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业受到严重打击,批判性媒体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等都在过去这半年多相继被迫停运。德国之声专访多位前线新闻教育工作者,谈谈现况对他们带来的冲击。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传媒业受重击,多名记者因此失业或转职。站在新闻传播教育最前线的教授或老师,也面临到教学内容与实务愈趋分离的挑战。德国之声接触了10位现职新闻科系老师,但他们都婉拒受访,理由包括“众多难以言明原因”或“不愿多谈”。赵少延(化名)和戴俊宏(化名)成为少数愿意说明看法的前线老师。
曾在香港媒体任职近20年、现在在香港某大学传媒学院兼课的讲师赵少延感叹,现今的新闻教育与他当学生时,有极大的不同。他表示,学校未要求老师禁止教哪些内容,“但很多老师心里有红线,知道哪些可以讲,但不敢讲得那么明白”。
赵少延还透露,因疫情期间很多课程都是线上教学,有些老师会担心上课内容会被学生录影,因此很多议题都不敢说。不过,相较于其他老师,赵少延算是幸运,因为教授的科目为“摄影与新闻”,在教学上比较重视摄影技术,较少会谈及敏感议题。
他指出,唯一会牵涉到敏感议题的是学生作业(影像故事,Photo Essay),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不会禁止学生不能做哪些作业或自我审查,但会特别给予“提醒”,并举例:“像是会有人想探讨选举公平与否的题目,如查册投票名单或虚报地址,就必须要小心可能会触法”。
而这些可能触法的“提醒”,在过去香港新闻教育中并不存在,赵少延回忆,90年代新闻行业最发达的时候,很多可以做,调查报导或记者可以直接问问题等等,根本不需要这些“提醒”。
曾在香港任教的英国伦敦大学新闻专业高级讲师Yuen Chan也认为,新闻教育正在改变。她指出,传统的新闻价值,像是准确、公正、核实和新闻道德等课程不会改变,但新闻教育的确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迫使香港变得更像中国大陆。
她通过邮件向德国之声表示,香港的记者要监督政府变得更难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坚持新闻工作的原则,同时也一直处于不了解红线在哪的状态”。
新闻报导底线在哪?
重视理论与实作结合的新闻教育也面临“红线在哪”的挑战。在香港另一间大学教授“新闻编辑与管理”的副教授戴俊宏指出,有些老师较为谨慎或担忧,可能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调整,像“以前在报导上使用的实例,可能会触犯国安法的底线,现在就要用其他的例子来说明”。
他举例:“一些新闻用语,可能就要修改,像是以前称‘台湾总统蔡英文’,现在这种说法可能违反《国安法》被认为有分裂国家的风险,因此改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另外,和赵少延讲师遇到的状况相同,也会担心在学生实务作业上的采访对象是否违反《国安法》,有些老师甚至会劝学生改个题目或是更换采访对象。
在中国大陆出生,深谙中港差异的戴俊宏向德国之声透露,这两年,他也调整少部分的教学内容,像是过去在讲解新闻理论时,“香港本地媒体的角度和立场百花齐放,现在少了某方面的角度,就只能用国际媒体来代替。”
另一个改变,是课堂前的新增的“提醒”,戴俊宏说,这两年在学期初,他会向学生强调,这是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的自由空间,希望学生珍惜这样的环境,任何人不应该制造恐怖的氛围,导致大家不敢在课堂上讨论。
学界业界全面受压
然而,再怎么强调“畅所欲言”,香港新闻教育课堂上能讨论的议题比过去减少。香港中文大学前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助理教授徐洛文认为,在新闻教育中,教导技能与知识,如采访写作等,不会有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新闻教育工作者要教给下一代学生的价值观。
他向德国之声说:“很多时候,我认为价值观这是新闻教育最重要的部分,而教这些东西越来越难的原因是,政府想要的方向和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正与新闻教育要教给学生的东西完全对立。”
此外,如何在鼓励学生当记者的同时,又能确保他们安全,这是另个难题。徐洛文道出了许多老师的疑问,他们的困境是“在教导下一代记者所有的技能与知识时,同时鼓励他们做自己。”
而随着媒体一间间关闭,对传媒相关科系的学生而言,实习也变得更难了。
Yuen Chan指出,对于一些新闻课程来说,实习是毕业要求,而新闻机构的实习名额逐渐减少,学生当然会受到影响。她指出,香港《苹果日报》关闭时,《立场》和《众新闻》就多收了实习生,但如今这三间传媒机构都已关闭。
戴俊宏也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香港媒体生态不同的光谱选择很多,可以满足同学的需求,现在仍在运营的媒体,同质化、自我审查情况明显,经营也不太好,因此实习上少了很多选择。 “有的老师还要去说服学生去某些媒体机构去实习”。新闻科系兼课讲师透露,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可能选择去广告公司、电台或制作公司实习。
香港传媒教育的未来
两年前,香港各大学的新闻相当热门,港媒统计,除中文大学外,各校新闻系报读人数上升,且除了招收香港学生,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在香港传媒业受到打击后,是否影响新闻相关科系招生率,德国之声联系多所大学,但未能取得相关数据。
但可以确定的是,曾是亚洲新闻自由堡垒的香港,过去几年新闻自由持续倒退,无国界记者组织2021年的报告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自2013年的59位开始下跌,经历“反送中”后,从2019年的73位持续下跌至2021年的80位。
副教授戴俊宏指出,香港以前新闻自由度高,大家习以为常,现在环境变了就受不了了,但这“不代表什么都干不了”他说:“其实放眼全世界的传媒,很多环境没有新闻自由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若还能写出很好的调查报导,证明功力更强大。
新闻系讲师赵少延透露,香港公立大学的新闻、传媒相关科系也纷纷在讨论未来该怎么发展,他说:“这些大学是政府支助运作,如果大学不听话就完蛋了,若没市场,课程内容就必须调整。”
赵少延续称,香港已经有大学的传媒科系在讨论,招生可能将遇到困难,因此计画把课程重心放在更商业化的广告或制作等专业。
面对香港新闻教育的变化,前线教育工作者难免灰心难过。但赵少延强调,在香港仍未全面封闭网路前,还是有方法和空间做采访工作,他无奈笑说:“可能自己比较阿Q精神吧!不放弃理想。”并分享:“就像以前的前辈一样,在大陆跑新闻要打‘擦边球’吧。”另一名副教授戴俊宏也说:“新闻传媒监督政府的责任,不会因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