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1 月上旬，冬子连续给我打来两个电话，电话是用村里的座机打的，往往是邻居或小卖部的电话，这是当时农村尚未普及手机时，村里人跟外界联系的最常用。方式第一个电话我没接着，第二个才接到上电话中，冬子告诉我，雪丽抛下他和儿俩，先走了，说：“雪丽临走前还念叨着高老师，说想见你一面“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没什么，只是想跟你说说话“可话题一转，却成了：”。前面给你打过电话，没找到你在忙工作吗？身体好吗？“这一不知所云的”问候“还没有着落，又扯到了自己的身体，说生病了，但”没药，学义（村医）说不管用。“实在找不到话了，转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啊”

他的语无伦次，在电话那头的频频​​沉默，让我感到很不对头。电话那头，说什么都语气焕散，六神无主，以致频繁转换话题的通话状态，显然是通话者已经全然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前言不搭后语，不在状态虽然没达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行那么典型，但无疑已处在精神失序的边缘于是，我立刻跟他说：“你把电话放下来不要走，我让山妮（化名，我妻子）马上打过去给你。“

山妮是记者，善于跟人打交道，人际沟通能力和亲和力都比我强。听我一说，她马上用手机打进村里，跟冬子通了足有两个小时的“长话”，总算把冬子的情绪给慢慢平复了下来后来冬子告诉我，梁付成（后述）自杀过，他自己在雪丽死后也想过自杀，多亏山妮的安慰让他迷途知返他说：“ “山妮”的鼓励中听，我听得进，前段时间的确不想活了，非常感谢她！请她有空时，到村里来走走坐坐“。

老朋友正在扯着冬子的耳朵，说“要这样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他才听得到。”

 1 月中旬，当我回到村里再次见到冬子时，他的状态已经恢复了不少。外出打工的故交回家过年，也过来看望他，逗他寻开心。当说到冬子“耳聋”时，他扯着冬子的耳朵，说“要这样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他才听得到。”说得大家一时“忘乎所以”。

我把上次进村时拍到的冬子一家人的照片，洗出来后，各种场景的都有，挑了好几张给晒出来，送给他。当时我到访过的每一户人家，我也都会同时捎去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却刻意“回避”病重者的单独照片，而冬子一家因打交道较多，因此照片自然会更多。我想，虽然自己没本事给村民送药，但送张照片总是可以的，至少可以把那些不可挽回的记忆，多少留下了一点点吧冬子接到那一小迭照片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多亏你给我留下了好多照片，让我到现在还能有些东西，可以回忆“。

冬子沪上求助

    一个月后，当冬子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时，让我大吃一惊。

    他告诉我：“我到杭州我妹妹那，想打工，干了一天建筑，就干不动了，回家前绕到上海，来看看你”让我很感叹（他有一姐一妹，因一直在外地打工，都没卖过血）

    他告诉我：“ 。我这一身衣服，好心人的英文癳的我过来看看高老师，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找不到高老师，我就跳江...... ”让我很感动我“纠正”他的话说：“！找不到高老师，就登报”【他的确是生病了去年。右臂长疱疹，上脖子有皮疹我所在科室的俞颖老师，还特地为帮他配过两种药：SMZ （磺胺）和黄莲素记得有一天正好杜聪请客，在淮海路上的“一代音乐厅”吃自助餐，他只吃了两小盘，似乎还没我吃得多，的英文胃口好不太】

    他告诉我：“到上海出站后，一看这地方那么大，我就找不着北了，一着急，心火上炎，吐了一口痰，结果被一位戴红袖章的大妈抓住，罚了我十块钱。当时，艾滋病的化验单就在我口袋里，我都摸着了，但想了想，还是没掏出来，结果挨她罚掉了十块钱。唉！“让我很可惜。（应该他亮出那张化验单！在他家乡，一元钱就能卖廿个包子，这十元钱就是十天的早餐费啊！但他早晚都会“亮剑”的，如今上海的罚款可是200 元哦，你是要肚子还是要面子？）

    他告诉我：“下了火车，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们学校，只能打的，把你的名片交给司机，让他把我带到了这儿我想，只要到了你们学校就好办了，结果逢人打听“高燕宁教授”，都“一问三不知”！幸好，最后遇着了你们学院的一个老师，我才找到了你。“让我很无语。（他把我们校园当成他们村里了，还以为像在村里那样，好像每个人都认识我似的）

2003 年才一开春，冬子便突然造访上海。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沙家浜”）人来都来了，那就先住下吧。

冬子首次访沪时，送我的第一面锦旗。（摄于2016年6月20日，照片日期有误）

这次到沪，冬子送我一面锦旗。如此看来，他无论是否到过杭州，在那打过工，他并非“顺访上海”，而是“有备而来”。其实，年前的11 月5 日，他曾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说村里有十来个病人捐钱，要送一面匾来沪给我无论是当时还是眼下，我都会很诚恳地告诉他：“你们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如果你（们）把钱花在这个上面，我心里会很不安的。“这显然有违我尽心的本意，哪怕一个病人只凑一块钱，而那一块钱却可能是人家一家子的全部早餐钱，我能收得下吗？在我看来，如果你还有钱送这东西给我，那就说明此人并非困难到了极点。可他还是送了，他有他的想法，而锦旗上的留名，也并非他说的那十个村民，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也捐了钱，上面却只有他的大名，那显然“欠妥”。

    20 03 年2 月21 日下午，复旦公卫学院流行病学的两位教授，姜庆五（时任院长）和何纳（现任书记）一道，访谈了冬子，摘记如下：

上蔡有两个正规血站，挨得很近，“前院”是县医院血站，“后院”是县卫生局血站，血站抽血，一次抽百十个人，回输时一张床躺2个人。我知道的地下血站有三个，分别在文楼，十里铺和“黄埠”（音），但不知道是谁开的。我自己最后一次卖血是94年，在十里铺卖的。雪丽最后一次卖血在文楼。当年我们一起到十里铺卖血的同龄人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了。也许我不该死吧。我们村的人95年后就不再卖血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带的人的卖血是94 - 95年后截止的另外，“杨屯”（音），是97年才开的地下血站，持续时间不长，所以那里的病人不多。

（本段提示，当地全面强行取缔“地上血站”后，大规模存在着的，持续时间长达一两年的地下血站，是其HIV 感染大规模潜行，处于后发失控状态的关键时空，是河南的艾滋病毒大规模感染的“超重”来源。所以，哪里的地下血站多，在同样多的情况下，哪里的地下血站多，哪里的艾滋病人一定就更多。上蔡的地下血站多达八个，几乎每一个都有超强的“吸血能力”，而河南公开报出的艾滋病人，上蔡竟占了“半壁江山”，全省38 个“重点村”中，当地就占了22 个。不仅上蔡如此，柘城的双庙村也如此。从这一观点出发，从王淑平，张可到程华，直至高耀洁，关于根据血站推测艾滋病疫情的思路便得以修正，即不仅要根据血站，而且要根据地下血站，的数量及其吸血强度来追溯疫情，方才更贴近当时当地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现实。这一切，最终都将归结到地下血站的供浆量上。笔者注）

抽血用的血袋是上海产的。抽完血后去拿去“摇浆机”（离心机）去“提炼”（取浆）时，（采血与回输的）出入只经（同）一个（管）口，休息时胶管仍扎（在）手上。摇浆机一次能摇20袋，袋上贴有名字，谁的血袋就是谁的血袋，口扎紧，摇，（在那）等半小时（就行了）。摇浆前血袋上贴有我的名字，摇浆后回输的那袋血也有我的名字，是同一袋血。

（提示1 ：早期艾滋村报导中所提及的“同型血混合离心”说，既不唯一，也非主导只有在使用大型离心机，每个离心位的设计容量相当大时，才会出现人们所观察的同型血戴同一种颜色的“帽子”以区别血型，以免回输时出现交错而出现输血反应的情况。只有大血站才有条件配备这种大型的离心机，而一般中小血站既没这样的条件，也没必要这么配备，因为同型血混合离心在操作上的合血，分血的繁琐过程，既费时，费力而低效，误工，又易破损，弄脏而污染人机，显然小型，多孔位的离心机更具备争夺血源的效率优势;

提示2 ：血袋是自己“专属”的，可管子并不是自己“专属”的，故河南单采浆的大规模感染，。问题出在管子上在高额利润的趋动下，那么“贵“的管子，既不可能做到一人一管，也没有做到那重复用着的管子，一用一消毒，这才是当地艾滋病病毒大规模感染的关键环节之所在。尽管在当时当地的单采浆过程中，只有你如今还能想到人任何环节，如剪刀，破损，棉签等，在当时的文献上都一再出现了被污染的报告，但都不过小巫见大巫，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艾滋病病毒传播感染，而只有管子的污染才具有这一必然性。“同型血混合离心”在一次污染的“爆发力”方面虽然比管子大，但由于可及性，可操作性方面的原因，其导致整体感染的“杀伤力”却远不及管子途径的影响。）

 因为靠近县城，县医院，我们村原来就有献血员。我卖血主要是受大家影响，不卖血，没钱，人家也不（敢）借钱（给你），怕你身体有病，连血都没人要有时朋友大伙儿一起出去玩，遇上抽血时还有些怕，可人家说：。“我抽过，不碍事”也就不怕了我以前抽全血，习惯了，到单采时就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卖血的，最多一天卖两次。我所在的8队，共有210多人，当年卖过血的有42个人，没卖过血的也就10来个人。现在是男女都化验，女的化验。在有（治疗）“证”的40多个人中，已经死亡的有20至30人，将近30人那样，眼下躺（病）倒的有2 - 3人。男的卖得多，病得多，死的也多。有两家人全死完了，只有没人住的“三房一院”。以前死人还叫（让人）“火葬”，现在不管了，计划生育也不管（你生不生）了。现在村里人连娶媳妇都难，男的即使没病，化验过了，女的也不敢嫁进来。村里人一般情况下也不干活了，玩，打牌。

问：没钱怎么办？

答：没钱就不花。（提示：冬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说的是自己，而说到“别人”时的其他对白，参见“写照”中“我死前要给儿子弄点钱“之例）

问：当地的艾滋病人有反社会的行为吗？

答;一半个（一个，半个，一两个的意思）

问：谁来管？

答：公安（警察）不管，“中央”有疫情派出所来管，他们有权力管抓病人，如把敲诈别人的艾滋病人关进来，管吃住。

我们那里的艾滋病人，都说对自己得这个病是国家造成，理由是当年是国家收的钱，是县领导做的动员，说“卖血光荣”，所以才有整个村都去卖血的情况。最近，我们那一带的艾滋病人出去胡（乱）要钱，如上驻马店的一些单位或老板那一坐，让人“献爱心”，还出现了抽（着）血去要账，代人讨债的情况。有些病人，只要有钱，上哪去（干什么）都可以。文楼（村）的病人上北京要钱，让派出所给带回来了，看住，不让去了。有一次，我们村里有四个病人人到驻马店要账，把市里人搞得没办法，最后是让我去把他们给叫回来的。艾滋病人也有“组织”（这里指村里的“艾滋病协会”），把病人组织进来，6-8队的病人让我当“队长”，外出“办事”有100元跑腿费有一次，小李（村医家人）惹了点麻烦事，我跟他说： “你只管待在家里。如果你被抓了，我就将带病人去把人要回来。”我跟村委打过招呼，高（燕宁）老师在我们村里，不会有困难。如果高老师在我们那里遇到麻烦，我跟他说：“我带病人保护你。”

提示：这段话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听不出有什弦外之音，今天自己重新回味时，却隐隐感觉到了冬子当年说这些话的某种暗示，或暗语首先，这段话应该不是在访谈中，自然而然地问到的如此特别的情况，决不是在上海的医学教授所能预设提问出来的，这是其一;连带出现的“把病人带回来”，“把人要回来“，”带病人保护你“，”跟村委打招呼“等，无不在彰显着他的”艾滋小队长“的势力，尤其是”保护你“这三字，如今让我重读起来是格外的醒目，不由得联想到后面的故事14 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个村的人收“保护费”，“过路费”等，虽然我不好说冬子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虽然我想去打听此事并不难，但我还是不愿深究此事，到此为止了，尽管二者的思维方式上是相似的，如果不相同的话，而说话语气上似乎也可以对接上来，或许是程度有别，处于“量变”与“质变”的不同阶段而已。这种在思维方式的相通，如果不是偶然的话，那对我们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态，应该是有帮助的，是可以由此及彼的）

访谈结束后，姜庆五给冬子200 元钱，以示慰问冬子说：“高老师给过了。”姜庆五说：“高老师是高老师的，我是我的”随后又补了一句：“我们是拿工资的。”对自己的济困加以说明何纳给了冬子，100 元，说是：“向高老师学习”事实上，姜庆五的“说明”所具备的客观见地，冬子是不会去理会的，而我也是过后，随着事态的不断深入，回过头来才意识到这种预见的眼力“提前量”。

后来有次陪冬子在校园里进出，在路上遇到了傅华教授（时任书记），互相打过招呼，聊了几句话，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想给点钱给他，你看给多少合适“我说：”一百，两百就行了“随后又特地一句：”。千万不要多给“但傅华显然觉得按我说的仍不足以表达他的关注，没听进我的话，一次给了冬子500 元人民币。

当我在村里做调查时，给的调查费是50 元当地人说：其实给20 元就可以了我没听当地人的，按当时在上海感觉，这，20 元实在是拿不出手。当我告诉傅华给时，哪怕他只给200 元，也已经是当地人心理感觉的- 。十倍之多，也“足够大”了这时我当时能想到的这件事过了半年后，我立即意识到，随时表达善心的确不难，但要慈善做好，却是很不容易的。类似这样的500 元一出手，很可能就在那第一瞬间就摧毁了冬子原先还想靠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自救的心理，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在类似这样的巨大反差面前，得病后的艾滋村民，自己从地里刨食，凭力气干活，靠血汗挣钱的任何“取之有道“的努力之”所得“，竟变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于是也在那一瞬间化成了泡影，化为乌有。

我不是反对多给钱。否则人家会把我骂死。那几年，我也一直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心意，虽然有时会出现该给的没及时给，给并非最困难的人家比的确很困难的人家要多，会看到武书记掏钱了自己赶快跟着掏，或不明事理跟着村医到某户人家探访他的病倒在床的“哥们”，然后才出小门没出大门便被混熟了他“逼”着“掏钱”，但我一直告诉自己，尽一份良知，能尽到哪就尽到哪儿的内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20 03 年2 月24 日上午，复旦公卫学院的的近廿位师生一道，对冬子做了“圆桌访谈”，摘记如下：

 

冬子与复旦公卫学院师生进行圆桌交流。

    村里死人太多，如今的日子不好过。死一个人太容易，一躺倒就再也起不来了，谁也没办法。我东边那一家，爷爷死得最早，然后是奶奶，父亲，母亲全死了（高老师没去过），最可怜的是小孩！另一家叫何中华的，父母，自己都死了，媳妇走了。最近死的有雪丽，秀英（后述）。王营（所在村）最重的几家是“石头”（夫妻全死，留3小孩）和三旺，有3-4家三兄弟两口子全病了，也死得差不多了，如梁付成，陈忠林三兄弟等，还有陈庭，陈运庭家。死了可惜啊，一村人乱哭，没办法！死，死，死，死的都是同龄人。当年我们卖血时还有“血队长”。我自己认识的三个“血队长”（天河，王喜等），都死掉了。他们原先就是“卖血起家”的，当初也卖过不少血。南大吴村有一位芦岗的副乡长，只卖过一次血，也死了。

问：你们那里，目前最需要是什么？

答：需要药现在又有2-3人躺下（病倒）了，但还没有药我想活下来，一直告诉自己：。等药，等药壮士，大王（后述）吃（抗病毒）药后，已经好了，现在又可以挣钱了。（提示：2002 年下半年全国才发放200 人份免费抗病毒药，其中上蔡就有100 人份，王营有30 人份。这两个患者，就是当年村里卅位最早一批服药者中的幸运者）

因为（巡回）医疗队的事情，（卫生）厅长曾经一天跑了两次上蔡。文楼有中央靠，厅长撑腰，用的是好药。我们这边看病，现在用的是代金劵，发的“医疗费”是100元券/月，（眼下）没停过，但这100元根本不够挂针（遇到挂针时就不够用了）。村医把代金劵收上来后，可拿到艾防办去批药，但艾防办（提供）的药不是好药，是“赖药”。村医要给他们送帝豪烟（100多元/条），才能批到好药，如紧缺药。我们这边也发过（安全）套，也有用的。我们现在吃饭没问题，平常吃的菜是罗卜，白菜，交公粮加起来是每人每年160多元，去年（2002年）免了一个人的公粮。

    （县里）发出来的代金劵是不少，但到老百姓手里就少了，因为（村里）当官的从中截流拿去换钱，然后用100元券换50-60元现款，购药当80元使用。（提示：冬子所说的村里发放代金券中的截流问题，在案例13 中得以印证）因为有代金券，现在县里的假（化验）单太多了，我们村（屯至今）领过（代金）券的人好像有六七十个人，我估计其中的假单（至少）有5人，（但）不到10人。以前防疫站对化验单管得不严，现在管得很严了，需要户口薄，身份证等材料，共有五张复印单才行（才给化验的阳性证明）。我们村的信帒员为了要阳性血造假单，给200元钱，但被我拒绝了。（提示：此事尚未核实）

    现在我们家的毛巾是分开用的，但8队（所在屯）习惯上仍然是每户一条毛巾，仍旧这么用，也都知艾滋病是血液传染的，所以，不碍事。在流行区里，大家不怕病人（指不歧视），但非流行区的村民是怕病人的，哪怕县里的人来到村里也害怕这病，像你们这样的人不怕，因为你们懂。

“圆桌访谈”结束后，冬子与俞顺章教授（老院长），钱序教授（时任分管院长）的合影。

访谈结束后，大家为冬子捐了些款，加起来约有200 元，另外（应该是）钱序还为冬子的小孩卖了件新衣服。我不知道在场的师生各自捐了多少钱，但我想，我们应对每一份善意都心怀感激，故此谨将会后回记出来的大部分与会者记录于下：俞顺章，钱序，陈兴宝，梁霁，金辉，俞颖（以上为教师） ;程华，詹永红，王作振，梁红，张洁，胡芳芳，谭晶（以上为同一楼层的研究生）;符英英（徐汇区疾控中心）;另外还有三位我说不出姓名的其他楼层的研究生，两女一男，其中一女生手持电脑，另一位女生个子。后来听冬子的父亲说过，曾收到“一袋捐款”，似乎“元角分”都有，指的应该就是本次师生捐款。

在本次访谈中，刚刚在上蔡完成了一个整村流调普查的侱华（在读博士生），跟冬子有过细致的一问一答，摘录于下：

程华：听疾控中心的人说，一旦村里人弄清楚了你的底细，就要搞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

冬子：有这回事，但王营除外。（提示：程华在村里普查时吃过苦头，大家陪杜聪到后杨探访时也差点被围困）

程华：听说现在村干部晚上都不敢出门？

冬子：有这回事。

程华：听说以前卖血时，第一针抽过后喝些醋，然后就不晕针了？

冬子：有这种说法，但不中，该晕针的仍然会晕。

事实上，我在当地听到过的一些坊间谣言，冬子也皆有耳闻:( 1 ）当年采血时使用的是日本产的“抗凝剂”，现在那么多人得病是日本人害的;（2 ）得了病不要到医院去住院，政府会对艾滋病人实施“安乐死”，因为某某进院时人还好好的，可第二天一早突然就死了后者。是我2002 年夏在当地做访谈时听村民说的，而2005 年春当我到美国访问时，竟听到黑人说美国政府“害死”他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跨越了整整一个太平洋的两大“被害说“，竟如此之神似，让人不由感慨万千。

圆桌访谈的当日下午，冬子离沪。之前，我曾跟他到淮海路上逛逛商场，看有没有合适的童装给他孩子买，但他根本买不下手，直说“太贵了！”他还说：“我们那的肉包子一块钱十个，买一块钱就够全家人吃一个早餐了”我让他带了些书给武书记等人，主要是一本诊疗护理的译着，两本高耀洁的“大眼睛”和两本卫生部的防艾培训手册等，并到超市买了些他能带得动的腊肉香肠等食品，一些是给他本人的，一些让他转交亚洲和秋妮，加上我给他的100 元，山妮的200 元，冬子回程的口袋里多了沪上师生的捐款约1300 元。

三天后，冬子从当地给我发出了两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是我原先留给他的，地址姓名俱全，他只需写上几个字就行了全文如下。：

明信片1 ：

 敬爱（的）高老师：您好！

      我一定（已经）到家了，请不要挂念。

      谢谢对我的关怀。

 祝：

      高老师事业蒸蒸日上

      羊年大吉，喜气洋洋

      天天快乐，保重身体

 冬子2003年2月27号

明信片2 ：

 奉献一片爱心

 资助一方苦难

 您在我心中是一位伟大的好老师。

 您叫我做的事情一切做好。

 请您伐（代）表我向五位老师深切的敬谢。

         我伐（代）表王营村谢谢2003年2月27号冬子

 

这是冬子给我的所有来信中（有近十封），唯一的一次只表示谢意，郑重其事，“别无他求”的信件。语气轻松自在中，透出某种自得，虽不说充满了感激之情，倒也表达了感谢之意，用他高小毕业后能想到的最靓词藻，歌颂了一番所领教的“功德”。巧的是，他在明信片写到的“奉献一片爱心“，与他在访谈中提到的艾滋村民到驻马店时”要求“人家的”献爱心“，字数虽不同，措辞却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