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的“洗脑”（Brainwashing）一词，在中文中又被称为再教育（reeducation）、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i]。有关“洗脑”的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几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ii]。由此，中共毫无疑问有着关于“洗脑”的专利权。然而，自爱德华·亨特第一次在他的开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脑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很少使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共的历史和政治运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学者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ii] 中就从来没有运用过“洗脑”的理论。而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无处无时都充斥着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实践。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空白在最近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名为《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讨会打破了。该会于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

这次会议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从理论的源起和研究回顾上确立了洗脑理论作为研究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国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的论文题名为〈爱德华·亨特与洗脑的起源〉[iv]。他介绍了这位阅历广泛富于传奇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报纸上提及“洗脑”这一新词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的有计划破坏》一书[v]中首次使用了“洗脑”一词，并以把这个概念介绍给大众而闻名于世。周泽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贡献论证了“洗脑”这个词“来自中国人民的痛苦。他们承受着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体压力和折磨并因此发现了一种模式并称之为洗脑……亨特显然觉得他负有强烈和特别的使命感要把一个他所熟知的而大众却毫无知晓而极权政府又竭力想掩盖的一个真相揭露出来”。简言之，亨特的独特点是他建立了这种洗脑手段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直接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论文题为〈洗脑理论研究：肇始、流变和新视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脑经典著作的回顾研究、总结了洗脑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变，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脑；2）现代洗脑，和3）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作为全球最大的极权体的中共正试图向外输出它的高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洗脑全世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以〈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为题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他指出，“洗脑”一词起源于共产中国。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更远。除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对洗脑的思想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陈文中对当今社会中泛滥的“泛洗脑主义”的现象发出了警讯，即“洗脑无是非，所有人和群体都在洗脑和被洗脑。洗脑与人类社会一直就存在的‘教育、传播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没有根本区别。”他认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即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锁信息。封闭社会是洗脑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见，则是洗脑与否的判别标准。”在许多学者的论文中，对此也提出了思考缜密的见解。如夏明教授补充说：“‘洗脑’和‘教育’‘说服’‘灌输’尽管都是试图改变人们观念看法的行为，但它们在使用强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异，在是否服务于受众的利益上存在着质的差异”，这里的关键区别是：受害者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洗脑不同于宗教转宗。教会传教士会不断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断流失退出。邪教组织与正常宗教不同，从信徒层面来看，个人一旦接受洗脑，可能丧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选择；但在民主国家里，家人和同事朋友还有自由与警方、新闻媒体或社会福利机构联系，进行救助。从家庭和社会层面来看，脱离洗脑的黑手控制还是有可能。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机率甚小），居民没有迁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对思想改造有系统研究的民运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中指出：“严格的思想控制应该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控制者要能够控制不同思想和信息的传播。2、控制者要对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惩罚。按照这种严格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把洗脑和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宗教修行、社交媒体以及诸如此类区别开来。”加州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也在他的〈当今中国后真相社会的专家宣传和洗脑〉指出：“宣传和洗脑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却是紧紧地联系在一切，难解难分。宣传原本并没有贬义，是散播信息，广而告之，通常是为了争取对自己的好感。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你对我宣传，我也可以对你宣传，不允许所谓的‘强制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宣传的目的是强制性说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企图改变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洗脑。”

除了对洗脑的理论和观念的澄清，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具体地联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来形象地阐释洗脑在极权统治中的作用。论及中共的洗脑，一般的读者会联想到它们都发生在中共在全中国执政以后。但原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裴毅然在他的论文〈从“洗礼”到“洗脑”——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里揭露：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对来参加抗日的数万知识青年的革命洗礼，而是一场残酷的洗脑运动。这甚至在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日记中就已经用“洗脑”来进行描述了。具体到分析为什么中共在其执政后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如朱光潜、冯友兰、萧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等—能获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认为是江山易代，山河变色给他们带来的“不理解而信从”的外在的历史压力。与此不同的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的论文〈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能够成功？〉还揭示了他们在改朝换代之际主动向中共乃至毛泽东本人输诚效忠，企图走“由士而仕”的追逐传统功名道路的潜意识。在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中，这些知识分子又积极参与“斗地主”，成为共产大军中的迫害者群体的成员，交出了参加共产革命的“投名状”。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盲目崇拜，其实质是中共以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愚昧来治国治民，刻意制造知识分子农民化和非知识化的异化过程。最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来自外在的强制便会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检讨”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自觉。这还不仅仅使他们的道德急速蜕化，还使他们最终或成为当权者的疯狂的帮凶，或成为政治运动中麻木的帮闲。如果说宋文从中国知识分子内因的角度分析了他们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体系，那么纽约佩斯大学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论文〈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却提供了另一幅颇具暖色的历史图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的“三自爱国运动”，但是已在中国生根的基督教组织及领袖们进行了不屈的抵抗。他们为了保全对信仰体系的忠贞和维护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尽力使教会群体在政治无孔不入的现实中依然反照纯洁无瑕的团体生命。他们中后来还出现了不少林昭、倪柝声那样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论及中共用洗脑来达到社会控制的政治运动，人们比较熟悉的恐怕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和“接受再教育”运动等。对于发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党交心”运动，恐怕知之者不会太多。作为物理学博士，却又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丁抒教授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他的论文揭示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又一场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强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们在反右斗争里没有做或没有说的“与党不一致”的思想，达到对其“诛心”的目的。这次运动发动时，虽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郑重承诺：“对于自动交出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处理。”但最后这场“交心运动”还是成了大规模的“反右补课”，把至少十多万坦诚却幼稚的“向党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反证中共洗脑的历史性，这次会议的论文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挑战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的极权制度和其洗脑操作，不仅有延续还有新发展。加州克莱蒙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的论文〈中国监控体系的现状和历史衍变〉以其严谨查证，揭示了习近平时代就公安干警的人数到达了200万（不含武警）。就预算而言，比毛时代涨了足足24倍！而中国公安系统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扩充到了100万。澳门大学教授郝志东的论文题名为〈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科书洗脑内容、方式与功能简析〉。一方面，他揭示了70年以来中共的教科书的内容一直向中共的政策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被强调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表现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习总书记是“定盘星”等等。美国华忆出版社主编乔晞华博士的论文〈洗脑、宣传和电影——以传播学和文本挖掘视角析〉从电影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共的大外宣电影《长津湖》《战狼2》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仅从互联网和影视剧看，中国现在无疑是最有血性的时代。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安危与世界的格局。网络上总是热血沸腾，今天灭日本，明天干美帝。但一触碰到现实，一走出电影院，一离开互联网，面对眼前的社会，中国人就怂了。这是极度的精神分裂，这种分裂不仅是导演和整个制作团队的问题，也是中国国民现状的一种反映。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心态。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陷于一种民族自卑。如果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民族，它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牛逼。越是强调自己牛逼的，都是内心非常深刻的无法摆脱的自卑。

关于习近平洗脑的新发展，在中国大陆内外广受欢迎的启蒙作家和自由思想者徐贲教授还指出：与毛泽东时代一切听从“最高指示”的命令式宣传相比，后毛时代的官方宣传明显地加强了对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宣传。今天的政治宣传更是已经从毛时代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初级形态，变化和发展成为由专家、教授为主打的政策、制度和政治文化宣传。这是极权主义宣传的一种更高级形态：“专家宣传”——­包括他们发挥的智囊、智库、谋士、顾问、教授、学者、网络大V等“正能量”角色功能。他们除了在最高层打造出各种“划时代”的执政合法性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之外，更多地是在驭民政策和专制文化方面贡献“专家见解”和“专业知识”，对公众施展诱导、说服和蒙骗的影响作用。与上述横向的截面研究不同，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在他的论文〈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的宣传大战略〉中采取了在长阶段历史（the longue durée）上着眼宏观制度研究的视角，把中共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宣传大战略分别概括为：毛时代的洗脑、后毛时代的精致宣传和习近平时代的认知战。但是这三个阶段也有着始终如一的特点，即灌、骗、战，是中共宣传大战略的必备因素，从洗脑到认知战莫不如此；只是，毛式洗脑重在灌，后毛精致宣传重在骗，习近平的认知战重在战。以多元反抗“灌”，以真实反抗“骗”，以独立自由反抗“战”，方能破解中共政权对我们大脑的改造、控制和摧毁。只有当这样的破解奏效时，中国人才能恢复为大脑功能正常的人，中国才有希望。

历史的发展总是变幻莫测。曾几何时，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在痛定思痛中亦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复辟回潮。中共在对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洗脑”中使用的工具，不仅有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疯狂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不幸的回潮不仅发生毛后的中国，还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2022年2月由普京发动的俄国侵乌战争中，竟然出现了俄民众中有80%以上支持侵略战争的现象。即使在民主世界的美国，导致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结果和民主政府的阴谋论和民粹主义思潮至今还很有市场。在这些非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背后，我们也不难发现或由政府、或由宗教、政党进行的“洗脑”的痕迹。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也尽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近年来活跃于网络的独立学者郭伊萍的论文题为〈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后俄国民主转型失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俄国民主的失败是一种很经典的失败，因为俄国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在哈耶克主义自由观的影响下，叶利钦开始了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所进行的体制改造，改革的重点被放在了推行经济私有化上，所谓“最大自由”，重点在于给予资本主义以无限自由，如何改造权力腐败泛滥的苏联式政治体制问题被严重忽略。普京时代的俄国，社会上犯罪率明显下降，普京禁止了街上的黑帮，自己却用黑帮手段统治俄国。在意识形态上，普京用保守主义替代了苏联时代的共产主义，他的保守主义思想核心是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和传统帝国意识的混合物。俄国民主改革失败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绝不等同于市场自由或资本主义自由。追求民主自由单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民主是一个人类理想，也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民主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考虑周全的科学性制度设计和法律建设，还需要有来自政府和民间，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们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威斯康星大学郭建教授的论文题名为〈阴谋论与觉醒文化：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直面于近年来众说纷纭的美国政治。他事先说明：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由此而来的通常理解，在政治意义上的“洗脑”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我要讨论的美国社会的“洗脑”——一个连官方媒体都不允许存在的国家的“洗脑”——并非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民主体制下仍然能够出现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与教化，是某些个人或群体推销政治商品的行为，目标在于影响民意，或以自身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同化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他进一步指出：川普本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膨胀到不断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以至于政治上的“左”与“右”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与右翼势力联手，靠右翼势力当选和执政，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领却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共和党为得到选票而被川普绑架至今。另一方面，郭文也没有放弃对美国极左派的“觉醒文化”即以肤色为标志的压迫者/受害者两分法、历史修正主义、政治正确论等等的批判。尽管左右两极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却从各自不同的途径走向现代民主的反面，在颠覆理性、客观、宽容、自由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极权政治的特色。这种相似匪夷所思，却又十分真切。二十世纪左右两极的历史教训应该能够成为对当下两极分化的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警示。在会议这方面的论文中，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程映虹的论文〈法西斯主义新人与共产主义新人：探讨思想改造的新视角〉和纽约州尤蒂卡大学政治学教授权准泽博士与人合作的论文〈金正恩的偶像化〉都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角度，还提供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全新知识。

这次会议致力于从国际的格局中来透视和剖析极权政权的洗脑活动，其中一个别开生面又令人兴趣盎然的报告当属余茂春教授的〈国际外交中的中共洗脑宣传〉。余教授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现已回归学界任海军学院中国史教授并兼任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的演讲指出：共产党洗脑的意识形态根源存在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世界历史上，思想改造最成功的典范，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共的洗脑运动比奥威尔的警示还要早得多。中共对于国际洗脑并不因为其暴力管辖的范围而加以放弃，反而是投入更大的资本和人力，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方式方法是统一战线和大外宣。其手法也数不胜数。第一、是“精英抓捕”（Elite Capture）。以美国为例，中共统战部门对大批美国前政府官员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是这一群人，成了中共在美国政界，财界，甚至军界的代言人。他们为一己私利替中国政府和中国国营公司做说客，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第二，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煽动蛊惑，把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都描绘成美国所为，为人类公敌。其目的是想欺骗世界舆论，把中美关系中因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冲突而带来的双边关系的冷却全部归罪于美国，而忽略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与全世界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根本冲突。第三、最近十几年来，中共输出自己统治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世界各国设立所谓的孔子学院，借儒学之名搞渗透和国际洗脑，美其名曰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和控制“话语权”（The Discourse Power）。美国人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整体的深层了解也是对中共的洗脑式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第四、在国际交流中利用翻译来为全世界进行思想改造。第五、在其大外宣中向世界隐瞒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基本现实。余教授总结道，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2年尼克松重新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认为以前的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也是不对的，需要改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8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上千页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其中心思想也是说美国到那个时候为止的对华政策也是错误的。所以总的来讲，在2016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错来错去的。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

由于时间、财政等等方面的限制，这次突破性的学术会议只持续了两天就只能结束了。然而，意犹未尽与会者都坚信它绝不是这个有意义的课题探讨的结束，相反是它的一个更有意义的开端而已。

注释：

[i]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Brainwashing

[ii] 如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又如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1.

[iii]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9.

[iv] 本文中所引用的所有论文，都包含在本书中。下面的引用亦完全相同，故不再另做注。

[v]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