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一）

 

第一章前述

 

第一节 “斯大林隐蔽战略”这一概念的由来

 

    要讲起斯大林隐蔽战略的概念，我早在2012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不过，原先我一直采用“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来申述的。如《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写道，

“因此，我像一名检察官，从浩瀚如海的史料，细心搜集、鉴别、整理史料，寻找出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载于《“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四》/陈智淙(博讯2013年9月17日)）中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事实经过是，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电文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 当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此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尽管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历史和国共内战的历史上是很小很小的事件，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五/孟泳新》(博讯2013年10月20日)） 一文中， 我评点说道：“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在同一篇文章又讲了，“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审理时，不仅要求结论正确，更要求论证正确。 1973年2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发布的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 E34， 269 （287）〕这是作为自由民主的德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德国宪法法院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出的最高认定和最高嘉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从事我们历史研究和作出历史判断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历史事件互相联系的论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

    依此我确定了，由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这是主因。决定了成立彭真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立即前往东北赴任，这是果（1）。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即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到东北），这是果（2）。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佯作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这是果（3）。 这果（1）、果（2）、果（3），其总目的就是欲想控制东北，掌握东北，占领全中国，这不是共产党主动挑起内战，又是什么呢？”
   这一段话中提到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这样的一个词，在我书写时也觉得，若有可采纳的“好词”时将改写之。到了二零一九年我准备为写作《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搜集资料时看到了吕迅的《大棋局中》的介绍和从网上搜索到的文章《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喜出望外，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词“隐蔽”。真可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为此我在2019年5月4日发表时在介绍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前写了一个简短按语。

   “今天公开的附录，是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尽管很短，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今天的人们，斯大林的策略是什么的国共关系，要实现这斯大林策略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要隐蔽，要麻痹美国马歇尔，要麻痹中国蒋介石，要麻痹所有的天下人。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

   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
  “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成功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
   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的援助的时侯，我从来没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 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暇，而我们手上满是泥污”。

    就在此时，我也就有了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改写为“斯大林隐蔽战略”的灵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灵感也为我多年来苦苦思索所得出的毛泽东战略找到了一个极其确当的限定词，“毛泽东隐蔽战略”。上面按语中所用到的“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一句话，就是明说的，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之关键所在；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列宁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事业的全部奋斗历史”之关键所在。

 

第二节 对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评价

    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商品简介中写道，“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脉络，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

    这说明了，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一种历史性的解说，而这种历史性的解说背后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什么呢？作者也只是否定了 “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没有向读者分析、解释何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作者所认为正确的、是值得向读者所推荐的？至于如何去反思呢？那就无从说起了。

    总之，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历史事实的一种史料堆砌，而严重地缺失了对国共内战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这一更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也就是说，作者吕迅在回答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为何要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呢？或者，更直接地说，吕迅研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个项目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吕迅却没有回答。其实，我也是过来的人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德国亚琛大学做博士时我的导师就多次地向我指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我从铁道工程及管理专业转到法学专业、又从法学专业转到历史专业后却发现了，在历史专业方面有非常多的博士，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根本不能进一步地追问你做的博士论文有何意义、或者对其和同伴的博士论文进行价值评判问题，更罕觏有人追问何种价值评判是最正确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来自于勃朗斯威克大学铁道专业一名博士生选的题目，他的教授导师〔也是勃朗斯威克大学的校长〕将其论文交给我的导师审阅并请我导师再次担当副审，结果被我导师否决了。我导师否定的理由就是于此，你选了一个题目，就得定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与独创性必须得够博士的水平，还有你写出的论文是否确确实实地解决了你原先提出的问题，没有确确实实地解决问题那就不能算成功。就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发行的，以余英时为顾问由陈永发编写、陈永发因为编写而荣升为院士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而论，该书毫无新意、毫无主见、毫无独创观点、连个博士论文都不够，可以看出，如同那位勃朗斯威克大学那位教授一样，顶级的余英时也不懂这样的问题，也无法回答此类的问题的，只是徒有虚名而已。1979年，美国学者艾恺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还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所谓‘最后的儒家’，是艾恺胡无知妄说，他不知道在梁漱溟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儒家。”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马勇说：“艾恺当年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访谈话题，他就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从来都不这么讲。”从马勇这一既客观又正确的评议中，可以看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余英时欧阳哲生等人却将艾恺的“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论”作为他们论题的原始假设与大前提，以此再作出他们的推论，真是可笑至极。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了国共内战

。但要问，国共内战究竟是哪一天开始的呢？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7月起算，结束于1949年，故有三年解放战争之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应该定为从1945年8月8日日本宣布投降日算起。我曾经写一篇短文质疑之。今天，在这里我提出我的观点，是1945年9月14日。为什么有如此之说法？那就得请听以后分解。

 

第三节《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的特点所在

    （1）吕迅在《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部几百页的大书中所缺少的就是对国共内战进行价值评判，也就是说，他不回答为什么“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的为什么全都，要不没有提出来、要不提出来但没有回答。

         总之，没有形而上的发问，也没有形而上的回答；更没有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斯大林毛泽东发动的国共内战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值得的？！我在2012到2014年间写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却遭受到了陈奎德的封杀，后只好在别的网站上发表。但我百折不挠地继续沿着我原定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这六、七年的时间中，拼命地学习、拼命地思考，终于将当前有关中国历史的大部分主要问题搞清楚了。主要的成绩按学术分科领域是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理论等领域。《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就是我向公众公开我研究结果的主要核心部分。

    （2）《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讲斯大林是如何实施他的隐蔽战略的历史事实，这主要取自于我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的材料；《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三部分主要讲述毛泽东隐蔽战略从初步构思阶段、可行性研究（包括最大的难点所在及其破解之方略）阶段、初步实施阶段、全面成功阶段（蒙骗全球所有人）的过程的历史事实，当然其最后阶段即为世人识破、全面破产阶段，由于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我也不必多言之。这里所使用大多数材料是我依靠众多的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的历史证据材料，但他们皆因缺乏价值分析的眼力、眼识而被遗忘了的历史证据材料，这是一个方面问题，另一个方面问题则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综观世界刑事诉讼发展史，证据制度的变迁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神示证据制度阶段、法定证据制度阶段和自由心证制度阶段；三种证据制度要解决的其实都主要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差别即在于，在前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或由鬼神来判定或由法律明确规定，而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则往往留由法官自由裁量。由此我认为，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致的。至于为什么最终世界上两大法系全都承认并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否定法定证据制度而进入世界法学现代化的时代呢？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之陆九渊“同心同理说”、和以当代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真理为普遍接受”说，即“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若考察大陆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开始的所谓“司法改革”来看，目前西方世界的现代先进的各种法学理念与制度有的已经确立，如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等，有许多人认为，有的还很不完善，甚至还是空白，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改的“瓶颈”，如自由心证至今还是被认为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三权分立而拒之门外。我则对中共的司法改革从一开始起就持有否定的态度，当然有些改革是可能的，这就有一个范围与边界的判断问题，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司法改革，中共是不准许公民就六四惨案到共产党的法庭去控告共产党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就不会自动放弃专制和实行三权分立的。在这里，我仅仅采用了为中共大陆所禁止的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为我的探索研究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的依据，像一位实行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一样，“用我良心的真诚”（这里的“良心的真诚”取自于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５３条对“自由心证制度”作出的明确的表述：“法律不要求法官们说明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自我确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官们确认证据完备与充分应特别遵循的规则。法律规定了法官们在沉默和静心中独立思考，用他们良心的真诚，去探究所有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理由给自己理智头脑留下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们提出限定其职责全部范围的惟一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确信了吗？’” ），来作出我的判断。由于认识论、方法论、证据的证明力方法、哲学基础上的独特性，至今在中文世界中还没有见过哪个人采用过如此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探索，从而发现别人所不能所见到的见解。这就是在这里介绍我研究体会的第一点，“见人所未见”。

       （3）借这里讲第二点之机，讲一讲我对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表述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突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决战中的特殊的儒家观念、地位与杰出贡献，也是面对着长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当代新儒家阵营的混乱、分化、重组过程，我们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追随者们认为，有必要对长期使用、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

一重新的命名，一个关键词是“尊德性”派、“心性之学”派，更改为“良知派”，另外一个是“道问学派”，更改为“求是派”，“求是”取自于胡适，“胡适认为父亲对他的影响，主要有兩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兒子」，一方面是程朱的理学遗风。”“胡适在介紹实验主義中的杜威思想時，也曾引用他父親「水必出山無可疑」的詩句，做為介紹實驗主義的一個例子。在治學方法上,（胡适与其父）二人都有实事求是的怀疑精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适是整理國故运动的旗手”（引自于《胡适纪念馆》网）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讲的“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而汉代的名言“实事求是”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运动的灵魂。更为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起名为《求是》杂志，《求是》杂志暨它的前身《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最）主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求是”则取自于“实事求是”之意。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故所以使用“求是派”来描述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派”的思想更为与时俱进和更为确切。

 

    我研究体会的第二点是，“通人所未通”。我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2019年3月29日）写道，“由于本系列文章主要是取这二种不同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作为对决的对手，一个是袁伟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另一个是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这二派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分歧则是对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定性上，具体地讲，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大概谁都很难认定，余英时，包括陈奎德、冯崇义、胡平、严家祺、李慎之、李锐，（这一点也许谁都很难认定，有些人是从属于他的阵营的主将呢还是从属于他的同盟军？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最明白。因为此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是怎样认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是不是邪恶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邪恶党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是以袁伟时为代表来点出中共大陆历史学家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胡华、何干之以及最近刚刚死去的王家范（1938年一2020年7月7日）所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所表现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也包括像应克复（1939年）、以及胡乔木、李慎之、李锐、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金冲及（1930）、许纪霖（1957）等人各种政治观点所表现出的中国现近代历史观，他们都代表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历史观，尽管在表达上有许多互不相同表述，但可以他们的各种历史观的共性、共同点，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他们研究工作的指导准则，因此可称之为中共历史学家派，中共“求是派”；我是以余英时为代表来表示像以余英时（1930）为顾问、陈永发（1944）编写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代表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目前台湾所使用大学教科书所表现出的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胡适、傅斯年、钱穆为代表现代朱熹理学派、中国胡适“求是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西方罗素、费正清为首的西方“求是派”、汉学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自然也包括目前在海外的像余英时、陈奎德、胡平、严家祺、冯崇义以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派表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他们在历史观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通”。其实，“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话本身就出典于毛泽东。“就是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在这些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的人心目背后其实还是他们深深地相信着“毛泽东说的句句是真理”这样的一句话，故由此话语之出。可想，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特别是在美国、世界开始声讨中共习近平时，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中共意识形态之总管王沪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至于讲美国主流思想界、特别是原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其他智库集体，究竟今天是怎样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的历程的、特别是否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恶党这一重要关键点，以及五十年来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历史的，以及能否清晰地确立起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全套的外交政策战略与策略、以及是否能正确地制定出它的破共灭共之策，我们海外中国人还需拭目以待，切莫盲目乐观。）中国民主运动怎么也无法理解，这批人为何独独只批习而拒绝批判王沪宁呢？！其实，前几年习近平搞的废除终身制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习近平最先是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后经过王沪宁的首肯与大力支持下才搞起来的。而这样的共产党操作程序都不明白，还能称得上中国首号政治学家或理论家吗？中国民主运动岂能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破共灭共之策吗？！就从他们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判断就可以全面看他们的“不通”之处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要求不仅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更要求注重本质性和根本性变动。“通”就是我对历史研究一贯的追求，此外我还提出“四通”的要求。“通人所未通”，这就是本篇论文的一个特点。

     （4）我在《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6年）一文中，指出除了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外，还有逻辑，此外还有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为此哈伯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以取得为普遍所接受的真理。在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建立的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在1973年2月14日发布了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E34，269（287）〕。 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提出了，我的“第二条预想，是设立了中国宪法法院的最最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无论何派欲想治理好如此之大国，都必须承认，认同此预想是唯一可行之策”。而今，我书写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主要目的就是为未来的中国宪法法院进行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而发的。我研究体会的第三点，“发人所未发”。

 

第四节 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之关系的交待

 

    （1）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2013,3,13)-- -孟泳新〔陈智淙〕一文中写道， “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早在1933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张浩”就是他回国时用的化名。到1935年，共产国际指派他回国与中共中央接洽。他于是从外蒙入境，经过艰苦跋涉，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及弟弟林彪，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当年11月，张浩抵达陕北，旋即出席了瓦窑堡会议，代表共产国际转告了中共中央，斯大林支持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1936年1月16日，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取消另行建立的中共中央，在其斡旋之下，张国焘最终决定同毛泽东和解，率军北上。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去世，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出殡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其实，张浩只不过传达了斯大林的一句话而己。可见到，毛泽东也明白，是斯大林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

（2）“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到了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当初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此时，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
   “埃德加·斯诺在《中共杂记》这本书里，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西安事变之后，苏联通过宋庆龄转给中共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让中共领袖目瞪口呆。这个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说了三条：第一、西安事变定性，是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第二条、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应该尽一切努力，促进事件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而且怕中共不听话，电报里还警告，说中共你要不尽力办这事儿， 促成释放蒋介石，苏联就要向全世界宣布，跟中共断绝关系，甭管咱都是一个共字儿的，从此我以土匪相看，就是说从此我把你中共当匪来看。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了细节，当时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气得那是满脸通红，跺脚大骂。” 〔引自于《斯大林定性西安事变：系日本人汪精卫张学良共谋》凤凰网历史〕
   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是一个不同等级的谋略家的远见、风度、个性。（孟泳新注解，这句话应该讲，说明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两个人智商、智谋上的差异。这也就说明了，在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也努力地向斯大林隐蔽战略学习，多年地琢磨、思索斯大林隐蔽战略，最后终于斯大林死了以后，五十年代底到六十年代中期，自己琢磨出了毛泽东隐蔽战略，并积极付之于实施。）我们在这里想，提请注意，从王明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和西安事变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抢占了“正义”的外衣。斯大林严禁杀掉蒋介石不是在真实的理由对否，而在于杀掉蒋介石的时间不对，杀了蒋介石，立马就丢失“正义”，还需背上终生的骂名。”

孟泳新《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二）

第二章 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首次实施

   第一节  将一个总会议分成二个分会议来进行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间苏联红军在打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进攻，同时美国亦转入了战略总反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同盟国需要召开首脑会议 ，以解决战后世界的新秩序的建立问题。
  “会议原本计划由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参加，鉴于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引自于何虎生著的《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313页，许多的文献也都是如是记载。
   笔者要问，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笔者查了许多的文献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其实，“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子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其二是，究竟为什么斯大林要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皇陵的一言半语于史籍，那是怕后人盗墓。如同秦始皇陵一样，也许根本就是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以至使我们这些后人怎么样找有关文献，也找不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
   笔者认为，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使得一个会议分两次来举行 ，这是斯大林实施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一著重要布棋。德国民间常常如是评说一个人的性格，kompliziert〔直译为叫人摸不透、复杂的〕，而对立面为einfach 〔简单的〕或中国民间讲的老实的。笔者在这里欣赏德国人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复杂的〕来评说一个人的性格。在人与人的交往、争斗中常常是，复杂的战勝简单的。斯大林恰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因为他早就明白，万一同意召开四国一起合议的首脑会议的话，若他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第三者就会从中斡旋，以至使之处于尴尬，或无功而返，故毫无藉口地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逼使“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的，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还有雅尔塔等会议。〕”

第二节 斯大林给邱吉尔以糖块与蛋糕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引用了郝时远在《在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中说的一段话。他说道， “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版图的愿望, 使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后都超越意识形态地与欧、美列强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例如,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 战争爆发后苏联趁德国对西线作战之机于 1940 年先后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希特勒发动对苏侵略战争前, 苏联的西部领土基本上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又如, 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战略反攻下,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迅速走向崩溃。1944 年 10 月初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交易, 承袭了历史上欧洲秘密外交的帝国传统。苏联不仅遵守了英国对战后希腊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拥有 90%的影响力的承诺, 而且是以希共领导的人民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在英军压力下被解除武装为代价的。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当然, 这仅仅是大国决定它国命运的开始。1945 年 2 月 4 日,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画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除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明显反映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外, 美、苏关于战后中国的协议则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强权特征。按照协议, 战后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 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 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丧失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 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瓜分了。不难看出, 苏联对外政策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继承性, 在二战以后日益显著地反映出来”。
        在郝时远的这一段话中有一句，“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告知大家的，郝时远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于在斯大林的隐蔽战略。斯大林深谙于为康德、威尔逊、张君劢所极力反对的秘密外交之道。斯大林实施秘密外交，就是要与邱吉尔进行秘密的双方交易，没有给邱吉尔的糖块蛋糕，哪来邱吉尔的回报。斯大林深知邱吉尔根本瞧不起蒋介石，正是塞糖块蛋糕的绝佳时机。而希腊则是斯大林手中的鱼饵撷珍，只是一块小小的糖块，换取可是大大的苏联在亚洲东方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另外一块蛋糕就是，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这在下面再提了。

 

第三节 斯大林初获成功后，“雅尔塔格局”的形成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斯大林再接再厉，与美英举行三强首脑之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它使１９４３年底开罗会议宣言的精神化为一纸空文。开罗会议文件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１８页〕；从而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撇开国民党政府、当然不让中国知道，对中国和蒋介石实行消息封锁，可肯定的说是斯大林的又一诡计的成功，其目的在于减少蒋介石的战略策略上的负面反抗、保障其战略的全盘实现，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促成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会师于东北亚，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斯大林在“雅尔塔格局”还实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助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方案，对朝鲜半岛实行南北分治，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500万人和分裂大半个世纪）。当然，美国人并非白送“大礼”，他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不帮助西欧及希腊的共产党。
    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成功的同时和之后，就可做许多迷人障目之术，以麻痹罗斯福和邱吉尔、世界上的其他的人，来掩盖他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比如斯大林终于完满回答：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参加远东战争；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如果是真心实意地解散了共产国际，以后哪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呢，其实这也不符合斯大林的人格和性格。〕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 已。 ”〔如果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强大的共产党人，那岂能不引起美国人的驚惕呢！〕罗斯福对苏联要求的允诺是以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为前提的。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以至于，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以后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这里即有表明自己的信守诺言，又有规劝毛泽东，要懂得抓民意民心和正义性！〕
    在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苏英美三国首脑之会晤上（特别是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即苏英美三国首脑确认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划归为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蒋介石为首的中国联合政府。斯大林此时相信，一旦苏联占领东北，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更将情势大好。从斯大林的观点看，中国分治（一半共产党、一半国民党）将有许多利益。但是，若是整个中国都落到中共控制，对斯大林苏联更好。
    我们从军事谋略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布局就使得蒋介石派往东北的军队处于瓮中之鳖的势态，派去多少，就赔上多少，派去一百万，就赔上一百万。天涯论坛网站就有人用这样标题“苏联攻入东北，就已经注定国共内战的成败！”撰文说，东北是苏联解放的，苏联解放东北或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势力会在中国成功！毛泽东和中共也领悟了斯大林的军事谋略，故将东北作为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首发之役、必争之战和必勝之战。“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转引自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我们的观点与蒋介石、白先勇、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如诸玄识〕的观点最大的分界在于：《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1日）总结国共内战（解放战争）认为：“此次革命剿共之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而我们的观点是由于斯大林的取得《雅尔塔密约》中的成功，不是“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而是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马歇尔不是斯大林同一级的，只是一个美国贯彻《雅尔塔密约》的总统特使、调解人，“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的结论，实质是蒋介石将其应负的责任全都推委于他人，故讲是过分的、不合实际的，也由此而得出的推断〔如诸玄识〕是有害的、不合逻辑的。输就输在《雅尔塔密约》，一输于斯大林的老谋深算，二输于蒋介石对《雅尔塔密约》反应的迟钝、短视、愚昧、不知量力、一味地固执己见、没有战略眼光的谋算，最糟糕的是连战争的正义性也未能处处彰显，更何况未能争取到象张君劢曾琦李璜左舜生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中间派政党人士的全力支持和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等民间报刊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的民意支援，以致于蒋介石连同他的《中国的命运》也难逃“未赌先输”之“命运”。（孟泳新注评，在评论蒋介石方面的过失而言，这中间，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是蒋介石无故地软禁张君劢近三年整（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而张君劢当时是曾经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又有过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的唯一人选；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则说明了，张君劢早在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之时就看出毛泽东居心险恶、心怀叵测；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则是指张君劢曾经与梁启超一起参与过巴黎和谈的经历，而且是中国当时有名的国际法、宪法学家。请注意下面要提到的“资深外交家颜惠庆”的一段评论。为什么说蒋介石没有争取到中国国内第三种力量、特别是张君劢的大力支持是蒋介石失败的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以及它背后的含义与事理以后我们还要重点地证明之。）蒋介石其人，从其学、其识、其言、其行、其德而讲，最多只能算中国国内的二流的政治人才，就算他的专长－军事才识来讲，按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的讲法，还不如白崇禧，而其他各项，那就更差了，但却占了中国的首席，这哪是斯大林那种世界一流的政治谋略家阴谋家的对手。
    “雅尔塔格局”的形成，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迅速溃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已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他们开始意识到雅尔塔的代价。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可此时的苏联一反原先待价而沽的作法，急于出兵中国东北，这既是履约，又可获得利益。因此，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苏友好协定尚未签署时，就提前出兵东北了。美国为了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曾企图插足中国东北。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司令抢占东北旅顺港，由于苏联空降部队先期到达，这一企图才未能得逞。这引起苏联的严重不安。苏联虽然同意蒋介石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决不允许带来美国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斯大林在表面上仍是要维护雅尔塔格局的。苏联同意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主要铁路干线交予国民党政府。”

 

第四节 斯大林给了蒋介石一个空头的“大许诺”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写道，“再举一个例子。1945年6月15日，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送來了杜魯門總統的極機密備忘錄——「關於中国国民政府和蘇聯協定綱要的說明」，附有雅爾塔密約的全文。備忘錄中記載著「斯大林所表示的明確意志」，內容是﹕（一）斯大林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二）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三）斯大林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為統一中國的一部分。（四）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為了和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等等。 7月2日與7月7日兩次談判中，宋子文奉國民政府令，拒絕承認外蒙獨立的要求。7月2日會談記錄證實，宋子文對斯大林說：「吾人實處於困難之地位，吾人無法向人民宣佈吾人將放棄任何一部分領土……如吾人承認外蒙之現狀，中國政府將發生動搖。」斯大林說：「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蘇俄在遠東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將再起，因此之故，蘇俄在外蒙領土應有自己之法律權。」斯大林威脅這一問題不解決，則協定不能簽訂，並強調：波茨坦會議即將開始，如中俄兩國間問題不能解決，以出兵問題就無法商討，脅迫中國。

 

    在1945年7/8月中华民国与苏联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电报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去拜访斯大林，以图转圜。蒋经国去见斯大林后，斯大林劈头便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谈到后来，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当的指出，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辩驳说，我们来这里是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是没有这个力量的。

 

    斯大林很不屑的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第四节  是斯大林肢解外蒙古？还是蒋介石出卖外蒙古？

    如果要问是肢解外蒙古呢？还是出卖外蒙古呢？我在《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2016年1月9日）一文中写道，“我们用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列宁斯大林借助着骗来的与孙中山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出兵外蒙，伪造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即成事实”。因为这个“即成事实”，无论从斯大林苏俄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笔者讲这一句话的理由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由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千方百计地试图由“不合法的事实”借以“雅尔塔协定”，特别是美英求苏出兵东北之请变成“合法的事实”，以及1942年后就开始谋划，如何使蒋介石迷入圈套！从法律的角度看，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第三國際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以上的事实皆引自于《外蒙古独立，维基百科》。

    第二句话是，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无能识别斯大林的阴险，误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放弃出卖了外蒙古。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先来讲谌旭彬的疑问，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中说，“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谌旭彬用以上各小段的标题当头的长论来表示蒋介石的无奈。我们要说是，以上谌旭彬所讲的蒋介石的无奈，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的无奈，而是斯大林的圈套，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能不能识破斯大林的圈套，找出破解之策，仅仅是考查蒋介石智商的一道难题而已。解题的第一步就是识题，就是要识破放在眼前的圈套！

 

     斯大林在这里撒了一个障眼术，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有许许多多条，但最本质的，也是斯大林必保的只是一条“外蒙古的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并将“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写入雅尔塔协定，如果你蒋介石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斯大林就不出兵了，此责任得你蒋介石来顶了。

 

    可爱的蒋介石先生以及国民党主管们却完全不明白，国际间的协定上的措辞有大多的讲究。就上面讲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一般来讲有二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同意”将此条文写入本协定，二是签约各方都“同意此条文”的“同意”。很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只能是第一种含义。故有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并请蒋介石与斯大林你们自己去商谈你们之间争议，我们决不有任何干预之举。故有“雅尔塔协定”特别标明是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这一款中写上如下字样，“上述有關外蒙古及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斯大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 ”。蒋介石却未能识破斯大林的诡计。

 

    1945年6月24日 经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苏交涉的要点，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写下：“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6月24日。）这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可这一条底线很快地为其抛弃了。这还能称什么底线吗？

 

    6月 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并指 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5 下册，1945 年 6 月 26 日，第 738 页。）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并询问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斯大林指出，根据地缘战略，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外蒙古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 蒋经国判断“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更是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否则苏方拒绝再谈，协定亦无从成立。甚至斯大林向蒋经国很露骨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

 

    王世杰在7月6日日记中写道，“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古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古独立之意。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古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番“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对蒋介石的意向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只纯粹是中了斯大林的圈套的自我陶醉、为自己的低能寻找的“托词”罢了！东北，新疆三江事件，旅顺口，大连湾，中东路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障眼术，其最重要的底线是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合法独立”。“为什么从1944年起斯大林就不断地主动地在新疆发起挑衅，发动了史称的三江事件，究竟是为哪门子理由呢？

 

    其实从1944年（或者说从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戰役胜利日）起，斯大林一直在琢磨如何来解决中国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问题的出路上怎样取得和实现苏联的利益最大化？有理由证明了，斯大林到1944年已经完全完成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并付注于实施，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蒙在鼓里。如有资料显示，“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熊式辉就在日记里面记载了此事，他说：“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熊式辉回忆录》，p388）。

 

    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表现在不仅不能识别斯大林的障眼术，不能识别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更没有法律、国际法、外交史等方面最基础的知识，更无能想出应对之策，也表现在其识人上，任人唯亲，尽是将那些不学无术的宋子文，不明事理的书呆子王世杰委以重任，国家哪有不遭殃的道理呢？！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达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进行第二轮谈判，其中王世杰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邱吉尔称，‘原子弹是二次基督来临’，并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8页。） 而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 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引自于李杨《蒋介石与雅尔塔协议的再认识》）（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原文部分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转载。）

 

     1945年8月14日，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请诸位都来议论议论。此鲜为人所提起的问题笔者在谷歌上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仅找到了一篇文章，该文在提出了此问题后却马上将注意力转到重庆谈判上去了。原先斯大林还与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达成以下谅解：苏联将于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今到8月9日，与中国还没有签约，斯大林却采取了“行动”，下令出兵东北了。也就是说，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条件的先决前提已被斯大林抛弃，那么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的条件，特别是外蒙古问题，该又如何理解和执行呢？对中国而言，最佳的策略只能是一个“拖”字，上面引自于李杨的文章有一句话，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也说明了蒋介石“似乎”也有此“拖”的念头。笔者要指出的是，光想到了“拖”字还不够，还得想出接下来的问题，即是，“拖”到何时？最终的出路、方法、关键、前途又在何处呢？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点到这里，待笔者有时间时，再来细细述说。

 

    也许有人会认为， 笔者对蒋介石评了一个“无智无识无谋”，是否有点“过”了。其实，笔者是经过对蒋介石的一生的思想发展考察后，从诸家对蒋介石的评论中选出的最客气最中性的评语了。

 

    请看看当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王世杰对外蒙古处理这件事的。从仔细分析这些名家的言论，结合当时的时局就不难探出当时的中国的“应然之策”。笔者的思路就是循着这些名家的思路来继续往下想去，就这么简单，这也是笔者与众多的学者不同之处。因为所谓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以纸质材料为媒体的时代能得以传承下来的资料占当时实际信息总量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要想从极可怜的历史文献资料寻找出历史的真相，那就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功力了。再接着前面讲的主题，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却走了一条毁名之路！

 

    先讲的是杜鲁门。朱瑞真 单令魁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文中写道，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可以从他1945年7月20日发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看出来。他在电报中谈到下一轮中苏 谈判时中方将要坚持的立场时说： 如果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州的主权, 并且明确而肯定地保证 “ 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的任何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 他 ,蒋介石 ,将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直到战争结束, 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 蒋在此电报中还向杜鲁门求助,杜鲁门于7月23日从波茨坦复电蒋介石,说： “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 , 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 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 以便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回忆录》 ,中译本, 第1卷, 第245页）

 

    很明显，杜鲁门讲的“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是指的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下面一个是顾维钧。關于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外蒙的宗主權，顾维钧在《顧維鈞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認為非得向蘇聯做出超過需要之外的讓步不可。即使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外蒙問題上是能夠不讓步的，美國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是貝爾納斯在1945年9月從莫斯科來參加五国外长会议時在倫敦對我說的。然後他問我為什麼我們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他指的是蒙古。我雖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但覺得這個評論進一步證實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對我說的話是有理由的。我對中國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場自然是極感失望的，我設想一定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公開當年我們的重慶政府為什麼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締結這個條約的全部理由。”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孟泳新评论：颜惠庆的这句话非常意味深长，甚至可以以此句话为主要内容足以写作一篇博士论文，就是比较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与二战时外蒙古问题二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处理过程的优劣与差异，以及主要进行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于1946 年3 月1 日至17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发言中—— 笔者注）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汪朝光：《 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 ）

 

    至于蒋介石事后的态度呢？ 蒋介石在1952年10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
　　

   “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下面就仅能简单讲一下笔者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三根据的几点意见。

 

    第一个根据、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直到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民主义的“混”。特别是从孙中山实行联苏容共以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混杂糅合了太多太多的列宁主义毒素，可以这样讲，到了九分的列宁主义，一分的林肯主义的地步。

 

    如同癌细胞和健康细胞混杂在脑中一样，而那些专门做脑癌微创手术的主刀医生重要的是先要能识别出，哪是癌细胞，哪是健康细胞，再决定手术的去留一样， 也正是这种的列宁主义和林肯主义之间的混杂糅合，给我们在分辩和解释，哪属列宁主义、哪属林肯主义，带来莫大的困难，如果诸位觉得不能同意笔者的解释，笔者欢迎来自于各方的商榷，这样可使笔者有可能思考出另外的解释方法来重新解释此问题，直到取得共识和一致为止。

 

    就拿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第一条根据而言，“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这句话中就看出蒋介石受到列宁主义毒素太多，甚至于许多地方表现比列宁主义更列宁主义的倾向。从这句话中仅结合本文和前系列文章，要找出蒋介石此话的错误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混杂糅合的列宁主义因素与林肯主义因素之间区别点，至少可找出八处之多。这就算作是留给有兴趣的朋友一道测试题吧。限于篇幅，只好点到此处为止。

 

    第二个根据、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话之意就是说，既然是名存实亡了的外蒙领土，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割去了之。到此时蒋介石也没有认识到如同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诸人对中苏条约的评议，做了李鸿章，还不知李鸿章之耻，死不认錯，从不反省，却全篇砌词狡辯、推诿卸责，以“文过饰非”。为何为俄帝所控制？原为“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所致也。此乃实质根源所在！蒋介石为何到了1952年还要“为尊者讳”呢？但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故从法律的角度看，北洋政府的外蒙古应归属于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申张。1945年6月 24日日记上蒋介石自己写的“对苏谈判的底线”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到了1945年8月时隔不到两个月为何就不见踪影了，这才是蒋介石必须要讲清楚的关键。

　

    第三个根据、“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

也就是说因为“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我们可以“割弃”之。蒋介石难道不知道，“割弃”的不仅仅是“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更主要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蒋介石自认为，只要讲到“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这一句话，那就可以“文过饰非”了。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的是历史！”

 

    “歷史证明,不仅代表苏俄政府成篇累牍的任何条约、承诺、协定素不可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教父列宁,早在1920年10 月14日俄共政治局会议中就提醒委员们,作为侵俄的潜在基地,外蒙的地位攸关国家安全;次年,蒙共领袖苏赫巴特率团会见列宁,双方共同草拟了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这一事件充分表明,策动外蒙独立、分裂中国,其实是列宁所指使,也是俄人不论老沙皇或新沙皇(毛泽东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用语)的一贯目标”。（引自孟泳新《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民主中国】 12/2/2015 ）

    上面我主要地复述了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但我要借这一小节行将结束之机，有必要再重复指出，最主要的是在研究与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对此进行价值评判时，必须要树立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观点，也就是，“确立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引自于2019/04/25 发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 应该讲，黄鹤昇先生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一文，当时也是发表在民国复归派的主要人物辛灏年先生所主持《黄花岗》网站上，说来应该还是由辛灏年先生牵线我得以认识了同住在德国的黄鹤昇先生；记得辛灏年先生还为黄鹤昇先生写了推荐文章，但辛灏年先生只会说、不会用，不会将康德哲学中的精华“康德三分法”运用到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依旧还是坚持毛泽东共产党的“二分法”，分析问题时依旧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二极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主要是严重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形而上方面、解释方面处处的不通。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思想史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是没有蒋介石的位置。）没有梁启超、张君劢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存在一样。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之后，我还是考虑到，还会有人会坚持他们的“二分法”，故我只能一直思考如何来能彻底地说服他们放弃“二分法”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是，能否找出在当时与斯大林掠走外蒙古所相当的国际外交斗争中中国人取得成功的历史真实的事例。为此终于我在九月中旬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切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梅汝璈“法官座席之争”之事。

     作为亲历者，梅汝璈力图将东京审判如实记录下来。1973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尚未完成，梅汝璈不幸与世长辞。在这本书中叙述的“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学》2005年第7期中说，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这个问题在开庭前好几天在法官会议上便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照道理说，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既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这就是说，应该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为序。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美、加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
　　“但是威勃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由于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他便千方百计地要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他最初的提议是法官次序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威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他又提议按参加东京审判的11国的国名字母次序来排列，但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此时，也有人提议按法官的年资为序，但年资是没有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的。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此时，梅汝璈发言道：“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话音刚落，法官们都忍不住笑了。庭长威勃对梅汝璈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称：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这个问题在半认真、半开玩笑中讨论来讨论去，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这一问题的争执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说下午四时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嘱大家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下午预演开始时，威勃突然宣布，座席的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抗议，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非按照受降的次序，也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亦非根据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我不能接受。说着毅然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
　　梅汝璈的这一行动，使威勃很尴尬。他只好以种种理由来反复劝说梅汝璈。在梅汝璈不为其话语所动的情况下，他最后只得说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再作调整。梅汝璈知道他又在玩弄花招，故明确指出：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法官们作了最后表决，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合理排定。……此时，虽然已较预定的彩排仪式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但梅汝璈以其正义的行为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梅汝璈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总结道：“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下法官席位的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夸大斗争胜利的意义，而是要从这个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它依然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这就说明，在那时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最后还要认识到的是：在进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立场必须合理合法，同时也要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临机应变。””
　　梅汝璈的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法官座席之争”的意义。下面说一下我在这里为何要对这个问题花费这么多的篇幅予以叙述的原因。本来我要说感想是非常的多，只是由于篇幅关系，只能讲一条最最的主要理由。

    梅汝璈法官在上面所讲的，斗争必须要“合理合法”。梅汝璈法官讲，“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的忍受和投降，中国决不能接受被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决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我决不能出席这样的安排，全世界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都等在审判大厅，他们一定会拍照报道，所以我不能接受。当这些照片和报道到了中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如果我同意了这个安排，就等于侮辱了我的国家，就等于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一切的一切，所以我绝不会出席彩排。”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蒋介石的手下与斯大林的会谈，可以发现，蒋介石的手下皆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浩气凛然、威武不屈，又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沉稳睿智、足智多谋、思虑缜密。蒋介石的手下个个都想不出，应该当面直接指出，苏联在二战亚洲战场上起的卑鄙之角色，而中国却在亚洲战场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应该当面直接指出，你要我外蒙古是小，你明显地侮辱了我的国家，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你明显地侮辱所有中国人的尊严，是大，是永远不能容忍的。这是二。

    特别是这两点，其实，这也是我当初写作系列文章《“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一一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真正的主旨之一，但后来当写作到四评下（3）时，因为陈奎德拒绝登载，我只能中断我原来的写作计划。请参看我的《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2013.1.6 ）中《我对四六宪法的看法兼谈“以人的尊严为本”是民运组织的首选》这一短文。而至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清楚认识到、并严格区分开 “以人为本”与“以人的尊严为本”之间的区别，对台海两岸国共民进党三党混战与斗争的认识、看法、对策上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对与共产党会谈、特别是所谓“九二共识”的再认识中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没有一个人能清彻地看到，共产党连你们台湾人是什么行政职务都不讲，只说台湾领导人，这中间就是共产党对你们台湾人的尊严的一种蔑视与歧视，在这种前提下有什么会谈的价值呢？西德与东德谈判时就不存在着这样人为的前提，而且西德领导人也都能一再地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对此事只能提到这里为止。

    这里还需要提出一点的是，斯大林尽管在没有对毛泽东直接交往过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无数中国共产党领导候选人中直接选取了毛泽东为中共第一领导人，这说明了，斯大林识别人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况且斯大林早已经有过一次对蒋介石的近距离接触（二十年代），对蒋介石早已了如指掌了，并且事先又作了充分的准备。是故，我们认定，斯大林这一方面的识人能力加上另一个方面“充分的准备”，是足以取得对蒋介石的隐蔽战略之成功的。

孟泳新《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三）

第三章 斯大林在日本投降后对中国施加的二面手法

 

第一节 面上斯大林压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写道，“1944年6 月10日，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毛泽东不怕蒋介石的凶险狡诈，在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发动内战之际，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敢于赴重庆谈判，参加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由于毛泽东的突然抵达，老蒋措手不及，共产党方面摆开一整套和谈方案，并利用一切机会最大限度向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传递信息：中国共产党要和平，不想打内战。老蒋乱套了，谈，没有准备，即使有准备，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也是老蒋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国民党对于谈判没有和平诚意，国民政府谈判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没有认真准备，一切提案都由中共方面提出。不谈，以前做出的争取民心的姿态全白费还倒退了不少。毛泽东在重庆呆了43天。在此期间，他以一种中国共产党人魅力超凡的领袖风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气质，豪迈奔放的诗人情怀，征服了朝野政要，倾倒了山城人民。最后只有看着毛泽东潇洒而来，潇洒而去，得了民心，争取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
   （制造出舆论，）“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制造出舆论，）“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 ”

 

第二节  暗中又送枪炮又加挑唆，由中共发动了国共内战

     我在《“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下〕之五(博讯2013年10月20日)讲解道，

    “ 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先期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后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 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引自于人民网文章，《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笔者评点：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 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这架小型军用飞机于当日上午11时许，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贝鲁罗索夫中校一下飞机，就去拜会朱德总司令，向朱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必须请朱总司令下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 区；苏联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经过谈判交涉，苏军同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活动，苏军将不再加以限制。这显然是苏联政府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即将情况告诉刘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高岗、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看与会人员都到齐了，便让工作人员将在隔壁窑洞休息的曾克林领进会议室。刘少奇拉着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第一批出关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现在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他们出关的情况和目前东北的现状。”
    曾克林说：“我们翼热辽军区第16分区接到向辽宁、吉林进发的命令后，于8月16日出发，由我和分区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人……，”“部队发展情况怎么样?”朱德迫不及待地问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说，“目前，部队已扩 大到3万多人。” “3万多人!”任弼时惊笑道，“不到一个月，就扩充了八九倍!” “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情况如何?”朱德又询问道。 “我们接管了大量仓库，军火、粮食、被褥，什么都有，我们都换装了……”曾克林兴奋地说。〔笔者评点：如同一群盗墓山寨王们在听取他们的先锋小喽囉新发现了一群汉代墓，并预挖了一个墓葬的偏室，收获就如此丰盛以后，惊讶赞叹不己，兴奋不止。岂不知，汉代墓葬乃属国家所有，盗墓是非法之行为。此乃是始于对当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学的分析结论吧！〕
　　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会议从14日下午1点，一直开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曾克林汇报的情况，在摸清苏联红军具体态度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和具体部署。会议认为，东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摧毁，国民党的势力尚未进入东北，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应迅速调整力量和部署，全力争取控制东北。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 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任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前往东北赴任(程子华、林枫已到东北)。
    会议结束已到次日凌晨，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笔者评点：什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动挑起了战争的明证。挑起了战争，难道就不考虑承担历史责任吗？〕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笔者评点：演得不错，终于将重庆谈判演成了蒙骗公衆的忽悠、自摆乌龙。〕
 　9月15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将写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信件请他带回。该信是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写的。〔笔者评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就那么的香吗？至此了还有必要打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牌子吗？〕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笔者评点：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转引维基百科自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08期〕〔笔者评点：“抢”这一字用太“妙”了，真传神〕”

孟泳新《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四）

第四章 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

 

第一节 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

 

　　由文辉抗 叶健君主编的《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报道，
　　“1947年，毛泽东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建议他取道哈尔滨，以使他的莫斯科之行不走漏任何风声。

　　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声张的考虑，有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两周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 ，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以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

　　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1948年四五月间，陕北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本来，中共中央已经与苏共中央商定，毛泽东在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决定提前到苏联,如果可能，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三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但斯大林出尔反尔，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了毛泽东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已经做好准备的毛泽东虽然心中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同意将出访时间稍作推迟。

斯大林内心顾虑重重

　　两个月后，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以粮食征购工作刚开始，苏共中央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为借口，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这次访苏心情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子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斯大林后来做自我批评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推迟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并对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提出了访苏问题。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苏。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辉抗 叶健君主编）
    这里我要提出，为什么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呢？真正的理由是，斯大林怕的是泄露了风声，为美国与英国以及蒋介石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相互勾结，以推翻美国、英国、苏联、蒋介石共同规定了的二战战后秩序中由蒋介石国民党负责中国及东亚事务的这条准则；从谋略上讲，这叫策略必须服从于战略的需要的原则；从而能实现斯大林原先设计的战略目标，即努力造成中共彻底打败蒋介石的“既成事实”，以迫使美国与英国同意“修正”美国罗斯福当初定下、并获得英国苏联中国同意的那条准则---“战后秩序中由蒋介石国民党负责中国及东亚事务的准则。”

 

第二节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战局进入到1949年，中共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于是斯大林秘密地派出了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秘密磋商。这时还不准许公开。   

    从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留下的前苏联历史学家研究资料，基本上看出了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高领袖是怎么样地实施他的隐蔽战略，以领导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实现“打败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一初步战略目标的客观全貌与概括。

    关于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说，“据上述情况判断，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孟泳新评论：这就是需要实施隐蔽战略的“隐蔽二字”的关键之处。）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会谈中，曾屡次提及前几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新阶段军事行动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2月4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个问题得以从总体上概括。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谈及此次会谈内容时写道：“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方面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孟泳新评论：罗荣桓赴莫斯科争取了多少苏联援助的问题，对本文的论述，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只能解释，为什么当时作战双方的领导人为何对战争进行的预估的差距如此之大，像傅作义蒋介石认为，陈长捷凭借天津城防攻事能守住天津至少能三个月；而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原因在于共产党从苏联取得了先进的武器，而傅作义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情。长年在战场的双方领导人他们的判断都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大致应该是不相上下的。）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

    从1949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节选自《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 作者：安·列多夫斯基， 李玉贞译）

    对于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我在这里还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是毛泽东访问苏联前夕，“这时期，一个香港工商业代表团在见到毛主席时说，高岗在东北只挂斯大林的像，而不挂毛主席的像，这就更加增添了毛主席对高岗的怀疑和不满。”“1949年12月，毛主席去苏联访问时，途径沈阳，毛主席在此停留了一下，确实注意到了东北没有挂毛主席的画像，只挂斯大林画像。毛主席观察后十分生气。沈阳市委书记向毛主席汇报说，高岗和林彪为庆祝斯大林70大寿准备了一车厢礼品，并将其挂在了毛主席的专列上。毛主席听后表示：‘把这节车厢摘下来，把礼品卸下来，分一半送到高岗家，另一半送到林彪家，并告诉他们，我们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着礼品，东北现在暂时还属于中国……’（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引自于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二分册第559页）

    从本节所讲的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和中共在东北最高领导人高岗林彪对斯大林感激之情的故事，甚至可以从这一来一往之中明显地看出、直接地证明了本系列文章的逻辑推理、全部历史事件事实判断部分的核心思想：是斯大林隐蔽战略造成了毛泽东打败蒋介石以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是上一判断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决断参加朝鲜战争对抗联合国又是上一判断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从这一来一往之中能看出本系列文章全部历史事件价值判断部分中的核心思想：是斯大林隐蔽战略和毛泽东隐蔽战略都是严重违反了正义与良知的，在这历史事件价值判断时每个人的心里必须树立我们良知派与胡适求是派、毛泽东求是派之间重要的区别之一，我们良知派认为，决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而胡适求是派、毛泽东求是派则认为，“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行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隐蔽战略是不正义的，必然最终为人所识破，为历史所唾弃。

    “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请注意有苏制的武器，（注意，不仅仅是通常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缴获的破旧的日本武器”）正是有了苏联制造的先进的武器，林彪军队才能迅速地打败蒋介石。这是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也是以后进行历史事件价值判断部分时的一个重要依据。后面一句话“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两段话，对应的就是，斯大林毛泽东要搞的“隐蔽”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这就是隐蔽战略的“隐蔽两字”的实证。在这里就必须排除，共产党对年轻人洗脑时所常讲的“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

    在人们对斯大林、毛泽东这类人进行心理活动研究时，特别是讨论毛泽东对同一事实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说法时，常常会发现使同一个判断可以作出相反结论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证据，这就是考验你识别能力的时侯到了。你可以先暂且放一下；待找到另外的证据后再回来做出你的判断。千万不要像大陆共产党求是派历史学家们那样化费大量时间去做毫无意义证明，自己受骗只是影响到自己没有取得研究成果，将毫无意义所谓证据公开，那就只能误导其他人的思想。

    据我本人的经验看，对林彪东北野战军取得苏联的大量援助之事，好几十年前我曾经看过大陆一部有关国民党高级俘虏的电影中曾出现过有个国民党高级俘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共产党军队使用的XX先进武器是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影片没有回答与答案。看过后，我回味了很久。后来见到李玉贞上面的译文后就马上全明白了。

    我还可以举一个没有成为公开实质性的事实的例证，但它已经成了真实的、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能打嬴蒋介石的奥秘所在。那就是在1949年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之机。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间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布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顶，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 （引自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这一段引文中的“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就是斯大林拒绝毛泽东的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的全部主要理由。这说明了，斯大林是始终掌握了在实施斯大林隐蔽战略时必须把握的那个度，而当时的毛泽东表现出，他所不能完全理解斯大林隐蔽战略而超越了那个度的越位想法。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请各位读者注意，我在本文中将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斯大林对中共的实质性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尽管其表面上的微弱而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世人所忽略，其实它比起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更为重要、更为决定性意义的意义，那就是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这可以说是我的整个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写作精华所在、写作主旨所在、写作重点所在、写作特点所在。

    这里我用“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这一中性化的新词，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述说方式，它的事实依据也非常容易地为大多数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们所认同，当然在它的价值评判上我们与中共党史专家是不可能一致的，这需要我们以后来加以说明。灵魂性就是最最主要的、起决定意义的思想。它实质上就是在中国大地从1921年起一直喊起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喊得最响的所谓“世界革命”，更全面、准确的说法是“由列宁所发动的世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这个词汇在这近三十多年来只是慢慢地普遍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与后来的王沪宁中共真理部创造的、与时俱进的、如当前的“全球人类共同体”等新词汇所取代，而其本质，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几年王沪宁提出“不忘初心”，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里我仅仅简单地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之，从斯大林方面讲，斯大林为什么要那么无私地援助中共呢？在上面引用的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有这样的一段话：“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而从毛泽东方面看，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面引用的1949年2月5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证明“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的实例有很多，我们下面的例子是青石（孟泳新注：即杨奎松）《1945年，斯大林命令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2018-11-19），杨奎松在文章中说：“因此，到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这许多例子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解释、判断与立论的出发点，就是，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中国革命直接的领导、指导、指示和直接的指挥。至于要解析斯大林为何采用“隐蔽”的方法来进行呢，特别是它是不是正义的呢，这只有等到本系列文章的价值评判部分才能来讨论。但聪明的读者也可以从我的叙述方式中猜测到了我的全部论据。另外，我在这里提出的解释与判断还可以由下面一节的讲述得到印证。

 

第三节 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引自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孟泳新《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博讯 2013年4月17日）中写道，“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通过这次出访，中苏两党加深了相互了解，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以下简称《报告》）开篇，并将有关此次出访的十余篇文稿收入其中，成为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史、新中国外交史的重要文献。

    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出访，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中苏双方严格保密，不为外界所知。20世纪80年代关于此次密访的回忆和文献才陆续浮出水面而引起世人关注。由《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刘少奇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解析》一文中写道：
   “关于中苏两党关系
    首先，通过“报告”这种文体，已经预设了两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我们知道，只有下级对上级才用“报告”这种文体形式。在行文中，亦均以下级向上级汇报、请示的语气来进行。如开头便是“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结尾则是“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而在报告中，将联共意见当作“指示”的地方更多，如：“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 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如此姿态，意在表明，中共事实上就是遵从于联共的，现在即是在这样做。
    其次，《报告》指出：“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在这段话下有一个很长的注释：“斯大林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在会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时，表示不赞成报告中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这段文字，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翌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先后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和斯大林以及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人作了说明。”根据这条注释，前引《报告》中的那段话，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表述，其中“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一后置条件句疑为后来所加。但在译为俄文时这段话是否删去则需要再考证，在沈志华、丁明的译文中没有这段文字。””(孟泳新《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博讯 2013年4月17日)

         至于由刘少奇访问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带了许多斯大林的重要指示，可以说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七月起的建国准备到整个五十年代的所有的政治决策与政治行动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如从大事而言，为什么会在十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毛泽东会宣布外交政策“一边倒”，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外交关系总方针是什么，（1949年8月25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归国后的刘少奇就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国际形势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是建设经济，使中国工业化。”） 为什么毛泽东会决定抗美援朝（我的分析，不同于诸多的中共历史学家之处，我认为，毛泽东会决定抗美援朝的最最重要与关键的原因是，“还有一个文件，进一步反映了中苏之间在外交领域的分工合作情况。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曾提出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所分工，即苏联党负责欧洲地区革命，而中国党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 ”(沈志华：《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4期。S101 )并且中国党也接受了“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的任务。其实，请注意，此任务在1949年2月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是毛泽东第一个向米高扬提出的。既然中国党“接受了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的任务”，那么在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时就得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抗美援朝的责任来。至于在共产党求事派的历史学家们为此进行了争论，说什么大多数的领导反对出兵朝鲜、只有毛泽东力主出兵了，那都是些无稽之谈。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严格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直接到一些小事，如像为什么要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小事，（“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方面的高级人才，刘少奇表示希望苏联能协助成立一所“好像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的人才学校。斯大林不仅同意了这一建议，还决定将该所大学建在中国境内（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少奇都向斯大林请示与商讨，加上后来毛泽东亲自访问斯大林，从而才有以斯大林模式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才有后来的抗美援朝、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一系列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共宪法等等的出现。

         中国一般历史学家都能从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毛泽东的交谈中可以看到，中共毛泽东怎样在斯大林隐蔽战略的指导下赢得对蒋介石国民党国内战争（中共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立中共政权的全部过程、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的源头所在、中共实行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的斯大林模式为样版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和党国统治体制的源头所在。

 

孟泳新《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五）

第五章 隐蔽剧的最后一幕

         第一节 隐蔽剧的最后一幕：1949年大变局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2013.3.11）中写道，“要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这就是斯大林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的主要目的所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袁腾飞：《谁挑起了国共内战？》〕其实，1946年2月9日这一天只是斯大林公开了他的世界及东方战略而己，他的考虑、谋划早已有了。应该讲，可推到当年成立第三国际之时。
    要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自然是希望这个阵营是越大越好。以朝鲜半岛为例，斯大林一看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将打到海南岛了〔因为这是己经严重地超越了《雅尔塔密约》〕，美国人也没有出来干预。斯大林就马上批准了金日成出兵，突破三八线，一直打到朝鮮海峽，从而引发了朝鲜战争。〔徐泽荣获罪十三年牢狱之灾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在朝鲜战争》中写道，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在这里举朝鲜战争为例，笔者只想用较中性的词，来表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斯大林对于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坚韧不拔性，但也有一般人、平常人常有的那种贪婪和傲慢。至于说到斯大林到底有没有在中国搞“南北朝”的想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回忆说，“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师哲明确否认了斯大林有搞“南北朝”的想法。此外还可以参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李良明 黄雅丽揭秘：解放战争后期 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网上文章斯大林想让国共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等等。“从20多天后米高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劝阻解放军过江。米高扬问毛泽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夺取南京、上海？毛泽东回答 说，现在不忙于这个。他还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米高扬显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想法。因为苏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应该讲，是斯大林的看法―笔者注〕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革命政府一事，应该在占领南京、上海之后立即宣布建立新的革命政府。”
    而我们则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斯大林对于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坚韧不拔性，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否认了斯大林有搞“南北朝”的想法。另外还可从东欧、空运西柏林等事件中得到旁证。
    在此有必要讨论，为什么毛泽东要造谣说，斯大林不许革命，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斯大林要我们，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等等呢？！我们认为，其一，由于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与斯大林撇清关系，〔其实此关系是永远也撇不清的〕，这如同此时金日成提出了金日成主体思想一样，好在中国早已有了毛泽东思想，但用意都是一个，撇清关系，因为斯大林声誉臭了，其二，撇开了斯大林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应该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上的最主导的地位、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后，毛泽东在国际国内舆论上大造舆论，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从而给人以错觉，还如同那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建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可以争取参加亚非会议、不结盟国家会议，〔其实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实为罗斯福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的结果，故讲印度建国实为罗斯福所赐〕。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大讲，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连自己的出身于第三国际的输出革命也被赖掉了。其三，借助于一般中国人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贪天功为己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看成是只有毛泽东的功劳，是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一般中国人的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认为，中国史仅为中国人的历史，岂不知自从列宁斯大林向中国输出革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以及日本入侵中国、爆发二次大战后，中国史己经变成了当代世界史的一个部分，中国史与当代世界史的研究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搞清当代世界史，才有可能真正地搞清楚中国史。中共在四九年后反反复复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说的就是，中国史与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己经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在此必须指出，一般中国人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在评论所谓的解放战争时必须彻底地改变，方可获得合符真实的史论。”

    从我2013年初的文章就可以看到，斯大林在隐蔽剧的最后一幕（1949年大变局）中起的大致的作用。但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历史学家薛衔天的文章来作一印证与补充之。

    第二节  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

    薛衔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1940年2月6日生。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到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研究员，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发表于2005年10月29日《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中薛衔天写道，“从中共成立之后，苏联就支持中共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但却与这两届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对蒋介石政府还给予大力援助。这就是苏联互相背离的二元对华政策，或曰双重对华政策”。……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为迎接全国胜利，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这不仅标志着中共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表明中共领导的地方民主政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在1949年1-2月份从南京迁往广州，它虽然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在名义上还是中国合法政府。这样中国事实上就出现了广州和北京两个政府暂时并存的局面。中共要走向国际舞台，第一步就是寻求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于是中苏两党关系进入了外交领域，也就是说从两党关系进入了国家关系。这是苏联执行了几十年的二元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苏联对华二元外交，或曰双重外交，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就在国民党政府南迁之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了西柏坡，表明苏联此时已经将对华关系的中心转移到中共方面。同年6-8月刘少奇访苏，奠定了苏联与新中国结为全面同盟的基础。但是，苏联并没有抛弃蒋介石政府。为维护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取得的利益和使中苏新疆经贸合作达成协议，苏联将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同米高扬访华的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又称苏共中央联络员）留在西柏坡，并随中共中央前往北平，他实际上充当苏联与中共打交道的大使。中共中央拟订首任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随刘少奇访苏之后，便留在莫斯科，也提前进入中国驻苏联大使的角色。这样，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就出现了苏联——中共，苏联——广州政府的“二元外交”。前者是极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

    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早在1948年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就向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下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指令，对苏联使馆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与美日等态度和行动都做出十分严格和具体的规定：

    1、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馆员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不得超过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他们影响政府要人的可能性，以保护苏联利益；如有人请苏联在政府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只能回答，苏联政府按照1945年条约规定，不干涉中国内政；大使应坚决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攻讦，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提醒政府官员注意，或经苏联外交部批准，向报界发表声明；在经济方面则通过政府机构，或面见蒋介石，促使中国履行对苏贸易协议，维护俄国教会在华财产，维护苏联侨民利益和私人财产。2、对“民主和进步团体”（共产党和亲共的民主党派），考虑到目前它们尚处于“非法状态”，与民主和进步人士交谈时应极为慎重，要小心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活动。3、要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查明美国人参与和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情况，美国资本渗入中国的形式和规模，在华反苏军事基地的筹建情况，为损害苏联在华和远东利益与国民党的合作情况，以及合作策划反苏政治活动和推行其它措施的情况。此外，指令还要求苏联使领馆广泛利用中苏文化协会，中文和俄文报刊等文化团体与出版物介绍苏联的生活和政策；注意研究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形势，以及在这些领域的一切变化，并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汇报等。这些规定核心是作为苏联外交机关的使馆，对中共要作为“非法组织”对待，不要因为与中共的关系，影响了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但以上指令仅仅限于苏联外交官在华的活动。在苏联党政的最高领导层则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进行绝密联系，确切地说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绝密联系。诸如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这类头等机密问题，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事先都一无所知。

    苏联这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表面的和实质的双轨并行的对华外交机制，表面上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现象，不仅使当时的局外人不知底里，就是毛泽东有时也不十分清楚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从而造成不小的误会。”

    请诸位读者注意，这里讲的“在苏联党政的最高领导层则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进行绝密联系，确切地说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绝密联系。诸如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这类头等机密问题，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事先都一无所知。”“苏联这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表面的和实质的双轨并行的对华外交机制，表面上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现象，不仅使当时的局外人不知底里，就是毛泽东有时也不十分清楚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从而造成不小的误会”。这二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隐蔽”。

   第三节  二元外交的杰作：制造“划江而治”幻影，粉碎和谈阴谋

    薛衔天在《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中还写道，“在三大战役行将结束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妄图“划江而治”，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蒋介石在美国和以桂系为首的反对派的逼迫下，在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只要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他对个人进退决不萦怀，唯国民公意是从。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也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和谈，结束战争。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已到，于1月8日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提交备忘录，表示欢迎各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政府的调节，开始与中共谈判。

    毛泽东最初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任何和谈，主张毫不间断地、坚决地打到底。但斯大林在接到国民党政府照会的第二天，就化名菲利波夫致电毛泽东，表明自己对国民政府要求调停的态度，并提出建议。

    电报首先指出，国民政府的举动是“美国授意的”，其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和平，如中共“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直接进行内战”。接下来谈对国民党要求调停的对策。

   “我们想（对国民党的建议——引者）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有鉴于此，苏联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是否同意。如不同意，请向我们提出更合适的答复。”

   “同时我们认为，如向你们征求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居间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11日斯大林又发来上述电文的续文和结尾：

   “从以上所述看出，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阻挠和谈。很清楚，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它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

    斯大林的策略是苏联不明确拒绝调停，中共也不明确拒绝谈判，让中共提出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使美蒋拒绝谈判，从而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使美国政府难堪，苏联置身局外。但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已经握有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苏联有任何介入调停的表示，都会在客观上帮助敌人攻击中共好战。1月1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首先为苏联政府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文稿：

   “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电报接着指出：“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阐述的立场，那将会使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也将使国民党抓住攻击我们是好战分子的把柄。而广大对国民党不满、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的人民大众将会感到失望。所以，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在答复照会时可以采纳我们提出的立场，接受我们的建议，那将是对我们极大的援助。”电报最后强调：“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倾向于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据此，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将可渡过长江和攻打南京。似乎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斯大林显然认为，毛泽东对他的电报有误解，在1月14日回复毛泽东一封长电，详细解释了他对付美蒋搞这次和平运动的策略和目的。电报说：“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和平，而是要休战，利用喘息机会，加强长江防御攻势，从美国运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军进攻。对美蒋这种策略有两种答复：一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但“第一，这意味着，你们打出了最关键的王牌（继续进行内战——引者）并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第二，这意味着，你们在帮助中国内外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第三，这意味着，你门在为美国在欧、美制造下述社会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实现中国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如1918-1921年四年中在俄罗斯进行的那种干涉。”另一种答复方式是“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的谈判，不与内战罪魁并因此而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谈判”。斯大林预料国民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假如出现意外，它接受这些条件的话，共产党如何应对呢？第一，不应停止军事行动，在组建联合政府时，政协五分之三的议席，政府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第二，总理、总司令，可能包括总统的职位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联合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任何自认为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一律消除。最后，所有的部队必须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对拒绝宣誓的部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说，前次电报也许我们对建议阐述得不够清楚。希望对我们的建议“确实当作建议加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没有什么责任问题。你们可以相信，拒绝我们的建议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是你们的朋友”。“至于我们对南京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精神做出。”

    从国民党发起和平运动起，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向四大国要求调停后，也就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函电往来的几天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它的和平倡议不但没有赢得民心，达到孤立中共的目的，而且首先在国统区引起一片慌乱，大批民众向国民党要和平，指责国民党的和平条件太苛刻。司徒雷登制造和平运动的目的旨在推桂系上台，赶蒋介石下台。因此包括美国舆论在内的国际舆论也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机敏地抓住时机，在不拒绝和谈的同时，全力戳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鉴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战犯不参加和谈的条件，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与南京和谈更加严厉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没有一条是蒋介石可以接受的，他除了下野之外，无路可走。

    毛泽东在收到1月11日斯大林的补充电报后，已经理解了斯大林的策略在于揭穿美蒋的和谈阴谋，并非使革命就此止步。对补充电报中“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一语，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复函中首先表示：“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同时向斯大林通报，中共已经公布了与蒋介石谈判的以上八项条件,并不拒绝和谈。斯大林于1月15日回复毛泽东：“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一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这样，在对待蒋介石的和谈策略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达到了完全契合。

    美国料定苏联不会参加调停，在1月15日赶在苏联之前发表了不参加调停的声明。18日苏联《消息报》按毛泽东为斯大林起草的文稿，发表了简短的消息：“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接见了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先生，并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文，略谓：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宜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蒋介石导演的“大国调停”丑剧就此谢幕。美蒋搞的和谈阴谋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秘密磋商粉碎了。

    但就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函电往来期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仍不断放出他从上一年开始的所谓苏联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即“划江而治”的空气。例如：1848(1948)年7月15，司徒雷登发给国务卿的报告说：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当时应为代办——引者）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过话。彭昭贤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感，显然担心他们可能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司徒雷登又从彭昭贤的谈话中得出三点结论：1、苏联严重关切美国的援助能将国民政府加强到何种程度。2、渴望在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前结束军事冲突。3、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苏联在各种场合已清楚地表现出对中共的疑虑，有时甚至是藐视。再如，1949年1月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克劳恩·K·休斯敦发回的报告，他转述美国驻印度使团团长克拉克伐蒂回忆他在1948年春离开南京时与罗申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罗申坦率地承认“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的政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苏联大使暗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共产党的胃口也是‘难以消化的’……‘让美国人尽量把金钱抛给中国吧——这只能造成他们自己更加削弱。’”还有，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1日给国务卿的信，信中预料，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他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以上这些资料就成为苏联要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根据。但是这些根据，有的是对话人（彭昭贤）对罗申谈话意思的体会，有的是转述第三者（克劳恩·K·休斯敦）的回忆，有的完全是推测（司徒雷登），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罗申不只是苏联高级外交官，而且还是情报大员，那些话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美蒋就是根据这些假情报出来拉苏联，搞了一场“大国调停”闹剧。

    这些假情报给美蒋造成错觉，起到了应有作用，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也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以至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就是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人。1957年毛泽东对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被广泛传播开来，以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被学者大量引用，斯大林曾“劝阻渡江”几乎成为定论。

    前苏联秘密档案的解密，使真相大白：原来斯大林给毛泽东出的主意是出自真情，罗申所散布的情报是假意。后来“划江而治”之说的出现，是因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误会。”

 

第四节 斯大林想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罗申不只是苏联外交官，而且是情报官员，他到处传播那些假消息，都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也就是说，都是实施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隐蔽意图之为的。这里有一个根据，那就是薛衔天的证词。

    薛衔天在《苏联与解放战争》（2005年10月29日）一文有一条（12）注释上写道：“例如：1948年7月15，司徒雷登发给国务卿的报告说：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应为代办——引者）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话。彭昭贤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感，显然担心他们可能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司徒雷登又从彭昭贤的谈话中得出三点结论：1、苏联严重关切美国的援助能将国民政府加强到何种程度。2、渴望在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前结束军事冲突。3、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苏联在各种场合已清楚地表现出对中共的疑虑，有时甚至是藐视。（美国国务院出版：《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360-361页）再如，1949年1月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克劳恩·K·休斯敦发回的报告，他转述美国驻印度使团团长克拉克伐蒂回忆他在1948年春离开南京时与罗申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罗申坦率地承认“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的政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苏联大使暗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共产党的胃口也是‘难以消化的’……‘让美国人尽量把金钱抛给中国吧——这只能造成他们自己更加削弱。’”（美国国务院出版：《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4-25页。还有，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1日给国务卿的信，信中预料，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他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84页）以上这些资料就成为苏联要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根据。但是这些根据，有的是对话人（彭昭贤）对罗申谈话意思的体会，有的是转述第三者的回忆（克劳恩·K·休斯敦），有的完全是推测（司徒雷登），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罗申不只是苏联外交官，而且是情报官员，那些话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

    遗憾的是，这些假情报不仅给美蒋造成了一定的错觉，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以至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就是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人。由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里不能不对中共领导人的怀疑问题略作考察。最具体、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发表在《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第3版上的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一文。该文引述1957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斯大林这句自我批评的话，是指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不相信中共会取得胜利，不含对其他问题的自我批评，前文已经作出交代）但王文没有指明转达给毛泽东“不要过江”这一重要信息的是谁。是斯大林本人吗？肯定不是。前文引述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几封电报，并没有劝阻解放军渡江的意思。毛泽东只是对第一封电报有些误会，但很快就消除了误会，与斯大林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是米高扬吗？肯定不是米高扬而是杨尚昆。他在1984年11月3日接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64页）但杨尚昆并没有参加西柏坡会谈。会谈自始至终的唯一翻译是师哲（米高扬也带来翻译小科瓦廖夫，但他听不懂中共领导人的话，师哲只好承担全部翻译工作），他始终否定米高扬说过“劝阻”之类的话（笔者也曾访问过师哲，仔细询问关于“劝阻”问题，并事先将有关材料呈师哲过目。他说米高扬肯定没有说过任何不要过江的话）。而且在米高扬来华之前，关于和谈问题（这个问题关系是否过江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通过函电往来已经解决，斯大林不可能再让米高扬传递这方面的信息。俄罗斯已经公布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报告，报告中没有转达上述信息的一点痕迹。当然该报告是他在1960年写的，报告中也不可能收入他访问期间所说的全部的话。但是如果米高扬负有转达斯大林“劝阻”信息的使命，他在报告中就不能不写上一笔。而且米高扬报告中还建议中共尽快去占领上海、广州等这些南方的大城市，这就不是“劝阻”、而是“督促”中共尽快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一切残余，并不是想让革命半途而废。这样，米高扬便可被完全排除。那么“传递”“劝阻”信息的还能有谁呢？只能是苏联大使兼情报大员罗申。不过，他不是“传递”、而是“散布”劝阻的信息。其目的就在于制造苏联要搞“南北朝”的假像，因此不仅向美国人散布，而且向国民党亲共派人士（例如对张治中，见《司徒雷登日记》第15页）“泄密”。罗申散布的假信息不可能不传到中共领导人的耳朵里，再加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的误解，使他认定斯大林曾经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这一想法就是上引王方名那篇文章的由来。向青在1989年《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中，力主斯大林确实曾“劝阻”渡江，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专着《苏联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只字没提“劝阻”的事，说明他已经改变了看法（这是正常的）。经过近些年来中俄史学家的努力，看来在中国史学界争论的这个大问题——关于斯大林想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孟泳新《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六）

第六章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身教、教诲、期待

   第一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身教：隐蔽战略要隐蔽蒙骗所有的人

    纳粹学者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即“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在这里，区分敌人和朋友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我共同体形成鲜明意识。施密特这种所谓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获，而是普遍流行于西方文明史中的一种思维方法。具体而言，西方思维善于通过在差异性对比中认识自我、确认自我。从这里可看出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思维上普通存在着一种将所有的人分为“敌、我、友”三部分的思维方法，并为许多政治家、战略家采纳与运用。   

    薛衔天在其文章中能分析出，斯大林能处处分出“敌、我、友”三部分的分法来处理的，如“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早在1948年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就向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下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指令，对苏联使馆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与美日等态度和行动都做出十分严格和具体的规定：如1、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馆员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不得超过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他们影响政府要人的可能性，以保护苏联利益；如有人请苏联在政府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只能回答，苏联政府按照1945年条约规定，不干涉中国内政；……”讲的是对我方的指示；“2、对“民主和进步团体”（共产党和亲共的民主党派），考虑到目前它们尚处于“非法状态”，与民主和进步人士交谈时应极为慎重，要小心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活动。……”这里讲的是友方的政策；“3、要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查明美国人参与和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情况，……”这里讲的是对敌方的政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薛衔天在其文章中还能分析出，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隐蔽对象不仅仅是要隐蔽我们的敌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还要隐蔽我的友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民主同盟，甚至于我方的部下，像苏联驻华大使N.V.罗申和随员也在隐蔽之列。   

    斯大林用他的直接演示的方式，像一位世界顶级的演员在二十年代中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级的大戏，以至于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人吹捧着斯大林，像雷巴斯父女著作的斯大林传《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文版最近能在中国大陆大量发行就是一个例证。闻一在《评新斯大林传：“斯大林就是苏联”——《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译本代序》中说，“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斯大林加强和加快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斗争。雷巴斯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并渲染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之间的争斗。雷巴斯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成了高于罗斯福、丘吉尔的战略家，为苏联争得了许多的资源。斯大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因此，雷巴斯说：“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独立笔会网站，八月 23, 2020）

    斯大林能够成功地实现他的隐蔽战略关键之关键就在于，斯大林能隐蔽蒙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敌人，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还有他的友人，甚至他的部下。像雷巴斯所说的，“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但是我们中国儒家良知派认为，

他却无法隐蔽蒙骗过自己的所有部下，更无法隐蔽蒙骗过历史。斯大林的罪恶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为自己的部下赫鲁晓夫所揭发，以后又为波兰人所揭发，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原苏联的全面崩溃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这点。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俄罗斯又出现了个雷巴斯，又起来吹捧斯大林，以及整个的普京俄罗斯一直坚持纪念斯大林二战的功绩、反对波兰等国重新审查二战历史的意愿；这许多现象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思考的。在这里我们儒家良知派只能指出雷巴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所在。雷巴斯说，“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说明，雷巴斯认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雷巴斯是不折不扣的“求是派”。秦晖在《世上从来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腾讯文化网站2014-03-03 ）一文中说，“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

    斯大林以他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毛泽东，要实现其战略的完全成功，必须将其战略能彻底地隐蔽，要隐蔽蒙骗所有的人，无论是敌人，还是友人；要隐蔽蒙骗欺骗过所有的人，除了敌人和友人外，特别还有自己所有的部下。斯大林错误就在于只有隐蔽蒙骗欺骗了一部分自己的部下，问题暴露就出在没有隐蔽了的那一部分自己部下。

 

    第二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教诲：“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4章第二节《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对1949年克里姆林宫的斯毛会面有详细记载——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长达三个多月的访问，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建立了两国两党前所未有的个人间的良好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毛泽东表示“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时，斯大林马上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388页。】。据当时的中方翻译师哲观察，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交往中表现了几次破例：斯大林亲自到克里姆林宫会客厅门口迎接毛泽东，而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斯大林还把柯瓦廖夫有关中国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在斯大林七十大寿庆祝大会后观看文艺演出时，毛泽东和斯大林被安排在一个包厢；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常常只让师哲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那样苏方一定要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信任，而且在会谈中经常对中方同志讲，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却在毛泽东的邀请下破例参加了中国为庆祝中苏结盟举行的招待会。【《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参见第388、391、394、409、414页。】虽然很难说通过这一次访问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误会已经完全消除，而且访问期间双方在某些方面也有不愉快的问题发生，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表示出来的尊重在当时来讲还是让毛泽东比较满意的。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中曾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有感觉，他认为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间的事情，在苏联一方无论事情大小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一方面这表示了斯大林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怕下面办错事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417页。】当时曾担任苏方翻译后来又在苏联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尼·费德林也认为“斯大林同毛泽东相处总是平和安详，对客人殷勤周到，全神贯注于谈话的内容”，对毛泽东十分尊重。【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以及“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其实就如同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功就证明了是真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模一样，同样意思。      
    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是认为，他们共产党不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定期地实行选举，他们共产党不管管理得怎么差劲、不管怎么腐败都可以永久地执政，其原因、其逻辑、其推理的前提就在于此，他们的父辈、祖辈当初打败了蒋介石，夺得的政权是合法的，永久合法。

    第三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期待：

    这里准备举二个例证。一个是证明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寄托与期待，一个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期望的答应与承诺。

    先说第一个例证。中苏两党和两国为什么会使关系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伍修权作过一些分析。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来，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统’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账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动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杂志1993年第11期)

    再说第二个例证。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4（总第20期第86页)写道：“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是1962年7 月黑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黑龙江省委提出：“革命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中国 ”;中共应当“承担起世界共运的领导责任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面对来自党内的这样“劝进 ”的声音，毛泽东的反应倒是比较谨慎，仅仅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转发各省，毛泽东似乎认为此时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机会尚不成熟。当然此举也有试探一下党内风声的意味。但至年底党内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党内“我们要当仁不让，做左派的头子 ”的呼声已经不绝于耳。（⑤ 《刘宁一同志的发言 (纪录 ) 》, 1962年 11月 6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卷号 : 145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 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3124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