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我没有乡愁”、“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说这些高风亮节之语的是有“中国人文第一人”之称的史学泰斗余英时，自1978年后他就再也没有返回过家乡安徽，因为他一生反感的中国共产党还盘踞在大陆。

余英时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

这位罕见的一直高举反共大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研究学者和身体力行者，于今年8月1日在他的第二家乡——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悄然与世长辞，现已安歇在他的父母墓旁。

8月28日，余英时生前为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建立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简称PCI，“中国学社”）成员召开了一场“余英时先生追思会”，曾经受过余英时教导与恩惠的海外华人学者们汇聚一堂，与世界分享、追忆他们与余先生交往的点滴经历，纪念余先生对家国天下的“铁肩担道义”的博大胸襟，以及他留给后人的堪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的精神财富。发言悼念的人有二十余位，这里记录部分以飨读者。

余英时帮助了诸多中国流亡学者

根据参加追思会的著名记者曾慧燕介绍，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收留了许多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为了安置他们，余英时等人筹建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由美国创业投资家、普林斯顿大学校董艾略特（John B. Elliott）捐赠一百万美元作为成立资金。在第一笔资金用完后，余英时利用关系四处筹款，使“中国学社”得以维持。

周六（28日）的追思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直接受过“中国学社”帮助的人、或者接受过余英时学术上的指导、或者自己的书请他写过序言的人。与会者包括林培瑞（Perry Link）、陈奎德、苏晓康、郑义、北明、张伯笠、程晓农、胡平等数十人。

曾慧燕当年是台湾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的特派记者，在工作中经常去中国学社采访，见证了这个被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称为“精神家园”的组织的成住兴衰。她在会上缅怀了余英时及夫人陈淑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并特别提到了余先生对苏晓康和柴玲的支持，说余先生对他们“恩重如山”，如“再生父母”。曾慧燕最后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的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送别余英时。

“中国最后的‘士’”

余英时生前为美国普林斯頓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教授；曾获得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

谈到余英时，很多人都要提起他著名的对中国的“士”的论述。他在《士与中国文化》中阐述，中国的“士”或者“知识分子”，如果他把全部兴趣始终放在某种专业技能、职业范围之内，比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它行业的脑力劳动，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在余英时的追思会上，不少人称他为“中国最后的‘士’”。

著名作家、政论集《自由鸟》的作者郑义回忆说，当年他见余先生的第一面，是在一所树林深处的老房子中，刚坐下，他就听余先生说，他的子侄辈的亲戚就死于六四屠杀，“因此，天安门广场上也有我的血”，这句话顿时拉近了郑义与这位听上去很遥远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之间的距离。

“余先生马上成了自己人”，郑义说，“余先生因此也得罪了中共。”余英时后来给《自由鸟》写了很长的序言，他说，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他（郑义）的全幅生命为历史作证的。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恰恰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五千年文明在邪恶的火焰中化为劫灰的一段历史。”

郑义在会上说，今天再来看余先生的这段文字可以发现，“余先生的悲观主义是相当深刻的”。郑义说，余先生对中共只要稍微暧昧一点，完全可以和那些“两头通吃”的学者一样自由出入大陆，享受衣锦还乡的荣耀。

但是，余先生却“守死善道，拒绝中共的腐败，绝不向共产极权妥协”，“坚守自己的誓言，坚守中国的‘士’的气节”。所以，郑义认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并将其化为终身信守的气节的余英时先生“可谓中国的最后的‘士’”。

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上灭亡

在线参加追思会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表示，他对余英时的逝世感到一种“大悲哀”。他认为，“余先生的去世，标志着文化中国的终结”，这是因为余先生“作为读书人、知识人、文化人在当代的象征意义”。“中国本土在这100年来不断经历文化的祸乱，我大胆地讲，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上已经灭亡了。”

吴国光说，他谈了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镇压和腐化，而在1949年前流亡海外的余先生，保护了六四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所以，“余先生相当于在海外保存、弘扬了中国文化……担得起中国人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特别在‘立德’方面，为1949年至今的中国读书人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和典范，这一点特别在中国文化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更显得不同寻常。”

最后吴国光引用陈寅恪给王国维挽词中的“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苟活”，来表达他的心情。“物质的中国可能凌驾于世界之上，文化的中国已经灭亡。”他声音哽咽地说，“我们没有可能再继承余先生的事业了……我的心已经死了。”

中国文化一旦回到“道”的主流 中国一系列问题终结

在“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的发言中，他把余英时称作“温润君子”，是“中国士大夫和英国绅士的结合”，余先生的一生可总结为“文起神州澄乱世，史承道统汇西东”。最后陈引用了余英时在获得克鲁格奖的致词中关于“道”的论述。

余英时在获奖感言的最后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历史是一种指引，那么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价值上似乎存在着大量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毕竟就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承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国相应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