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国家关系恶化。1964年底毛泽东下令搞“三线建设”， 防备战争。这“三线建设”就是把分布在中国平原和沿海的军工企业和炼铁厂拆迁到华北山区和西南部山区。

勃烈日涅夫主政苏联后，1965年4-5月间毛泽东指示重新规划中国的军事防御方向，由东南沿海地区向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大部分工程兵部队被调到中国北部。这个动向引起苏联的注意。1966年1月蒙古国与苏联签订安全条约，苏军进驻蒙古国，负责蒙古国的国防。蒙古国毗邻中国北部。毛泽东对此更加担心，1966年3月28日他指示:“要准备苏联来打我们，打进满州，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蒙古国）打进北京。” 1967年11月苏联在蒙古国增加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几个师，组成机械化合成兵团。中方也调动了几个师部署在中蒙边界，并开始高度重视中国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注：戍边屯垦性质的组织）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苏联的敌视早已有之，而最近的恐惧则来自1968年8月间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入侵。苏联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防止民主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复活”。 这个军事入侵事件强烈震骇了中国，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合理入侵”的范围扩大，显然中国也会被包括在内。

苏联军事力量在勃烈日涅夫时期有了大幅度膨胀。到1969年苏联在军事上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军事大国，双方都具有毁灭性的核武能力。对于中国，从核战争来说，苏方的洲际核导弹和中程核导弹可以打击中国全境，而当时的中方没有核反击的手段。从常规战争来说，驻蒙古国的苏军合成兵团的作战能力达700公里，设若对中国作战，苏军从蒙古-中国边界（从边界经张家口到北京的距离560公里）突击北京的时限仅为数天，苏军远程航空兵作战半径可达中国长江一线，苏军太平洋舰队可对中国整个东部海岸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但是苏联的主要意向在于抗衡美国、争霸全球，并不存在军事进攻中国的意图或计划。

从1968年3月起，中国组建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垦师”。 每个“兵团”人数在十万人左右，储有轻武器和军事物资。短时间大量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目的是备战。1968年12月中国的“中央军委”提出1969年内征兵增建2个空军军部、6个歼击机师和2个高射炮师。

上述这些有关军事的一系列的加强举措，似乎提示在中国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突然爆发了军事冲突。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珍宝岛（Damanski Island，达曼斯基岛）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与苏俄远东边界的乌苏里（Ussuri River）江心，面积0.7平方公里，无人居住。该岛如此之小，以至于在春汛期间它被乌苏里江水完全淹没。自斯大林时代的1947年起，苏俄将此岛予以实际控制。1949年中共建政大陆，1963年中共与苏俄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文件，中方认可苏联管辖珍宝岛。但该岛的归属未定。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对苏联远东领土的争议。从1965年起，中国人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小型事端。不过，中方对苏联“侵占”珍宝岛的指责始于1967年1月23日，这表明在1967年以前中方对苏俄管辖珍宝岛并无异议。在“文革”的反苏浪潮中，中方频繁挑起边界事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带到苏联的（边界）领土上，按中共军人的指示举行反苏示威，敲鼓并高呼反苏口号，向苏联人员、汽车和快艇投掷石块。” 莫斯科禁止苏俄边防队理会中国人的这些挑衅，禁止使用兵器，尽管每天都有中国人越过边境挑衅。苏联远东部队指挥官奥列格·洛希克（Олег Лосик）说:“他们（中国人）总有办法挑衅。夏天，江上的中国渔民常常进入我们的水域。而冬季，他们来到冰河上展示反苏标语。我们的边防战士总是徒手将他们推回岸边。”

迄今，中国方面公开了某些有关1969年珍宝岛冲突的资料，证实了是中方最高决策圈决定在珍宝岛主动采取军事攻击。1969年1月25日中国黑龙江省军区奉命制订了以3个连兵力在珍宝岛袭击苏联巡逻队的作战方案，该方案于2月19日获得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同意。在北京最高决策圈的批准下，沈阳军区（下辖黑龙江省军区）准备了战斗部署。当时边界政策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因此该作战方案事实上是由毛泽东准许的。中方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行动突然，速斗速决，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 周恩来还强调“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以为后盾。” 至2月末，中方已对珍宝岛战斗做了周密的策划，集结了700人的部队，由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指挥。于是3月2日珍宝岛冲突爆发。可见，在1969年1月份之前初中国当局已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在没有理由也没有暗示的情况下突然挑起冲突，“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议推向了战争”。

当时，苏俄边防队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都移向纵深50公里的地区，每个边防站只留有30人的守卫力量。苏联边防队长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叙述道:“1968年秋，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运用一切手段，不让中国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我们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在1969年2月底的时候，中国人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和大量的兵器，设立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1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秘密进入达曼斯基岛，并在夜间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从我们最近的观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80米，为什么我们的边防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

于是，《剑桥史》说:“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部队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潜伏下来。3月2日上午，30名中国军人向珍宝岛边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哨所的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他们像往常一样，把自动步枪挎在胸前，互相挽起胳膊阻挡中国人通过。中国军人列队前行，看上去没带武器。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向两旁散开，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下抽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射击。指挥员和另外6名俄国人当场死亡。与此同时，埋伏在珍宝岛上的300名中国部队一齐开火。迫击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也从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锋，俄国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还杀害了19名俄国俘虏。苏方指挥官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乘坐装甲车攻击中方部队的右侧，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最后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中国一侧）。”

参加珍宝岛战斗的康斯坦丁诺夫说:“1969年3月2日上午观察站报告，发现有大约30名中国军人进入苏联边界。边防哨所的上尉带领30人的小组去迎阻入侵者。突然，他们遭到机枪射击。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往一片硝烟的达曼斯基岛。上尉和他的小组全部阵亡。在列兵彼得罗夫（Petrov）的大衣里面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当上尉带人接近中国军人时，有一个中国军人向侧面举起手，明显是向埋伏在掩体里的中国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 苏联边防队正在与中国军队作战，但苏军远东正规军却无法加入战斗提供帮助，“因为需要有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才能那样做，而国防部不想让苏联正规军卷入这场冲突，国防部的命令是‘不仅要保卫边界，还要不激化边界冲突，把冲突局限为边防队的行动’。”

中方资料也披露了冲突起自中方的预谋:“当时中方派出的兵力是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3月2日拂晓前部队登上珍宝岛秘密掩蔽。晨8时40分，派出30人分两组登上珍宝岛，苏边防队派人上岛后，要求中国人退回。中方第二战斗组从侧翼穿插出现，当场击毙苏军7人。在珍宝岛隐蔽待命的部队也投入战斗。战斗至10时30分结束。（埋伏在岛上的）中方部队撤回，苏联边防队随后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 据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这次战斗事先“经过了中共中央的批准，早有准备……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部队抽调了3个侦察连，一个连有300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 3月2日的珍宝岛冲突，中方死伤52人，苏方阵亡32人负伤14人。苏联对珍宝岛冲突的初始反应是疑惑不解，并对中方有预谋地袭击苏军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苏联领导人继续出访国外，并未考虑到中苏边界冲突扩大的可能性。

这个事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5年来苏联边境首次遭到的军事攻击。此消息迅即传遍全球。3月2日当天中方外交部根据计划，大张旗鼓:“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珍宝岛，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多名，制造了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严正警告苏联……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承担全部责任！” 在中国国内，据《人民日报》宣称仅在3月4-12日的八天时间里，中国全国各地组织的“声讨苏联入侵珍宝岛” 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就达到4亿人次，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7亿。全国狂热反苏，一夜之间“苏修”取代了“美帝”， 成为仍陷于“文革”狂热中的中国人的最凶恶最危险的外部敌人。周恩来则表现出对激惹苏联的某种忧虑，他对陈锡联（中国东北军区司令官）说道:“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克制），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斗，不要扩大。”

但是，似乎北京最高决策圈认为事态还不够严重，于是增调1个步兵团、2个侦察连，2个加农炮营和1个高炮营，集结于珍宝岛隔江的中国江岸一侧。这提示将会发生新的战斗。中方资料说:“由沈阳军区部署，1969年3月14日晚上（珍宝岛）前线部队开始实施作战方案”。 3月15日早晨中方在珍宝岛挑起了更大规模的边界战斗。据陈锡联披露:“15日的战斗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中共‘九大’，各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专线，由我负责直接与（珍宝岛）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约5,000人。苏边防队的装甲车和坦克进行了反击。中方江岸上的中国人首先以预设的炮群轰击苏方和对岸的苏联领土，试图阻止苏方车辆的运动。然而中方使用的75毫米火炮和40毫米火箭筒，破甲能力低，无法击毁苏方坦克。战斗开始后，苏联边防队根据情况要求正规军炮兵增援，莫斯科却沉默着。由于勃烈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正在分别访问匈牙利和印度，苏方无人能做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之后，炮兵增援部队才被派出。下午，苏方正规军的“冰雹”多管火箭炮（BM-21）猛烈轰击中国江岸上的阵地，摧毁了中方的炮群。“冰雹”是苏联研制的著名陆战武器，此时首次亮相，苏俄军事专家估计不可能有中国人在“冰雹”覆盖范围内幸存。据说使用“冰雹”的命令是勃烈日涅夫下达的，但苏军远东部队指挥官奥列格·洛希克披露是他独自决定使用“冰雹”火箭炮进行反击。当晚战斗结束，苏军伤亡约60人，中方部队伤亡约800人。 3月15日当天，中方外交部强烈抗议苏军“入侵珍宝岛”。 3月17日苏军进入珍宝岛正式设防，从此中方再也没有登上珍宝岛。在江叉，有一辆履带损坏的苏军T62坦克沉入江底，5月2日中国人设法将这辆坦克拖出，送往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据2001年解密的苏联文件说，当年苏军在珍宝岛的两场冲突中有58人阵亡、94人受伤。中方则不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苏方估计中方部队阵亡约千人。

3月15日战斗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俄国人被一再的挑衅所激怒，“其结果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大规模军事冲突靠近了。” 众所周知，派遣作战部队前往边界纠纷的热点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态，会在国内和国外造成何种影响，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为什么中国会在国内“文革”大乱的时候要制造出一场袭击苏方的局部战斗？ 既往中国内战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最擅长的军事招数是诱敌深入以便开展“人民战争”， 而不会主张争夺一个没有战略意义的无人小岛。因此，普遍的观点认为，事件本身只是在中国“文革”狂热反苏的特殊需要下，毛泽东为给中国人民树立一个“假想敌”威胁而制造了中苏边界冲突，并没有更深层次的目标。 也有另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了中苏边境冲突。《剑桥史》在分析了种种可能性之后，只好断言那“仍是一个难解之谜，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首先，从事实来看，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挑起的，中方还有预谋地拍摄了珍宝岛战斗的纪录片。研究者的共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珍宝岛战斗中国是主动挑起者”； “毛泽东也知道，对于珍宝岛冲突，苏联高层事先并不知情”。 从苏联的档案中还可以看出苏联的反应与中国的反应大不相同：事发后，俄国人普遍不明白中国人为何要武力占领该岛；苏共中央给东欧共产党各国发出的通报也表明苏联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毫不知情，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对此事件中国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而俄国向世界公布的战斗过程的详细程度和他们表现出的极大义愤，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次事件确实是中方周密策划的。” 那么，为什么中方要故意“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