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国府败局已定，部署逃往台湾。蒋中正先生直接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北大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蒋经国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局势危急，并拟定「抢救名单」，全部是当时国内最杰出知识分子。

其中最受注目的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兼首席KOL的胡适。

毛泽东派已经去了「解放区」等待做官的吴晗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国民党。胡适对吴晗讲了著名的「苏俄美国面包自由」的金句。

北大历史学者钱穆、毛子水、化学家钱思亮、英文系教授英千里、法学家梅贻琦选择上机。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学人陈寅恪、熊十力、吴宓、冯友兰、工程专家茅以升等选择了共产党，拒绝上机，决定留在大陆。

去留之选，一瞬间定生死命运，因为「解放」之后，加上「反右」和「文革」，那些留下来的如何收场，香港人今日大多数隐约都知道。

这件大事，显露了非常有趣的人性。首先蒋介石拯救的只是第一流人才，有许多人不在名单上，包括作家沉从文、冰心、巴金、曹禺之类。或蒋介石觉得这些人不重要，或知道这些文人已经被共产党洗脑，带去台湾，只会麻烦。

另一些是艺术家，如张大千、梅兰芳、马连良之类，蒋介石或许让他们自己选择。艺术涉及品味，但对于国家紧急存亡，并非优先，蒋介石让他们自己谋出路。至于张爱玲之流，蒋介石还不知道是谁（一个小女子兵荒马乱中也以自己的触觉来决定，其判断居然比许多大学者更准确）。

还有另外一种，如企业家和江湖领袖：航运巨子卢作孚、面粉业家族荣毅仁、汽车老板严庆龄、杜月笙、黄金荣等，另在上海。名单只限于平津，飞机班次有限，这些人蒋介石也让他们自己决定。

最后一班飞机，名额有限，局势危急。这份名单的取舍，显示了蒋中正先生身为国家领袖，要做一位中国真正的舒特拉，紧急关头的眼光、胸襟、价值观。

其中傅斯年也是文人学者，他也是名单前线的拟定人，尤其是北大清华南开这个学术圈，谁的学问大、谁对国家元气的保存更有用，傅斯年比蒋介石蒋经国更清楚。

此位置此时决定许多人的命运，傅斯年一定要是公正的君子，不可以有学术界办公室政治的偏见。若平时「文人相轻」，此时是公报私仇的机会，名单上勾进谁、剔除哪个，最后还应该对蒋介石建议或哀求多包括哪一个，傅斯年有最后的把关权。

这个抢救过程，名单上的人，留下还是离开，对故土的不舍、与老婆孩子和朋友之间的商讨和争论，To be or not to be，已经是一场好戏。

打听到别人在蒋介石傅斯年的名单上、自己为什么没有份，那种揣测和失落的滋味，也是另一组人物角色、另一条线上的戏。

比较奇怪的是蒋介石似无候补名单。亦即如ABC不肯上机，可以有D E F来补上。但候补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第二流，自己不是国家精英的第一级，纯粹是因为前面的人退出了、自己的幸运。这条侧缐，在拍剧情片的时候，可以大胆加上去。

蒋介石、胡适、傅斯年这三个关键人物，处此大时代的痛苦心情，更是这场戏的主线。

而且我常常想： 1948年，如果已经死去的徐志摩、梁启超、张季鸾还在生，他们会如何取舍？还有几位高僧：弘一法师和虚云和尚，知道共产党来了，他们会选择留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与众生共劫；还是去香港、美国还是台湾，弘佛光于海外？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份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这就是余英时在晚年时在大悟大悲中说的：「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由来。

香港文青导演许鞍华拍过一部「黄金时代」，其实更应该拍这一出。其实是一部史诗级的群戏，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幕，或者大陆有许多导演都更能胜任。但不可能。这一点，不论GDP有几多，人民有没有饭吃，一个民族是不是懂得反省，尚存几分灵魂，要看这部电影能不能面世。

我相信如果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能挨得下去，他们曾参与管治的那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六四」，这样的电影，应该至少二十前可以面世，全国公映，张艺谋可做导演。观众感动的程度，格局视野之别，当会比香港的「十九岁」之类更深远。

当然，在1948年，如果也有一个导演，将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背景是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外，而不是香港的英华中学生和家庭，所拍十日，连剪接不必十年。

1948年年底，这最后一班飞机，由北平到南京，冲上灰暗的天空，飞去台北。时代的巨轮无情辗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这个民族，那个城市，在无休止的亢奋、怒哮或哀号的喧腾里，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百年来失去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