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于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崔琦乖巧聪慧，家里尽管贫寒，父母都是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也设法送他上学。

1949年小学毕业后，由于方圆几十里没有中学，崔琦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

1951年，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崔琦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当年崔琦才12岁，从此一别，谁也没料到，那却成了与父母的永别。

这年秋天，崔琦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崔琦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

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到美国留学。

崔琦去香港后不久，国内赶上大饥荒，父亲饿死，几年后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抑郁而死。

母亲去世时，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铁锹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姐姐崔颖合葬完父母，因过分悲伤，积劳成疾，不久也去世了。

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调查，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爆出饿死人最惨的「信阳事件」，饿死的人数至少高达6.1%。

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建起了崔琦故居，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深入去关注，就像是要对历史的审视。崔琦的经历是个悲剧，他如今面对自己的成就，看得淡泊，他更愿意看到这个世界和平美满。也许是他看透了生命，他的成就父母无法见证，“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痛伴随他一生。

激进者鲁莽的“大跃进”，硬生生剥夺了百姓的生命。时过境迁，我们回首历史，那是一代人悲剧！

诺奖得主，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2008年，崔琦荣归祖国，与中科院开展学术交流，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希望他回家乡看看。崔琦一直推脱。

我们理解，面对故乡，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记忆：旱灾、水灾、蝗灾、战乱；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母亲在“文革”初期抑郁而亡。他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没做好准备，不敢撕开心里的伤疤呀！

其实，不用多说，我们也明白。崔琦没有恨这个国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难的记忆，他反而乐意为祖国奉献，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资助家乡建设希望小学，他一直尽心尽力做出自己的奉献！

阔别63年后，2014年4月22日，75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教授携夫人琳达女士，二女儿朱迪思·崔，女婿彼得·达尔，外孙女斯黛拉、阿格尼丝终于回到宝丰老家，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思念入骨髓，近乡情更怯。

范庄村里花似锦
半是当年识崔翁

痛惜亲人终作土

人生如梦太匆匆

当崔琦看到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时，他久久站立，捧着母亲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似乎要把母亲的笑容铭刻进脑海中。当记者告诉崔琦，照片背后是他大姐崔颖留下的字迹。崔琦轻轻地说了声“姐姐”，半天无话。

记者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崔琦含着泪一直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手，然后细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里。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段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的对话：

杨澜问崔琦，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外出读书还是留在农村？

杨澜以为崔琦会这样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就会很贫困。

本来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泪汹涌，竟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农村，宁愿终身当个农民，家里多个干活的照顾，也许父亲不会饿死，母亲也不会病死。”

震撼！震撼！这样的回答意外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在崔琦先生心里，他就希望永远是父母亲身边的好孩子，他宁愿放弃更好的生活，去尽孝，去务农照顾家庭！崔琦先生虽然在美国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远抹不去，未曾尽孝于双亲的遗憾。　　

杨澜说，采访崔琦教授是她采访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当时她根本没想到崔琦教授会如此回答，她也跟着哭了。

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特别是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亲情。

俯视当下，追忆过去，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的人民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家破人亡，饿殍遍地的场景，经常充斥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国家富裕了，人民有钱了，可是，能忘记历史吗？能夜郎自大吗？有钱没钱，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幸福。而要反思自己，勉励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社会还不够完美，我们怎能吝啬自己的善意？

爱与亲情永远是我们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