说真话，我将持续一个月，720小时，不说一句话。”

从6月1日下午4点，到7月1日下午4点， 坚果兄弟执拗着不开口。

30天里有那么几次实在没憋住，说了9句话，他抽了自己16个耳光，连续三餐只吃饭，不吃菜。

“自我惩罚嘛，”他对美国之音说。“就像社会上如果权力让个人闭嘴，个人不闭嘴，他肯定会受惩罚。”

十年前开始做行为艺术时，他给自己取了坚果兄弟（Brother Nut）的化名。

“它在英文里是疯子、怪人、难以对付的人，”这位以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为创作大本营的80后艺术家说。“我觉得‘坚果兄弟’可以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

或许也正应了这个名字，过去十年中，坚果兄弟做了不少在外人看来疯狂又匪夷所思的事：

2015年，他推着一台电瓶吸尘器，步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对着天空收集空气中的灰尘。100天后，他把收集来的雾霾颗粒混着陶土做成了一块砖。

2018年，他到陕西一个村庄采集当地居民的饮用水，把这些因受重金属污染的浑浊液体装进9000个农夫山泉的瓶子，运到北京798艺术区展出。

2019年，他在深圳最大的农民工聚居地收集了400个布娃娃，找来一辆重型挖掘机，随机夹起散落在地的娃娃抛向空中。它们象征着那些因拆迁失去升学机会，被城市抛弃的学童。

有人说，坚果兄弟以恶作剧的方式参与现实。他本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限制级的环境里”，艺术是一种抗争的符号。

过去两个月，坚果兄弟紧锣密鼓地执行着多个项目，每一项都与言论自由有关。

做“闭嘴30天”时，他每天变着法儿地用铁夹子、写着“404”的封条、麻绳、榴莲皮、蝙蝠侠面具等道具封住嘴。走在街上，几位阿姨好奇地驻足观望，窃窃私语，最后得出结论：疯子在减肥。

他设立了“真话冒险奖”，向新冠疫情期间敢说真话的记者致敬。

在网上发布在一篇的文章中，他写道：

“2020年的春天，新冠疫情来袭，无数生命逝去。权力机器的叙事里，抹除了个体的悲痛、创伤和真实的挣扎 ，只留下抗疫胜利的凯歌和光辉。

在真话稀缺的今天，敢说真话，意味着与崇高和宏大的对抗，意味着给历史留下属于人类的证词证言。”

通过73个网友，他众筹到2万1220块2毛6分钱奖金，将这笔钱转给“真话冒险奖”得主、专访武汉医生艾芬的记者龚菁琦。那篇名为《发哨子的人》的报道迅速被官方删除，却以52种版本在民间流传。

龚菁琦收下奖金，对坚果兄弟说：“下次来北京一起喝酒。”

他发起“不受欢迎的词”计划，邀请网友在网上写敏感词。共有100多网友参与，几天内就整理出大约1000个“2020年不受欢迎的词”列表：

从“庆丰皇帝”、 “不换肩”、“总加速师” 到 “厉害国” 、“任大炮”、“许章润”、 “陈秋实”；从“集中营”、“国安法”、 “时代革命”到“P2P”、“三峡工程”、“地摊经济”、“苏联已死”、“不同意的请举手”……包括万象。

坚果兄弟说，对于404，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有些词语生来不受欢迎，“它们被禁止公开流通。它们是这个时代的墓志铭”。

他发现，在这个党同伐异，人人自危的时代，举报公众号也可以是一门生意。 黑市的人给他报价，500块钱就能招募一批水军，封掉一个公众号。

他花了50块钱举报《环球时报》，权当一种政治实践。有网民看了说要效仿，《环球时报》新媒体部主任郝珺石在微博上回怼：你丫试试。

他又突发奇想，在微博上发布招募启事，寻找“1000个五毛”，每人发五毛钱，帮他封掉自己的公众号。 启事发布当天，他的微博就炸号了。

“其实我做创作都是从自身的遭遇出发的。关注一个人如何活得有尊严，”坚果兄弟对美国之音说。

从关注空气污染、水污染到农民工的困境，再到当下的言论自由，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政治的红线越来越近了？

“确实是离红线也越来越近，” 坚果兄弟思考片刻又说：“不仅仅是我自身的原因，这个红线它会移动。它朝我越来越近，不仅朝我，可能朝所有人都越来越近。”

被国保找去喝茶时，警察冲着他的鼻子说，“艺术家都是垃圾。”他挺吃惊。后来，他曾想找一只鹦鹉，教它说一句话：“艺术，垃圾。”

去年，在做一个反金融诈骗的项目时，他被湖北老家的警察跨省抓捕，以寻衅滋事罪名关了10天。

“半夜直接敲门，我被惊醒了。门是反锁的，他们就不停地敲，”他回忆。“开了门就直接押上警车送回老家。”

出来后，他照例做着他的行为艺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那我就关注这里的题，”他说。

尽管中国的情况很糟，但坚果兄弟告诉美国之音，他还没绝望，总想着做点东西改变些什么。

“活着不仅仅是一个很残酷的真相，还是要相信有一个未来，”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