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魔怪舞翩躚”，恍如中共祖師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形容的“怪影”（或譯“幽靈”），“偉光正”這個荼毒生靈的惡魔，居然降臨泱泱神州快滿一百週年了！而它主宰大陸乾坤也近七十二載，按中國傳統說法是“六輪”。何故繼承孫中山憲政遺教的國民黨，1949年會敗於它而丟掉將近960萬（959.6960）平方公里的江山呢？

 

對此，海峽兩岸政要及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下以為，毛所言值得思考。彼於登上中南海金鑾殿寶座前夕自詡：“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1）

 

相比之下，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紀律極度渙散，軍隊往往不聽指揮，無論黨政高層均派別林立，內奸層出不窮。故國共內戰只短短三年光景（1946-7－1949-4），便天翻地覆“金陵王氣黯然收”，最後蔣不得不退守東南一隅面積僅3.6萬平方公里的幾個孤島。

 

然而，上述“三大法寶”均屬內因。毛沒有提到外因，即蘇聯的援助。後者其實乃中共奪取江山的關鍵。

 

為此，我們可以簡略回顧中共自1921年呱呱墮地起的歷史。

 

毋庸贅述，中共乃列寧即俄蘇一手豢養出來的：始而給經費，繼而給軍火，二者綿延不絕。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哲學博士徐澤榮先生簡稱之為“餉械”。這有已經解密的蘇俄檔案為證。其具體數額是多少呢？

 

先說“餉”。

 

據中國人民大學楊奎松教授考證，1920年夏天，上海中共小組成立之後，每月獲宣傳用的蘇餉1000銀圓；小組成員每人每月得作薪金的蘇餉30銀圓。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各地代表每人收到作旅費用的匯款100銀圓，13人共得1300銀圓。”（2）

 

中共“一大”前後的1921年7月至1922年12月，一年半中，蘇餉月額估計為1850銀圓”。（3）1923年月額1750銀圓，其中出版報刊和印刷傳單費用佔31%，各省市組織員、宣傳員工資（每月35銀圓）佔49%。而當時香港藍領階層最高的海員工資亦不過20-30銀圓。（4）

 

1924年I 月至1925年3月前後15個月的月額均為2250銀圓。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10500銀圓；1926年7月至9月24500銀圓；1926年10月至12月29750銀圓。”“1928年55000銀圓”（5）

 

蘇俄即列寧之所以如此大手筆地撥款給中共，乃基於其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目的。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時，列寧曾說：“共產國際的成立是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前兆，是共產主義即將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前兆。”而此前歐洲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國巴伐利亞等幾個於一戰後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均僅維持數月或數週，故列寧寄望於亞洲尤其是中國。這實際上乃蘇俄性命攸關，他們那怕勒緊褲腰帶也得給這個錢！（6）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李濟深在廣州積極響應，大開殺戒。同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分共”。中共黨人遭到鎮壓，轉入地下。旋即先後發動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十二月十一日），均以失敗告終。

 

同年9月9日毛發動秋收起義，10月27日率其殘部到達井岡山，建立根據地。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朱德所部會師。中國工農紅軍正式誕生，蘇俄軍火的接濟提到日程上。

 

但此期間蘇餉有增無減，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28年7月－1931年6月）的向中發被捕後向國民黨的交代，三年間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每月獲蘇餉約55000銀圓。（7）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江西瑞金。政府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職）。經蘇方幫助，上海中共中央總部與蘇區間聯絡暢通，至1932年底前後，蘇方按每月七萬銀圓標準向上海中共總部供餉。（8）

 

小結一下：自建黨後迄遷贛前，前後11年半共138個月，如僅按蘇方預算月額計，上海中共總部共得蘇餉3998452銀圓，平均每月28974銀圓。如其中一半用於發放工作人員工資，則第一、二期（1921年7月至1923年12月共30個月）每月可養30人，第十一期（1930-1932年前後36個月）每月可養917人（9）。楊奎松文透露，1923年中共“三大”時已有黨員400人左右。

 

有必要提一下，蘇聯政府當時每年從中國東北中東鐵路賺的利潤據估計達到2000萬銀圓（10），故歸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用的錢來自中國人！

 

1933年1月，上海中共總部遷往中央蘇區。至1934年10月止，蘇餉“總額為321.46萬銀圓，應由上海分批轉送瑞金”（11）。徐澤榮猜測蘇區總找陳濟棠、余漢謀（以美元）兌換。但對中共中央上海局（1933年1月至1935年7月負責白區工作），蘇方仍有定期撥款，只是數量大減。”（12）

 

共產國際執委會於中共中央和紅軍餘部抵達陝北彼此恢復聯繫後，給中共提供的資金數額大大增加。（13）楊奎松“信手拈來一例：1937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通知；蘇方匯去80萬美元由它支配。”（14）

 

楊奎松還寫道：

 

“僅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抗戰開始後，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莫斯科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總數，就達到385.2394萬美元。”“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其他各種物資上的幫助，可以說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即使載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後，這種情況事實上也還在繼續著。……1944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還在向聯共（布）領導人轉達中共中央的援助請求，並提議幫助中共中央五萬美元。”（15）

 

不言而喻，蘇餉對於中共起了救命的作用。

 

下面說“械”，即軍火。

 

概而言之，早期蘇械輸共路線：

 

南線獲陳濟棠、余漢謀協助。其中，紅軍割據贛南時期乃為‘陳濟堂小道’：廣東始興－南雄－江西全南－龍南－定南－安遠－尋烏－會昌。陳濟棠運輸車從始興縣城郊玲瓏岩，或者南雄縣梅嶺下鐘鼓岩軍火庫，裝上蘇聯援共日製步槍及其子彈，經上述路線，至會昌縣筠們嶺卸下，交給中共外貿機構；然後裝上中央蘇區各礦運來的鎢砂，運返廣州或者香港出口歐美。蘇及中共已授權陳氏鎢砂貿易專營權作為對其協械中共之回報。（16）

 

以上是陸路。水路為于都江口至信豐，中經桃江與資水交匯處，由駐贛南的粵軍李振球（陳濟棠同鄉兼親戚）部以‘武裝截運’方式收貨，原船（固定為20艘蘇區木船）上駛信豐。”這些木船可於返程載回由始興、南雄武庫取出的蘇援槍支彈藥。”（17）此外，福建廈門－漳州也是中央蘇區白皮紅心港口，蘇海軍偽裝民船，專門用於秘運蘇援中共餉械，經廈漳口岸入贛南蘇區，兼且運人。（18）

 

至於北線陸路，也有兩條，先是：蘇聯－烏魯木齊－新蘭公路－蘭西公路支路節點陝西長武－甘肅慶陽。在慶陽卸下貨物，交牛馬隊、駱駝隊運往延安、河防、華北、華東等地。……後是：蘇聯伊爾庫茨克－上烏金斯克－恰克圖－外蒙烏蘭巴托－內蒙滿都拉口岸－百靈廟－大青山包頭段－後套黃河。此後，一支線去往陝西綏德以及河防大門；一支線去往內蒙伊克昭盟西部桃力民──鄂托克前旗城川－陝西三遍地區的靖邊－延安地區。這是1927年鮑羅廷由華返蘇之時大概踏察過的路線。（19）

 

蘇援餉械能安全通過傅作義晉綏軍防線，便是毛向斯大林建議的行賄之功。依按蘇規矩，既已給董其武小部份武器，那董就得派兵護送大部份武器由滿都拉口岸運抵陝甘寧邊區。（20）

 

再有空中輸械路線：蘇聯－新疆哈密－甘肅慶陽以及蘇聯－外蒙－甘肅慶陽兩條。偶可用作客運，到達延安。（21）

 

上述抗戰時期國際路線，均有蘇方文獻及中方展館說明文字與其引用文獻證實。前者如《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均為1935年蘇聯情報部門所撰寫，共產國際於同年據之考慮兩條紅色國際交通線。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咨詢此事，毛予以肯定答覆。（22）

 

由此可見，蘇援械餉使毛共得以一再“鹹魚翻生”，且於抗戰勝利後勢力迅速膨脹。

 

這裏補充一筆，即1945年6月，王震、王首道奉命千里迢迢率部五千人南下，建立湘粵贛邊根據地。實質旨在前往南雄、始興，取得該處剩餘的蘇援軍火。但8月下旬抵達該處後遭國軍數師包圍，無法與接應的東江縱隊會師，只好北返靠攏新四軍五師李先念部（後來二次內戰戰端即起自李部）。

 

至於共軍最終贏得內戰則須歸結於火炮之力，用徐澤榮的金句就是：“四野蘇援後膛火炮轟垮蔣家王朝”！（23）

 

說到此，不能不提出斯大林這個魔頭。早在1937年抗戰之初他就吩咐王明傳話指示毛曰：“火炮乃是現代戰爭之神，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首先建立砲兵部隊……我們準備幫助你們建立兵工廠，為此我們將提供一切設備和技術人員。”（24）

 

正是基於上述戰略構想，“蘇軍顧問選址蘇區著眼運炮”：贛閩邊蘇區可接收蘇海運至汕頭或廈門之重型武器；鄂豫皖蘇區可進擊寧滬杭後方；贛東北蘇區可聯通贛閩邊蘇區和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可奪取、保護將來中央紅軍西去北上背靠蘇蒙之時所需安全渡口；陝甘寧邊區、盛世才後方可作軍事基地；入綏遠東征軍可接受大批蘇援餉械；左右江蘇區可迎接法共越南地下組織，通過越桂公路、越滇鐵路，運進蘇援重型武器配套部件，然後將其裝上蘇聯軍用運輸機，運往三處較大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25）

 

就像粵語講的：“鳥槍換炮，零捨唔同（壓根兒不一樣）”。共軍拿到蘇援軍火後，戰鬥力大為提升。日本投降後國軍雖在美國幫助下迅即搶佔東北各大城市，可是蘇軍卻“將繳自日本關東軍、駐朝軍、溥儀軍的槍，繳自德軍的數量不明的槍，以及自身攜帶的美援美式火炮以及自產蘇式火炮的其中一部，還有坦克、汽車等”，全部移交給共軍。據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華語電台廣播《蘇軍粉碎日本侵略軍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所提供的資料：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萬－1.4萬挺，各種拋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餘架飛機和炮艇若干。”（26）

 

共軍接收蘇軍移交的美援火炮及蘇聯庫存炮彈後，炮兵佔盡優勢。淮海戰役中，由華北和東北送往前線的炮彈約有1640萬發，遠遠超過了國軍方面的相應供應數量。故徐澤榮稱：“國軍敗於共軍主因，乃為國軍不敵共軍炮兵。”（27）

 

在索炮過程中，曾留蘇八年之久的共軍四野軍需部部長楊至成（1903-11-30-－1967-2-3）居功至偉。1957年12月，毛設家宴招待楊氏夫婦，此為極為罕見的毛私人款待下屬之舉。但1967年初楊氏遭受文革衝擊，毛未予援手，致其激憤而亡。嗚呼哀哉！（28）

 

行文至此，有必要評述一下毛津津樂道的“三大法寶”。

 

先談共黨。它是“有紀律”，可是強調“個人服從組織，部分服從全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就造成領袖金口玉言，一個人說了算。跟邪教一個樣。

 

根據大陸最高法院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相關“法律”：“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條規定的‘邪教組織’。”中共便是不斷“神化、鼓吹首要分子（毛），發展、控制成員”，和平時期造成至少八千萬人慘死，其中餓死至少三千七百萬，極大危害社會。何況該黨從未在民政部門正式註冊登記，顯然屬非法。

 

而所謂“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更是其萬惡之源。1886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级状况》的美國版附錄寫道：“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种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内的整个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狭小範圍中解放出来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却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更壞。”可見恩格斯晚年已修正了其理論，放棄暴力革命。列寧和毛共則食古不化，堅持武裝奪權，實行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就如同毛詩詞中形容的“洒向人間都是怨”，歐亞美非幾大洲的多個國家生靈塗炭，血流成河。

 

至於“自我批評”和“聯繫群眾”，前者可謂“馬列主義手電筒－照人不照己”毛根本不屑一顧，他自稱從來不下“罪己詔”；後者則屬騙人的別稱。毛口才和筆頭均十分了得，舌粲蓮花，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把不明真相的群眾哄得團團轉。抗戰時期他竭力鼓吹“民主”即是一例。不過，正如林肯所言：“你可能在某個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某個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文革期間毛所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很應該奉還給毛自己！

 

講到共軍，固然有“苦大仇深”的貧民及其子弟，但更多的是被迫入伍者。這從韓戰後遣返戰俘的情況可見一斑：“志願軍”戰俘2萬1千人中，1萬4千人選擇去台灣，7千人願回大陸。後者先經隔離審查，繼則悉數開除軍籍（黨員開除黨籍），返回原籍農村種田，辛苦度日。前者在台衣食無虞，多數小康，八十年代獲准到家鄉省親，無不風光於桑梓。由此觀之，儘管一直處在共黨“絕對領導”下，解放軍未必百分之百“忠於黨”也。

 

末尾分析“統一戰線”，除了裏面的中共臥底（如民革王崑崙、民盟胡愈之等），其中組成人員不見得都那麼“革命”。八個“民主黨派”無非“上了賊船”而已。此乃毛1949年在河北西柏坡接見幾位民主人士頭面人物時的原話。

 

總之，一時成敗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毛共1949年在戰場上是贏了，可是兩黨決戰又豈止在戰場？中華民國依然屹立在台灣，以其憲政民主繁榮昌盛蜚聲國際！

 

環顧全球，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仍屬主流，專制獨裁是逆流。歌劇《白毛女》宣揚“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毛魔頭就把人變成蟲－害人蟲（得勢者）或應聲蟲（附和者）、可憐蟲（芸芸眾生）。北京御用文人喜歡吹噓什麼共黨上台執政是“歷史的選擇”，殊不知歷史有反覆，套用駱賓王《討武曌檄》的話：試看未來的域中，竟是誰家的天下！

（2021年4月12日修訂於香江）

 

註：

 

（1）《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484頁。

（2）徐澤榮《真理真相雙真集》－以下簡作《雙真》，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    

     2019年2月第一版81頁。

（3）《雙真》81頁。

（4）《雙真》82頁。

（5）《雙真》83頁。

（6）徐澤榮《文武俄力分娩俄黃》－以下簡作《文武》，開放出版社，2020年

6月18日初版18頁。

（7）《雙真》84頁。

（8）此為1933年被捕變節之青年國際中國支部負責人王雲程供述，參見《共

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下簡作《叢書》第13

卷425頁，見《雙真》85－86頁。

（9）《雙真》86頁。

（10）《叢書》第三卷243頁。

（11）《雙真》88頁。

（12）《雙真》89頁。

（13）《叢書》第13卷21頁。

（14）同（13）。

（15）《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之考察》，原載《黨史資料研究》2004年

第一、二期，轉引自《雙真》133頁。

（16）《雙真》48頁。

（17）同（16）。

（18）《雙真》51頁。

（19）《雙真》52頁。

（20）《雙真》，53頁。

（21）同（20）。

（22）《雙真》55頁。

（23）《雙真》136頁。

（24）同上137頁。

（25）同（24）。

（26）《雙真》149頁。

（27）《雙真》136頁。

（28）《雙真》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