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中共政权正处于不再相信人民以致处处设防的时代。
2013年,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不省心》,书中说,曾经因为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徐帆晚上不让自己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来好友陈道明也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写道:“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陈道明,是大陆著名演员。“你不说实话能死吗?”是过来人的话。他太太杜宪,原是央视新闻主播。1989年6月4日晚间,她播报北京戒严等消息,身着黑衣、语速缓慢,以肢体语言表明同情学生,于是被停职并调离新闻部。
不过,陈道明说出这样的话,冯小刚的“认栽。收声。”其实已经说出了大陆的现实状况了。真正的“收声”是连“收声”这样的话也不说。因为在大陆说实话真的会死。
“不说实话”或“少说两句实话”,对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自由思想。尽管文艺创作大都虚构,但是正因为虚构更可以无顾忌地反映生活真实。我曾有这样看法: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尽管这说法有点极而言之,但却是我的人生体验。因此,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说实话,那就意味没有真正反映真实的电影了。
不说实话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能不说假话。也就是不仅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曾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但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名画家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自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延绵至今的爱国、反帝、阶级斗争与敌情观念的无日无之的洗脑宣传,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中国改造成全民说假话、相信假话并且维护假话而不自觉的国度。
画家陈丹青说:“如果你们销毁了美国绿卡,我就相信你们爱国是真的;如果你们把子女送到朝鲜,我就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如果你们公布了官员的财产,我就相信你们的反腐是真的;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一张选票,不是自选官员,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哪一条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但大陆人普遍就是不问缘由而相信,以假作真。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中共政权正处于不再相信人民以致处处设防的时代。
香港的不幸在于97年主权转移后要同这样的时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