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严家祺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早年研习数学、自然科学，后转入政治学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重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方面曾起到过重大的作用。近年来，严先生宝刀不老，转而研究全球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以78岁高龄战胜病魔撰写出相关著作，日前在台湾出版。本网站特刊发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为其著作所撰写的书评，以飨读者，也借此向这位一生不断开拓研究领域、追求真理与学术的独立自由的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严先生此著作的学术价值，我们且留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做出评判，但我们相信，严先生这种用生命来追求科学知识与真理，捍卫人的尊严、关怀人类的福祉的精神与实践，非常具有那现已日渐稀少的古典意义上的、常常是属于伟大的学者才有的风范。显然，如果中华的文化思想与学术如欲复兴再造，这种精神与风范是绝不可缺少的关键）

 

数学公式。定律。模型。假说。理论抽象。权力。系统论。金融工程。财富创造和攫取。复杂理论。经济学革命。数位货币。全球总账本。全人类经济发展。全人类的福利。

 

在学术界少有的人能够同时对上述所有的关键词感兴趣, 而能跨学科交叉出成果就更是凤毛麟角 。但古稀之年的独立学者严家祺老师不仅配备了讨论上述所有议题的知识工具，而且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以年轻研究生般的好奇心，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国际金融，十年磨一剑，在78岁高龄之际，完成呕心沥血之作：《全球财富论：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理论》（台北：翰庐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第一人的政治学家，严家祺老师的最新著作用心良苦、寓义深远，对我们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病和经济大危机交织的特殊时期把握全球以至中国财富和权力走向具有高屋建瓴的启发、指引作用。

 

但在详细评点本书之前，我想说一下作者其人，尤其对于生活在“后天安门时代”或“百度时代”的年青人，这会有点帮助。

 

严家祺老师是“文革”前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科班出身，后又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师从中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龚育之专攻哲学和自然辨证法。十年“文革”结束后，他投身中国政治科学的开创发展，参与创办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第一任所长。此时此刻，严老师已经遨游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并以奥林匹亚高山的视野滑翔进入政治科学。

 

在政治科学领域，严老师展现了几个独特风格：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哲学的抽象思维兼顾，西方的历史、理论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比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同时兼顾领袖的视野和平民的视角。在他的《我的思想自传》一文中，严老师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前言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描绘山岭与高峰，就得置身于卑谷与平地；为了纵览广阔的平原，就得高踞山巅；要彻底了解人民，就必须登上权力的顶峰；要真正了解首脑，必须是站在广阔大地上的人民。”（1） 严老师的学术和人生似乎都体现了“山巅”与“卑谷”的切换，前者学术视角和聚焦的替换更是主动的，而后者人生的多舛多少带有点历史悲剧性质。早在1980年代，严老师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界进入中央高层决策咨询的第一人，尤其在赵紫阳主政期起草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准备期间,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中国当代史上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最具有希望的时代的终结，严老师在1989年走上了逃亡之路，“从那个悲惨的时刻，脱离了我的家乡”（2），开始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在年过半百之际，他开始了纽约“新移民”的人生，甚至申请过清洁工职位，也做过中餐馆的“汽车外卖”。（3）对于一个在学术领域纵横捭阖、在多学科都有建树的中年社会科学家，这是一个不幸，但对于中国知识界更是巨大损失，因为他本可以实现桃李满天下、塑造中国一代学风的大业。他的知行合一的学术风格让我们看到了严老师政治科学生涯早期的重要论文《论废止“”终身制》的理论和政治价值以及当下的不朽意义，也看到从《四五运动纪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与师母高皋老师合作）到《首脑论》、《权力与真理》（顺便提一下，我在1991年来美留学时随身带了这两本书）的天然衔接。只有对一个思维空间广阔的学者，这才能是一个无隙转换：从社会、政治运动切换到国家元首和权力的最高责任和约束。受到文革和流亡人生坎坷的双重锤炼，在能屈能伸中经历的灵魂痛苦、挣扎和升华，犹如地球壳体内部高温碰撞挤压千年而成就的金刚石，严老师的思考凝聚结晶成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指引（例如《联邦中国构想》、《民主如何才能来到中国》、《国家首脑终身制》），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例如《能源》、《跨越时代的旅行》、《霸权论》和《全球财富论》）。

 

作为一个从科学、而后哲学再进入政治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严家祺老师似乎是在学术生涯较晚时期才系统运用经济学工具和视角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早期没有开始注意经济议题。记得在1986年初夏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向中国政治学会在山西太原举办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职能”研讨会递交了“西方经济学家论述国家职能研究”的论文，该论文的经济学角度得到严老师的首肯和鼓励。在和严老师的私下交谈中，他也向我提起1987年11月他在南京大学作了《政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演讲，开始思考《全球财富论》里提出和关注的问题。《全球财富论》一书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如货币产品交换、纯粹符号交换、符号经济、自主行为能力、布朗运动、机器人社会，在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中都谈到了。翻阅资料发现，10年以后，机缘巧合让客居纽约的严老师接触到证券、投资、股票和《华尔街日报》。但他写道：在一个股票投资公司工作一周，多少有了些印象，但对“转到我不太熟悉的金融领域”，做这样大的改行实在太难。（4）但又过了十年时间，2008年金融风暴把接近古稀之年的严老师推进到了金融的理论研究。严老师再次重造、转型成为政治经济学家。《全球财富论》的完成问世就是标志性的里程碑。在该书后记里，严老师使用的标题是“寻找全球金融风暴的成因”。我们知道在气象学研究里有“风暴追赶人”（Twister chasers），形象化说来，严老师就是在“蝴蝶效益”和“复杂效应”骤增的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风暴追赶人”。

 

《全球财富论》分为以下十章：“宇观金融观”、“财富的名与实”、“金融自循环”、“金融波动”、“资产负债表”、“金融冲击力假说”、“金融风暴成因论”、“经济学的五次革命”、“全球金融恒等式”和“全球总帐本”。

 

首先解说一下“宇观金融观”, 这是全书的最重要的认知论的贡献。在严老师讨论的“经济学的五次革命”中，第一次革命源于亚当∙斯密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正如斯密的书名着眼于“国民财富”，而“国家财富”建立在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和贸易活动带来的“个人财富”之上，严老师是要建立“全球财富”研究，并揭示它与“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的关系和对后两者的影响。在对经济学大历史的梳理中，作者倾佩两个经济学巨匠：创立了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的斯密和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者是“第三次经济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其代表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严老师是要在抽象的阶梯上更上一步，建立“宇观经济学”。他开篇就写到：“宇观是相对于宏观与微观来说的。……在经济学中，所谓‘宇观’，是指从地球外部的高空、太空看人类社会的金融现象，是指观察、分析、研究人类可以直接预测、但不能以政府政策和短期宏观经济学的手段加以影响和变革的经济领域。”（5）作者的学术气势让我想到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宇观”就是这样一个阿基米德基点。严老师不仅要找到一个制高点俯瞰全球金融、经济的全貌，而且也在筚路蓝缕、劈荆斩棘进入一片未知的领域，身体力行来推动经济学的“第五次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实践运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些特征都是贯穿五次经济学革命的主旋律。《国富论》发表在美国独立革命的同一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掀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与罗斯福的“新政”互为启发，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革命的理论指导，都是知行合一的典范。细读《全球财富论》，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心怀世界、对中国现实危机的忧虑和为世人寻路的决心。

 

如果要把《全球财富论》进行学科分类，我要说这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作者也自认为（见第18页）它“不是宇观经济学”，“而是借助宇观经济学的理念，在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观察、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 严老师还认为，“实际上，人类社会至今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在机器人时代到来前，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第264页） 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全球政治经济学（GPE）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70年代产生的，是尼克松主义出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产物。（6）其创建人有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七贤”：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吉尔平、苏珊∙斯特兰奇（她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母”）、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科克斯、斯蒂文∙克拉斯勒、彼得∙卡赞斯坦。从他们的学术关注中心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以及其内涵的变化。国际分工、全球化生产、跨国公司是吉尔平的重点，继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学派领军人物科克斯也是从生产/生产方式与权力的关系来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基欧汉和他的长期搭档约瑟夫∙奈以及卡赞斯坦、克拉斯勒更注重国际经济中的国际贸易、贸易谈判和国际秩序，斯特兰奇和金德尔伯格更关注国际金融和金融风暴。（7）在我自己的教学中，生产（技术、国际分工、跨国公司、生产/供应/价值链）、贸易（自由化、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贸易战）、金融（全球货币、汇率、资本流动和金融风暴）、发展（贫困与繁荣）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本体论的四大块（其他构件还包括理论、方法和全球化下的环境和治理体系）。因为这些内容对经济系的微观研究没有价值（商学院的富裕是和它们服务资本市场直接相关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是经济系不要的弃儿，是政治系乐于接收的养子；在英国或英国学派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显然，严老师的《全球财富论》不是商学院的“金融工程学”，更是亚当∙斯密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边际革命”—在19世纪七十年代使得“政治学”与“经济学”分家，“政治经济学”更多成为马克思学说坚守的学术阵地，所以长期与左派思想和运动结盟，失去了在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位置。对于资本、金融的宏观研究，尤其是它们的政治社会权力意义的观察和揭露，在商学院里基本绝迹，而重要的著述更多来自政治经济学领域，尤其马克思学派中的学者，比如，二十世纪初期的希法亭和他的《金融资本》（1910），本世纪的大卫∙哈维、乔纳森∙尼灿（Jonathan Nitzan）和辛匈∙比奇勒（Shimshon Bichler）、汤玛斯∙皮凯蒂。（8）我也注意到，在《全球财富论》一书中，严老师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处批判，而且也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我自己作为同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和西方经济学两个传统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还是能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对该书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抽象和舍象的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批判精神、“无国界货币和完善的全球总帐本”的理想等）。并非如某些极右份子所盼，作为在二十世纪塑造和影响了世界思维的最伟大了两大思想家（“两马：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马克思和他的巨著《资本论》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再次受到人们关注。(9) 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对我们认识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有极大启发。

 

在第一章《宇宙金融观》，严老师首先从亚当∙斯密经济学讨论“实体的商品市场”、“有效市场”已经不适用于复杂金融市场，从而区分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金融经济”。作者用“布朗运动”来描述斯密的有效市场，而金融市场里的“金融颗粒”有不同的当量级别、自主行为能力、以及它们之间发生信息和能量交流，不再是随机自主的“布朗运动”。在第二章《财富的名与实》作者继续指出，最重要的是，二者创造出的“实体财富” 和“金融财富“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实体财富因消费、使用、耗损而消失，而不会蒸发或凭空消失，而金融财富则会。为此作者有“实际财富”和“名义财富”、“实体财富” 和“金融财富”的区分。货币作为最基本的名义财富，在金融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随着“实物货币”（“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法定货币”）的转变，铸币权和以此而产生的造币收入（Seigniorage），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分离；最后主权国家垄断铸币权和铸币收入，并形成各国货币复杂的汇率，这又衍生出庞大的外汇市场。作者又指出，“金融的核心是债”，债务关系确定了个人或法人对实体财富的占有关系。在有效市场的经济阶段，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品，起着为生产活动融资的作用。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的全球化，金融经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金融自循环和金融回转流”的差异，而且前者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超过后者。 作者写道，在这个“资本地球”上，“在永不停息的资本流动过程中，一方面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固定资本的增长，另一方面，漂浮资本在金融巨头之间、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转移。金融有一种自发的扩张趋势，这种扩张，把实体经济增长形成的财富，不断地转移到金融世界中。实体资产是创造收入的财富，金融资产是收入在投资者之间如何分配的财富。” （第85页）

 

在《金融自循环》和《金融波动》两章，作者继续解释金融经济的秘密。金融的核心“债“有五种主要形式：货币、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和一对一的债。而金融的扩张主要表现在前四个形式（第91页，第97页）。作者比较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差异，尤其是实体经济有生产、交易、消费三大环节，而金融经济没有消费环节。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非消耗品”（第134页），它不能被消费却可以不断重新进入市场，“金融交易和地球上的物质循环没有关系。交易再交易是金融产品的生命。”（第105页）实体经济的生产-消费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而金融经济的供需关系是由“货币-心理状况”决定的。斯密的经济模型已经无法解读金融经济。对同时是西方现代伦理学奠基人的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来说，由于金融经济充满信息不对称（“资讯黑洞”），金融成为财富攫取和转移的重要工具，“欺诈经济学”的盛行是他未曾料及的。对于笃信“理性”为市场经济前提的经济学家来说，犯罪和欺诈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可以联系到吴思《血酬定律与历史弈局》的“命价”、“血本”和“拼命”等思想（10）），这种现象也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才会被凸显出来。在这种财富大转移中，商品交易、房地产、金融市场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国家通过货币、金融工具和金融政策实现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才是严老师的关注重点：“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中，有许多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明显的和隐蔽的方式，在大规模地掠夺他人财富，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财富转移。”（第155页）在讨论金融杠杆、杠杆率和杠杆倍数时，我们尤其需要记住：对于一个个人、企业或国家来说，账面财富（“财富效应”）可以瞬间消失，但金融危机下债务却很难消失或者缩小。尽管作者未曾讨论，但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杠杆下出现的“债务-通货紧缩怪圈”（Debt-Deflation trap，由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在大危机中提出价格下跌/通货紧缩会使得还债的实际成本增加而导致更多企业破产，再次压抑资产价格, 形成恶性循环。(11)）恐怕是许多个人、企业、国家逃脱不掉的绞索。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复杂的财富转移机制，甚至中国的货币、土地、债券、股票的政治经济学秘密，这一部分值得细读。

 

在《全球财富论》的下半部分，主要红线是“账本”、资产负债表，贯穿第五章《资产负债表》、第九章《全球金融恒等式》和第十章《全球总账本》。如果我们理解“债务-通货紧缩怪圈”一定会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基（Bernanke）和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C. Koo (12)）强调的，金融危机经常表现为“账本危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的《金融冲击力假说》和账本的扩表和缩表有关，它们会引发或增加金融冲击力。第七章的《金融风暴成因论》也可以从“账本危机”角度深探。至于第八章《经济学的五次革命》（我个人觉得调至为第二章更为合适）也是为在理论上建立宇观金融学服务的，而宇观金融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全球金融恒等式”和“全球总帐本”。

 

本书的这一部分，最重要的论述是在宇观经济学的指引下，作者发现了“全球金融恒等式”。严老师说：“全球经济体是在债务问题上，对外星和宇宙空间，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全球经济体没有对外资产，也没有对外负债。对全球经济体来说，全球总金融资产恒等于全球总金融负债，这一简简单单的真理，并不为人们注意，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全球总金融资产—全球总金融负债 = 0”。也就是说，“全球总金融资产 = 全球总金融负债”（第259页）。这确实是值得人们琢磨和体悟的重大发现，也是“欺诈经济学”和“金融炼金术”的根本秘密，而且是那么简单。为此，作者对金融经济在经济系统中的的异化表示忧虑：“良好的资本主义既重经济增长，又有社会公正。金融的适度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更好地配置资源、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当金融过度扩张，金融资本积累成了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时，资本主义就成了金融资本主义；当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时，资本主义就成了权贵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加上经济金融化，形成了21世纪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第223页）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从“C-M-C”到“M-C-M”，再到“M-M” 的讨论（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C-M-C，以及“高级形式”M-C-M，和金融资本主义M-M，其中C代表商品，M代表货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提到的“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和“银行的‘恐怖主义’”，对我们认识严老师试图揭露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严老师的另一个重要观察和预测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按照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关系可以分为希腊文24个字母表示的24各系统。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从合一到逐渐分叉甚至出现金融经济异化最终又会回到“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合而为一，也就是说，金融系统完全融入实体经济系统之时，金融系统的独立性就消失了。从A系统到Ω 系统，金融发展呈现为一条钟型曲线。”（第255页）而要进入这个没有金融自循环、没有金融回转流、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理想的、发挥最高效率”的“Ω 时代”（见第256页），严老师提出两项重大的建议：建立“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帐本”。当然全球货币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有高度权威的、为发行这一全球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具有高度权威的超国家的金融机构”（第277页， 第283页）。在本书讨论里，“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货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并非严老师的理想，因为比特币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能转移财富。也许历史的发展趋势最终会走到严老师期盼的这个方向，但当下的全球化受挫、本土主义盛行、欧盟的危机凸显了这一理想的内在矛盾和外在障碍。要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国际主义需要发展到全球主义最后到世界主义，而且还需要深入世界精英群和主要国家和人口。全球化找到内在的精神和信仰核心，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全球货币和跨国货币形成后进而世界各国再谈判出一个“有共识的、全球性的‘协定的协定’”—也就是全球总帐本的实现就是理想化的畅想了。这里涉及的主要是全球总帐本的所有权问题。是否人类会把地球看作大家共同的财富？如果人类能够接受共同所有制，是否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会遭遇各种不同的意外？许多未知的理论问题还值得深入细致地探讨。但是，不可否认，从宇观经济学完美视角看到的理想模式、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具有思维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批判和修正不完美的现实。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说过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无论对错，都比我们平常意识到的要重要。其实世界几乎不是由其他东西主宰的。”(13)

 

在细读《全球财富论》一书时，我一直试图在英文中找到“宇观经济学”的对应词汇。应对“micro”（微观）、“meso” （中观）、“macro” （宏观），我们也许可以把“宇观”对应到“meta” （就像“形而上学”里面的“超越的”、“总的”的意思）。在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我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从“国家”到“国际”再到“全球”的演变。为了在最高的抽象层面上认识“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四个“I” （Interest, institution, idea/ideal, identity），我采纳了弗里德里克∙李斯特送给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说法，“Cosmopolitical Economy”。在《新英汉词典》里，Cosmopolitical被解释为“（政治形态等）世界性的”。我们知道，Cosmo就是表示“宇宙”、“世界”。所以，严老师的“宇观经济学”也许就是古典经济时代争论的“宇宙政治经济学”。我们也知道，作为“重商主义”/国家主义学派的最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政治和宇宙政治经济学”(中文译者翻译为“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批评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和自由主义的斯密，说他们偏离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而谈论的是“宇宙政治经济学”。李斯特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宇宙经济学”讲授的是“整个人类如何追求繁荣。”（14）一个半世纪前的这段文案给我们至少两个启示：第一，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有丰厚的遗产供后人解读（至少他左手奉献给人类《道德情操论》，右手捧着《国富论》），回到亚当∙斯密远比当下保守主义认定的“自由放任”更复杂。第二，在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问世近两百五十年后，尽管民族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化进程，但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并未深入人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约翰逊的“英国脱欧”显示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现状），所以，今天和250年前一样，“宇观经济学”/“世界主义经济学”还会面对着同样的抵制和揶揄。

 

但不管处境、前景如何，尚在流亡之中的严家祺老师体现了流亡社会科学家的独特天才创造和淡泊名利的平常心态。社会学大师、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索罗金发现，“所有知名社会思想家中，大概70%到85%都曾经历过排斥、监禁、流放或者自愿流亡出了他们的故土。”（15）严老师可以归入这样的历史行列。四海为家、心无挂碍驱动着一位古稀老人艰难攀援，以至在《全球财富论》接近完稿的阶段，严老师心脏剧痛、心脏手术後胸部伤口大出血，经过三次手术才从生死线上逃生，并最终完成书稿。(16) 就这样一位战胜病魔的老人已经高踞山巅，站在了一座新知识高峰的顶头，交给了我们一把理解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核心的钥匙，年轻一代有何理由不努力，一起加入他该拥有的学术团队/梯队，共建宇观政治经济学？

 

 

 

注释：

 

1， 严家祺，《权力与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357-8页。

 

2， 严家祺，《生命树的分叉：严家祺十七年流亡生活纪实》，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6页。

 

3， 同上，第216-230页。

 

4，  同上，第225页。

 

5， 严家祺，《全球财富论》，翰庐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第17页。

 

6， Stéphane Paqu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 1.

 

7，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6 （1981）；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Routledge, 200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  可参见：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卓越研究教授Leo Panitch在2009年写的文章，“Thoroughly Modern Marx， at: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3598828。

 

10，                 吴思，《隐蔽的秩序》，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403-16页。

 

11， 可参见：Irving Fisher,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 1 (4):1933, pp. 337-357.

 

12， 可参见：Ben S.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3): 1983: 257-76; Richard C. Koo,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John Wiley & Sons (Asia), 2003;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Wiley (Asia), 2009; The Escape from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and the QE Trap, Wiley, Singapore, 2015.

 

13， 原文是：”[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4, p. 383.

 

14，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Sampson S. Lloyd, Longman Green, and Co., 1909, p. 97.

 

15， Pitirim A. Sorokin, 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1942), p. 251.

 

16， 见《全球财富论》后记，第29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