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识

这是杜聪助学刚刚一迈出国庄，就遇到的一件麻烦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阿旺，化名。他是本书所有使用化名者中，笔者唯一不知道其真名的村民。

2003年3月12日下午，杜聪和我刚从村里回到上蔡宾馆，总台便告诉我们，说有两位村民，因子女这次没得到杜聪的助学，正在宾馆里逐间敲门，要找杜聪论理。总台特地提醒说：“你们别开门就是了，反正他俩也不知道你们的房号。我们不会告诉他们的。”

我俩住在三楼东侧的一人标间，等我们回到房间时，敲门声已经在本楼层响起了。我透过门缝往外看，看到楼道西侧，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在来回走动，并一间一间地了敲客房的门。我跟杜聪说：“他们已经敲过来了。”

我看看杜聪，见他没作声，也不表态，于是我说：“我出去跟他们说说吧。”

我出了门，在楼道里叫住这两位村民，一个较壮，一个较瘦，说：“不用敲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有什么事情到楼下说吧。”我们三人一道，下到了一楼大堂，在小卖部旁边的休息沙发上，分席而坐。我坐一边，他俩坐另一边。

我问他们具体是什么问题，阿刚比较壮，正在气头上，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陪他来的叫大吴（化名），人较廋，帮他说了一下情况。他俩都来来自田庄（化名）。前面说到，杜聪在上蔡第一学期的助学只有一个村，即国庄，也就是我先前调查的那个村。第二学期的助学又扩展了两个村，一个就是他俩所在的村，另一个是后面讲到的虎娃所在的村。问题却出在他俩这个村。

田庄较大，有两个村医，问题出管在阿旺这一片的村医上。根据第一学期在国庄助学的经验，艾滋病人找村医看病，村医理所当然知道谁是病人谁不是，将是病人子女助学材料收齐，相关表格填好，交上来即可。材料就是HIV初筛阳性化验单（证明是HIV感染者），和户口薄（证明是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关系），就那么多，填的表也非常简单。因此，国庄做得很顺利，不料一出国庄，问题就来了。

阿旺这一片的村医，却没把阿旺的助学材料收交上来，而阿旺当时也没有及时反映，等到他发现别的病人的孩子的学费免了，他的孩子的没免，这才急了。急冲冲找上门来。据说是该村医跟阿旺有矛盾，故意弄的。

大吴在说这些情况时，这个叫阿旺的村民，只有有他说话的份时，如在大吴说话的间隙，他翻来覆去，前前后后就只说一句话：“凭什么我不是？凭什么我不是？”已经说了一万能遍了，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

幸亏是大吴陪他来，否则让阿旺自己来讲，那等他讲到明天我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问题弄清后，我开门见山，直接向他致歉：“对不起，我们的助学工作的确没做好，出了差错，我首先向你道歉，陪个不是，恳请你原谅我们工作中的过失。”

我接着说：“请你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把这个差错纠正过来，总可以吧？”我解释道：“我们是外乡人，并不知道谁是病人谁不是。你总得给我们点时间，有个逐步辨认的过程吧？要不然，你带我们去，当面告诉我，谁是病人谁不是，行不行？”

大吴承认，乡里乡亲的，当面说破不好办。但他替阿旺说明了来意：“既然是出了差错，那就给他补回助学款（的损失）吧？”可阿旺仍然是那句话：“凭什么我不是？”

我承认，这160多元的助学款，数额虽不大，但对一位当年的卖血者，如今的艾滋病人来说，那可是当年要卖四次血才能凑齐的钱，如今却活生生地被人弄掉了，的确是一件痛得直往心上钻的事。但杜聪助学伊始，千头万绪，根本无法开出这个“出错赔付”的口子，否则这样的事今后就永远没完没了了。

我当即回绝：“对不起，这件事的确没法赔你。今天陪了你，明天我还得赔别人。那我们以后就只管‘赔偿损失’，根本没法正常助学了。再说，这个学期我们助学了，那上个学期病人已经付了的学费我们还要不要赔？今天在你们村助学了，明天别的村还要不要‘赔’他们的学费呢？”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哪怕我今天遇上阿旺，他私下让我赔这个钱，我也是愿意“代赔”的。我想，杜聪也一样，就像警察扫黄那样时，“私了”就行了。但就助学的整体而言，在助学尚处于“危机四伏”的时候，无论是杜聪还是我，谁都不敢开这个“赔付”的头。

最后，我把一个“歪理”也用上了：“况且，钱是人家杜先生的，不是政府的。给对了是给，给错了就给错了——他爱给谁就给谁，你管得着吗？”

好说加歹说，对方总算松了口，放了杜聪一码，此事也就“平息”了下来，以后也没再闹过。

其实，这件事当时还是闹得比较大的，县里有关方面都承认这次是“出了问题”，可见阿旺不仅找到我们住的宾馆，也找到了县里的有关方面，幸亏他没把这事捅到媒体上。否则，在当时那么敏感的环境下，如果因杜聪助学在田庄引起村民闹事，让外面的媒体知道了，那杜聪助学很可能就“到此为止”，提前打道回府了。

相逢一笑之

因为田庄村医在助学中出了问题，于是，杜聪只能请国庄村医到田庄去做助学名单的核实工作。错失了一个学期助学的阿旺，其子女在2003年秋季开学时也就顺利获得了助学机会。

2003年7月1日，我随武书记的车到田庄送药。那是天津某药厂在当地免费赠服的中药制剂，与阿旺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在领随中药制剂一起免费发放的生活用品。这时的阿旺，笑咪咪的，神色也比三个多月前我第一次见他时好多了。恼羞成怒已经过去，相逢一笑不再提起。

 

笑咪咪地面对着镜头的阿旺。（摄于2003年7月1日）

从田庄起，在杜聪上蔡助学的早中期，国庄村医薛义一直帮着杜聪到各村做助学名单的核实工作，这不仅对平抑田庄事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对稳定初期助学的整体，及随后各村的项目大局，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规避风险”的作用，让早期立足未稳的杜聪助学吃了一颗“定心丸”。否则，老像田庄那样的“风生水起”，即使没让项目毁于一旦，也会让杜聪频频心惊肉跳，也够他受的了。

如果说杜聪在上蔡助学的软着陆始于国庄，出师顺利，那么整体上的平稳过渡则始于田庄风波的化解，化险为夷。田庄是杜聪在上蔡助学中，唯一闹出问题来的村，事关上蔡助学之整体成败。虽然后来的村也出过些问题，但都没有像在田庄那样给弄成那个样子。为什么是田庄，而不是其他？是偶然遇上的，还是有某种必然性？该庄背景之复杂，将在故事14中再次展开。

.“凭什么我不是？” vs “凭什么我们不是？”

当阿旺说“凭什么我不是？”时，代表的是他个人，质问凭什么把他的艾滋病人身份给抹杀掉，发生这样的事已经够奇怪的了，而当一群人说“凭什么我们不是？”时，代表的却是另一类群体，质问的是“凭什么不让我们当艾滋病人？”，这种事更是匪夷所思。

 “凭什么我不是？”说的是真病人按“HIV阴性”论处，而“凭什么我们不是？”则是假病人要享受“HIV阳性”的“政治待遇”。说得再专业而简练一些，前者是“真阳性”当“阴性”了（不是因为“治愈”），后者是“假阳性”变“阳性”了（不是为了“反歧视”）。

这无疑是一种异化。我不敢说，这样的异化非艾滋村莫属，但一定是在艾滋村才最典型。

在上蔡的22个“重点村”中，这样的事件至少发生过三次，或者说，我知道的就有三起，加上我不知道的，应该不止这个数。时间为2003年下半年，发生在当地做村民HIV阳性复检的过程中。复检由县疾控中心专程派出检测队，逐村抽血化验行之。之所以要复检，宗旨很明确，那就是各项救助措施即将规模展开，需要将假病人假化验单给排除在外。之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当地假病人假化验单已泛滥成灾。

这三个村的“造假”事件，如出一辙。依照复检程序，为了杜绝假病人，照相和抽稇同时进行，照完相即抽血，钉是钉，铆是铆，谁是谁不是，一目了然。可是，有人不干了，一定要把照相与抽血过程给分割开来，让假病人先去照相，然后让真病人代替其抽血，从而制造“假阳性”。

前面讲到的“碰”式思维，举的是个人层面的实例，留下的是制度层面的“想像空间”。如果说当时还是一种推理的话，在此却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三个村所发生的事情，说明“碰”式思维之强大，足以对现行体制形成颠覆性力量。

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不是一两个想“掺假”者所为，“蚍蜉撼树谈何易”，而是一群“利益共同体”的合力颠覆，摧枯拉朽，“五洲震荡风雷激”。而能把这群“掺假者”组织起来，对县疾检测队伍能形成足够冲击力的，非村干部和村“艾协”莫属。成也村官，败也村官。如果村官心中有“八荣八耻”，他立马将“掺假者”从排队检测的村民中拉出来，但如果“八荣八耻”没管住他，他要“共同掺假”“共同致富”的话，他就带领这群“掺假者”，冲击县疾控的复检队伍。

君或问，那不是有公安“保驾护航”吗？没错，是有一贯“严打”的警察在那“示威”。可在这三个村执勤的警察，就跟随我一同下乡的那位方教授一样，目不斜视，根本“没看见”，脚下却在打抖。这不是我编的，是当地检测队员愤愤不平地告诉我的。

这一冲击果然了得。2003年，当全国人民都还对艾滋病这样的污名惟恐悔之不及时，艾滋村的大小村官们，却率领“乡亲们”高扬“争当艾滋病人”的伟大旗帜，直“奔小康”，取得了防艾前线“反歧视”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将县疾控HIV复检队伍，那可是一支由正宗警察护卫着的防疫战线精兵强将，打得落花流水，冲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本书提到的三个村，当年“最著名”的是熊桥村，这不是我从小道消息中听到的，而是县疾控的同仁亲口跟我说起的，相当于当事人的现场访谈。而这件事，后来在曾金燕的“笔友会”纪事文章中，当时事情已经过了一个多了，以重新提起过。

而另两个村，即是本文中的田庄和国庄，前者将在故事14中由村民自己说出来，后者将在故事16中讲到武书记时，顺便一道说。

当代中国基层农民的问题，根子都出在村干上。我说的是“根子”，不是鸡毛蒜皮。如果说100%都出在村干上，那可能有点太夸张；如果说99%都出在村干上，又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本书只关注艾滋，“牵扯”出的基层农民问题只跟艾滋有关，故不全面，权当一孔之见，冒昧“诉说”，并非“论证”，诸位看官大可不必当真。

 

高燕宁一稿于2016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