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日：再访关爱之家

发生在柘城“416事件”的背景下。2004年7月2日，我随高耀洁、杜聪一道，同车前往双庙关爱之家。之前高耀洁至少到过三次双庙，可一直都没见过朱进中，也听到过不少关于朱进中的传闻，本想这次见见他。可是，见朱进中又不能像见老外那样事先预约，一来国人本无这种习惯，二来这样做更不安全，因为以我的理解，不仅高耀洁的电话被监听，朱进中的电话同样也会是被监听的。所以，不能预约，只能“快闪”。

车到双庙村口，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我上次虽然随车去过一次，到只有见到双庙小学，我才知道朱家怎么走，司机也不知道该怎么把车才能开到朱家门前，在村边路口停车问路，找到方向，这才把车顺利开到朱家门前。

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半年前那些孩子的哭泣声仍然历历在目；半年前阿俊“扶正”过的“关爱之家”的“爱”在仍然还在墙上继续“亮相”，可“之”字却掉了，找不到了。如果今天阿俟也在场的话，这个“之”字他无论如何都会补上的。可惜阿俊未同行，古人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中的这个“之”字，如今“关爱之家”中的用来强调特指意义、缺一不可的这个“之”字，可能也就永远补不上了。

 

“爱”犹在，“之”去也。（摄于2004年7月2日）

在汉语中，“之”时常与“的”通用，但其“政治待遇”却在“的”之上。“关爱之家”其实就是“关爱的家”，但如果你说这是“关爱的家”，听起来就是不顺，所以连《人民日报》也不这么说。可如今，“之”不在了，这时哪怕有个“的”字什么的，也总比缺损着要好啊。

无论“之”和“的”，都是虚词，虽然没有实词那么实在，可少了它就少了什么，实词之间也就因为少了润滑油而彼此磕磕碰碰，反而进不了“和谐社会”。如此看来，“关爱”与“家”之间所缺的，其实正是“中国联通”。虽然我一进门就能一眼看出“关爱之家”这四个字的沧海桑田，可大家并没空关心这些墙上的虚虚实实，而是一进门就问：

“朱进中在不在？”

“不在。”

“不在？！”

一打听才知道，不巧朱他进中外出办事未归，很遗憾，那就等一等吧，但十分意外的是，却遇上了上次见过的那位老先生。前面讲过，老先生是山东的一位退休教师，而高耀洁本是山东曹县人氏，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老先生，可老先生一定之前在电视上见过了高耀洁，且两位山东老乡年纪相仿，故一见如故，便攀谈了起来。

老先生在向高耀洁（右二被挡者）讲发生在阳光家园里的事情，左一为杜聪。（摄于2004年7月2日）

老先生随孤儿到阳光家园里生活了三四个月，见证了在里面，不仅有媒体报导的伙食极差，很少有肉吃，空调、图书室、医疗室、娱乐室只在领导来时才开放，还有媒体不知道的，如18天建成的孩子们的屋顶，曾被大风无情掀翻；如遗孤与保安的情绪对立，在餐厅的正面对峙，及保安的大声训斥……

2005年元月，我在高耀洁的防艾小报的一个特刊上写了一篇题为《那又怎么样？》的文章，主旨是谈艾滋遗孤的社会化问题。文中，我将当时自己所见所闻的艾滋遗孤的生活实情归拢成了十个案例，其中最后一个是这样写的：

有一座专门收容艾滋遗孤的公办孤儿院，明媚的阳光被深锁在红色高墙内，大铁门三个月才为孤儿开启一次，空调在有人来参观时会开的，屋顶曾被大风无情掀翻，幸亏没造成人员伤亡。有一次在餐厅吃饭，一位负责维持秩序的“保安”认定其中有孤儿有意弄洒了饭菜，孤儿不服，引起对立，被训斥道：“你敌视政府！”这是在对犯人说话吧？

其实讲的就是柘城关爱之家。老先生当时给我们讲的发生在关爱之家里的故事，十年后，被《北京青年报》再度确认：

不到半年，几个大些的孩子就离开了“阳光家园”，直接原因是跟保安打架。“那胖子说话太难听，都是针对我们，”刘光说。有一次双方“戗戗”起来动了手，男孩们集体抄家伙去找那个保安评理，女生们也跟在后面助阵。虽然并没打起来，但事情闹大了，为首的刘鑫、朱迎博等大孩子被“开除”，早早走上了打工之路。

同样一件事，当时被的老先生和我都当成了问题的事情，十年后的又被当事人和《北京青年报》仍然当成问题，却进不了当时“园方”的法眼：

从我的思想认识上，你所说的管理方面，不足的地方，我觉得不存在。

赵天旭访谈园长的时间是2004年8月27日，孩子们进入阳光家园的时间是同年1月下旬，但“不到半年”就因矛盾激化的对峙风波有五位孩子“被开除”，那不过就在7月下旬刚刚发生的事情，可在一个月后的园长眼里，早就因为“失去记忆”而当不成一回事了。

园长的话，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比如说，在非官方眼里值得一提的东西，在官方眼里却“不值一提”。只要你提不出来，那本社会“和谐”得多了，而一旦你了提得出来，让人家不幸应了“欲盖弥彰”的那句成语，非典是这样，艾滋也是这样，那倒霉的仍然是你，而不是人家。你虽然倒霉，却成了“社会奇点”，成全了“欲盖弥彰”之古训，这就是当地艾滋政治的副作用吧？

这次再访双庙，看到前面《周末报》曾提到的“2月6日……小楼的东面几个妇女正在挖地基”的地方，不到五个月就矗起了一幢两层新楼。

 

新“关爱之家”四个大字隐约可见。（摄于2004年7月2日）

上图摄于2004年7月2日。对该楼的诞生，同年2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前述）以“朱进中的新愿望”为小标题，有过专门采访，摘录如下：

　　在朱进中的二层小楼门前，红砖垒起的院墙已经围起了一个4亩大的院子，有几个人正在挖地基。朱进中说，他打算建一个有20间房的新的“关爱之家”，所用资金来自于他手头十几万元的捐款。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仍有要求朱进中收养自己孩子的村民不停地找上门来。“我想利用这个新场地帮助那些因艾滋病造成的单亲孩子和其他贫苦孩子，他们同父母双亡的孤儿一样，同样需要照顾。但他们却进不了‘阳光家园’。”朱进中说。

　　在朱进中所在的村里，记者走访了几个单亲家庭。31岁的高某，丈夫和公婆都死于艾滋病，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81岁的爷爷，她3年来独自支撑这个家，家里的生活来源除去三四亩地，就是喂养的4只羊。在另外一个家庭，感染了艾滋病的谭某一个星期前丈夫刚刚去世，留下了一双儿女，由她独自照顾，生活也相当艰难。张仲印说，全县现在因艾滋病造成的单亲孩子有144个，而这些孩子目前还没有纳入“阳光家园”的接收范围。但据该县民政局长李金坡说，政府现在对这些孩子也有一定的补助措施，比如减免学费、提供不定期的救助，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

　　“总不能等孩子的父母全死了，才对他们好好照顾吧。”朱进中说，他已经与几家热心企业和机构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只要他还把关爱之家办下去，他们就愿意给孩子资助。朱进中将写好的一份申请报告拿给记者看，他希望自己新办的“关爱之家”能够通过政府的审批，成为一个合法的福利机构。

下面是《北京青年报》再访双庙时，拍到的该楼十年后的照片。

 

当年由大宝集团捐建的另一座二层学校校舍，如今在关爱之家的院子东侧废弃着。（薛雷摄于2014年11月下旬）

下面对本次再访双庙做一下回顾：从4月16日双庙村民闹事“被围观”，到7月2日我们在双庙被围堵，只差两个半月，不知内情的一行人显然是在风声鹤唳之中，误闯双庙招致围堵。笔者2013年11月在《仰望星空，回守方圆》一文中曾写道：

那天车到村头，不知如何开到朱进中家，遇一位村民才问出了路。转眼间，大家却在车里嘀咕：“这人是不是村头的‘探哨’啊？”结果到家后没遇上朱进中，才等了一会儿，便有陌生人探头张望，众人一看苗头不对，随即驱车离村，不料刚驶出村头小学不远，就被等候在那的一大队人马拦住去路，为首的便是所在乡镇的领导。他察看了车里的人，认出了高耀洁，还算客气就放了行。之所以没为难我们，估计是托了高耀洁在场的福。可如果你告诉我，当地“正在全力以赴抗艾救灾”，在这种场景中，打死我也不信。

当我写上面这段文字时，自己并不知道柘城所发生的“416事件”，等我现在知道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话都说出去了。覆水难收。思量归思量，改过归改过。人家中医院都不改过，你凭什么让我先改呢？

河南艾滋政治雏议

如果杨婕当年能将生活费及时送达，如果朱进中不进京求助，如果央视不播出那档节目，如果示进中能像杜聪那梓不事声张，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那他的关爱之家或能完整地一直存在下来，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说到杜聪“不事张扬”不是说他从不跟媒体打交道，他身旁一直都有不少记者跟着，不仅国外的多，国内的更多，发的报导堪称多如牛毛，否则，他怎么在国外募款啊？可他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发声的侧重点一直在国外，即使在内地的媒体中，我发现他有意识地常跟官方的英文媒体打交道，那仍然是“一致对外”的干活，且无论在国内外，他一直都隐去上蔡甚至河南的大名，只说中原，开始时甚至一直说是“华东地区”，但他有照片，甚至有录像，有案例，有数字，有现场，当然还有人脉、见识和诸多资源可以调度。他的回旋余地显然是朱进中所无法比拟的。

他以同样的方式与原则，在上蔡助学，在柘城助学。可朱进中办关爱之家，却没有条件像杜聪那样从容不迫，那五十多个孩子天天要吃掉多少面多少米多少菜多少肉，需要花多少钱，当杨婕的生活费未能按时到达，这些孩子即将吃了上顿没下顿，面临断炊的窘境，他只能未雨绸缪。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进京求助无可非议，他找央视也无可非议，央视播出节目也无可非议，但朱进中在缺乏杜聪那样的从容条件时，也缺乏跟媒体打交道时的杜聪那样的老道。他要是也像杜聪那样，只讲“华中某村”，哪怕“中原某村”也行，估计都仍有可能涉险过关。可惜他“一语道破天机”，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柘城双庙村有个关爱之家，这就给其关爱之家带来了“致命伤”。

问题是，在当时的河南，并不止朱进中那有关爱之家，我能数出来的至少就有六家，其中起初与他一样影响力相当的就有三家，尤其是前面顾秀云提到了李丹的“东珍学校”，亦同样名声在外。顾秀云之所以能把信准确无误地直接寄到了朱进中处，信中也准确说到了李丹的东珍学校，说明当时国内媒体是实名传播这两所“孤儿之家”的。如果说有朱进中没有上央视以前，河南官方最恼的是李丹，因为他已经屡屡冒犯了河南官方艾滋政治的底线，且呈公开作对状，那河南官方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的话，那不过是一个李丹而已，只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外地小伙子的“不明事理”，仍然属于个别问题，并不具备面上的普遍性，仍不足以为此做出一项政治决策，“个别问题个别处理”而已，将其摆平即可。

就像上海在做雾霾预报时，会拎得清什么是“输入性雾霾”，和“内生性雾霾”一样，“输入性雾霾”常常是一阵风似的，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内生性雾霾”一想起来就让人觉得有点后怕，这个问题不处理恐怕会“出事”，所以上海一直下大力气治理内源性雾霾。朱进中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河南艾滋政治出现了“严重”的“内源性雾霾”，而这种“内源性雾霾”一旦跟李丹的“输入性雾霾”形成叠加，共生共在，那全省的艾滋气候还好得起来吗？所以朱进中的央视曝光不仅仅只具有个案意义，而是将李丹的个案意义一下子上升到了面上问题，成为了具备普遍政治意义上的决策问题。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这时起，河南艾滋政治对民办托孤机构的睁眼闭眼的观望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阳光家园作为一项政治决策的出台，就意味着官办托孤机构对民办托孤机构的正式“收拾”。

河南至光出现过六家民办托孤机构，为什么以上只说李丹和朱进中这两家呢？其实当时在媒体出现过的民办托孤机构，还有另外三家，其中两家就在上蔡，一个在后杨，一个在文楼，但刚一抬头就被当地迅速“严打”了，从此无声无息，另一家在上蔡的邻县一直饱爱争议，却以某种另类的方式“似在非在”着。你说它在吧，它未必就在；你说它不在吧，它可能也在过。需要它在时，它就在；需要它不在时，它就不在。所以，直至现在，它仍然“就那样”，也正因此，当地艾滋政治也无法“收拾”这种“似在非在”的东西，正如美国在“911”以前，也不会去“收拾”本拉登那样。背景繁复，不便展开。而另外一家民间托孤机构，在以上几家之后便一直存在，但也只“限于”刘倩的书中，就“到此为止”了，故无大碍。

下面拟费点笔墨，将以上个案中所具有的共性给抽离出来，对从中所折射出的河南艾滋政治做一下初步梳理。

河南艾滋政治，既不是“省厅”一手遮天，也不是县里“占山为王”，而是这二者的“交接面政治”，其走向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一政治交接面的大小。当二者交接面甚少，小到微不足道时，有可能呈现省厅你唱你的，地方我做我的的“双轨制”格局。地方艾滋政治只要不碰省厅的那根“高压线”，这里说的“不碰”指的是未必就真的不碰，即使碰了，不让省厅知道，也就“相当于不碰”，等诸多情形。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只要这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撞上，纵然南辕北辙，照样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从而“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这种“交接面政治”之碰与不碰，许多时候并非在行政空间中体现，而是在公共空间中呈现的，而公共空间中最能把“交接面政治”的上下双方交织在一起的，莫过于公共传媒。这就是为什么在艾滋村中，“防火防贼防记者”为什么一直都是“头等大事”的内在原因。

换言之，河南艾滋政治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井水不犯河水”了，因为这世界原本就是“河水不犯井水”的，所以只要井水不溢出，河水也就从来不在乎井水那点事。

话说回来，井水犯不犯河水，或哪怕河水不犯井水，都得按“三大潜规则”行事：

一是不冒犯艾滋疫情；

二是不张扬任何有可能暗示艾滋疫情之事，哪怕是你“感动中国”的大好事也不行；

三是利益共同体。

在潜规则中，疫情是“特指”，往往指那被媒体捅出来的东西，包括个案，因而未必就仅仅是具体患病或死亡数那么“严肃”，而真正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疫情，则属于“情况保密”的范畴，是可以说得出口的东西，是明规则，想当年万延海、马世文因“泄密”公然被捕，显然不是潜规则的“经营范畴”。早在2001年，省厅便对高耀洁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这就是说，“疫情”不能捅，“情况”要保密，此乃湷规则中的“疫情”与明规则中“情况”之区别。

以上三大规则关非平起平坐，而是有“优先级”的，按一二三先后顺序排定位次，越在前面的“优先权”就越大，如第一项便是“老大”，政治挂帅乃“重中之重”，是绝对不能碰的“疫情高压线”，而到第三项时已是“小三”了，那是在“可商量”的条件下，尤其在“疫情就那样了”的心态下，转而将“经济参考”纳入考量范畴，至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换言之，“老大”即“原配”，其地位不可动摇，而尽管“小三”在“老大”面前地位不高，但其“枕边风”功夫也不可小看。

我个人从外界能实证观察到的以上潜规则的生效时段，主要集中于2002年下半年及随后的两三年中，故用以解读当时当地的艾滋政治非常有效，而哪怕到了2007年，河南疫情的已经相当“被公开化”时，仍然可感知其效能犹在。

先说说“老大”（勿冒犯疫情）。朱进中在央视节目播出前，县里一直也在道义上“烘托”他，至少没怎么下气力打压他，这从各级官员、各界民众公开捐款、红纸黑字“光荣榜”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他到央视求助，也不是故意跟省厅过不去，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一旦“收拾”过他“教训”他一顿后，便汉成“严控”对象来回看管，并未“严打”，而李丹则不然，显然在故意屡碰“艾滋高压线”，未把省厅放在眼里，故只能当作“严打”对象，别无选择。朱李两人，由于都没有对类似杜聪遇到的“约法三章”敬若神明，而前功尽弃或大弃。

如果冒犯疫情者又是媒体记者，那当地艾滋政治从未客气过。央视记者武卿曾在柘城被污陷成“假记者”关押长达7个多小时。听高耀洁说，还有一位记者进村采访被当地关押后，老乡过意不去，为他送去一碗面裹腹充饥，让记者一生难以忘怀：“河南的面怎么那么香啊！”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记者是谁。《河南科技报》记者张继承，因两度故意啃碰“艾滋高压线”，最终以“丧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由，‘开除“出河南新闻队伍。《大河报》主编马去云在艾滋村专版付印，同时为主稿记者安排退路后，关手机，闭门谢客。卢广就更不用说了，被当地全线戒严搜捕，一行五人最终竟从当地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住的“五元店”中侥幸夜半逃脱。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外地人莫过于桂希恩，最典型的本地人莫过于王淑平，莫过于高耀洁了。不典型的事情，数不胜数。程华在上蔡做艾滋村普查，穿着着白大衣上印有“复旦大学”字样，不巧被省厅高官撞个正着，高官查问下来，当地人推说“主要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了了之？最后发表论文时，不写上当地人对人家不尊重，写上当地人又会给人家惹麻烦，怎么办呢？最后调查地点不仅只说是“中原某村”，当地人的所在单位一概“免提”，都变成了“复旦大学公卫学院进修生”，看你怎么办？像上蔡分管县长当年超过省里到卫生部告状，显然得罪了省厅高压线，后来任期届满，明升暗降，调赋闲职，而“默许”此事的原书记，就是那个自投罗网“杨半亿”，正好让人借经济问题顺势拿下，杀一儆百。

再说“老二”（不暗示疫情）。爱德基金会原本上上蔡助学好好的，一篇在南京的报导中提到其助学地在上蔡，当地立马中断项目。赵天旭还在双庙调查孤儿抚养对策问题时，原本也是好好的，一篇报告出来，当地立马令其中断调查，打道回府。胡佳往后杨送衣物，被围困在上蔡宾馆，胶卷被曝光。陈为军拍《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直足不出户待在马家，仍然多次抓过。之所以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主要不是因为多抓几次举报者可以多拿几个50元，也不是因为当地看不住邓家，而是只拍马家，并无多少疫情意义，只有苦难意味。文楼、后杨皆敏感之地，送衣服、拍马家也不行。“老二”归“老大”管。

关于“小三”（利益共同体）”，也有得一说。2003年12月12日，李丹曾跟我说起，如果他能筹款100万在当地办孤儿学校，当地则同意让其办学“合法化”。如果不是后来朱进中的央视报导“事发”，李丹也不是没有可能利用“小三”瞒天过海的。2007年2月中旬，当胡锦涛批复高耀洁赴美已成定局后，省时立即为此专门成立基金会让她在美为豫募款，遭拒，让“舍一保三”皆泡汤。就这样，高耀洁拒绝“成全”人家，一点面子都不给，让省官恨之入骨。

最后说说杜聪。他在河南助学14年，与“三项潜规则”全过了招，但几乎不正面故意碰过这几条“高压线”，故一直风雨兼程，多次转危为安。

在2002年7月，当杜聪还在准备入豫助学的前夕，这“三项潜规则”在已经在上蔡具体而明确地体现为“约法三章”了（后述），而杜聪能坚持到今天，无无不得益于其对“约法三章”的心领神会，与坚守不懈。联合国在华有关机构信件显示，时任县委书记杨松泉对老外问及“为什么杜聪能在上蔡助学，别人却进不去？”时的回应是，杜聪只做不说。

2005年9月，当杜聪在克林顿郑州会见艾滋患儿的现场一出现，便立即遭到省厅主官的严令追查，险象百出，最后人家对杜聪说：“你走吧！”，让杜聪自己选择离开上蔡。于是对杜聪的处置，又有点像对朱进中的“收拾”那样，出现了部分“软化”。朱进中曝光疫情，但的确不是故意与省厅为敌。杜聪根本就没暴露过疫情，尽管他是“老外”。他俩都实实在在做事，艾滋托孤就是为艾滋村“托底”，其给当地所带来了最大利益，都不是具体用钱可以衡量出来的。正因此，一旦杜聪“被撤离”连根拔起，当地百姓在具体利益上的受损，也不是没可能转变为某种社会风波的。

2009年，新任县长到任时，以杜聪七年来共上蔡助学投入了一千万元的名义，专程通过武书记约见了杜聪一次。

可以想象，像朱进中那样一个原本最好管控的本地人没做出来的事情，却让一个原本最不好管控的香港人做成了。那个原本谁也进不去的上蔡，那个对外人来说非常危险之地，对杜聪来说，却时常成了他最安全的避风港。我想，当杜聪一次次住在胡佳曾经被围困过的上蔡宾馆时，“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这样的感叹他至少有过一万遍了。

说起“三项潜规则”，说难也不难，只要不见报，不张扬，不以省厅为敌，也就“可以”了；说不难也难，那么多人遭到麻烦，能“软着陆”者少之又少。但只要有一个“潜水”成功，人们就可以玩味其中的分寸感，伸缩度，缓冲区，和那表面上板着的脸皮之下，还有多少刻板印象有待“克服”，或无从克服？

高燕宁稿201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