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赖和婉拒

2002年7月上旬，我第三次进村，但不再自己孤独一人，还多了一位方教授（化名）、一位讲师（粱霁）和一位学生（凌锋）。不要说我们多勇敢，不是学医的方教授，硬着头皮进了村，可调查时双脚一直打抖，回沪后还在宾馆“被隔离”了一周，家人才让进屋，而笔者每次从村里回家，家里人也恨不能让我泡一夜8424才放心。也不要说进村易如反掌，直到2013年夏，沪上一家医学院校的师生当一听说要去艾滋村做“社会实践”时，众人忙打退堂鼓。

四人一道进村，访谈兵分四路。我就是在这次访谈中，见到了本故事的主人公——赖和。

6月下旬在村里做家访时，在往返的路途中，我经常看到小路边和小巷里，有一位老太太柱着拐杖在那里翻晒稻草。那大概是垫在猪圈里的稻草吧，沾着脏兮兮的粪便，周边弥散着一股粪与草混合味。在我看来，那哪是在晒什么稻草啊，简直就是在“晒垃圾”。

前面讲到，在艾滋村里做调查，我有拍村民“生活场景”的习惯，比如说当时之所以随手拍下了大妈在亚洲厨房顶上晒粮食的照片，并非因为我事先有预感，说该照片跟艾滋病必然有关，而是将其当作生活场景来处理的。我插过队，曾在村里的晒场上晒粮食挣工分，知道这是一个乡村生活场景的典型符号。

但在广西插队时的生活感受，显然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原调查的情境中。可我当时却没有如此这般的“觉悟”，实在是看不出这“晒稻草”或“晒垃圾”跟自己心目中的生活场景有什么关系，于是应该没拍下这位老太太的“生活照”，留下了遗憾。如果我当时有“艾滋村里每一个生活情景都跟艾滋有关”这么高的觉悟，就不会错失这张照片了。

不料，当这次访谈把我带进了这户人家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啊！原来她的儿子竟然“也是”艾滋病啊！

赖和从里屋走出来，坐在门边的旧沙发上，接受了我的访谈。（报于2002年7月9日）

赖和当时已病得很重，人瘦弱，他从里屋走到门边时，看得出已经很吃力，但他仍然撑起仅剩的那点精神，接受了我的访问。记得他说话的语气轻而平和，一问一答倒也顺利，但仍让我感到对方气力不足。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病得很重的艾滋病人！

原本这次调查事先有个约定，调查费不在当场付，而是离村前的那一个晚上才一并送去，次日我随即离村，以免给整个调查过程带来可能的不测。但当做完赖和的问卷调查后，我跟陪同的人说：

 “我现在就想给调查费，你看行吗？”

陪同一开始不同意，的确担心开了这个头不好，但我坚持现在就付。她想了想，最后还是同意了。

其实，调查费早已装进信封里，调查一人给一个信封，内有50元人民币，仅当我们对村民的一种慰问。于是，我同时取出了两个信封，相当于两败俱伤调查费，默默呈递与他。

我怎么也想不到，赖和竟然当场拒绝了我的调查费。他颤悠悠地抬起左手，架住我的信封，坚定地回绝：

 “这不该你给的。应该是政府给的。”

语之轻，息之弱，心之傲，天之高，让我惊呆。

想不到一位病得如此危重、活到如此潦倒、几天前到镇医院看病还欠着人家药钱的年轻人，竟活得那么有骨气，有人格。

他这一拒收不要紧，这可忙坏了大家。我们一个劲地说，“这份一份心意”，诚恳地请他收下。终于，看在大家的面子上，他总算是收下。我松了一口气。

在这点上，有宗教信仰的赖和，跟有谋生信念的冬子，其实是两种人。据基因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人与猩猩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2.断子绝孙

有两样东西需要提一下：一是赖和母亲身边那根靠在墙上的拐杖，既是老人家的拐杖，也是她用来翻晒稻草的“农具”；二是左门框上的春联，全文是：“忍耐到底必得救”。这显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春联，而是宗教意义上的春联。

 “忍耐到底必得救。”春联说。

“这应该是政府给的。”赖和说。

这两名话都没错。可惜，赖和他自己却没能等到“得救”和“应该”的那一天。2002年9月30日，他离开了人世。他是国庄第66位死于艾滋病的村民。

他是家里的独子，未婚。他们家的香火，由此中断。在艾滋村，这个病的险恶之处在于“把一个家庭从中间砍断”，这是村医的原话。当年的卖血对于头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可谓来钱快的“大好事”，于是，七大姑八大姨拉家带口齐上阵，故一旦得病，一家老小常无一幸免。就这样，艾滋病把一个个家族拦腰截断了。断子的家庭比比皆是，如前面秋妮爷爷、付成父母两家，都逃不过这一劫；断子又绝孙的家庭虽然不太多，但连我这般来去匆匆者也都能道出几户。

写到这里，赖和之家已经完全断裂，无以为继，本节也出现了一条“裂缝”，用于插补即将跨出国庄的本文，对全村疫情做一下整体的解读。

在本人进村的头半年，即于2002年下半年内，国庄又有10死于艾滋病，其中有4人笔者见到时还活着，均做过访谈，还有1人访谈过其弟。

表2 笔者进村头半年期间国庄艾滋病死者名单

*原件如此。

至2003年12月底，国庄死于艾滋病者已达69人，初步报上来的正在发病的人数有44人（原表注：“还有很多没报的”）。合计103人。这个数字没有“水份”，因为当时假病人尚未出现。

显然，2002年底时国庄疫情数字出现明显低估，但才过三个月，到2003年第一季度末又出现的另一份该庄发病人数材料，却有了连笔者仅凭肉眼就能分辨出来的“假病人”，且重报者较多，可导致相对高估。如将该名单却除重报患者16人，重报死者3人，再扣除十分之一左右的“假阳性”，加上已经过世的69人，则全村的艾滋病总数为240人左右，上下差距应该不到10人。该估计数倾向于保守估计，因并未把早先卖过血、当年仍未检验HIV的村民（像秀英丈夫那样者）给考虑进去，否则“假阴性”还会对“假阳性”形成抵消。

国庄远比双庙、后杨等村要小，仅有1900人，250户人家。按当年村医说法是：“每家每户都有病人。”换言之，如果可以“均摊”的话，平均每户人家都有一位艾滋病人、感染者或死于艾滋病者。

进一步分析可见，如果该庄当年没卖过血或虽卖血但未有病人的家庭有80户的话，则全村有2/3的家庭有病人，即每个患病家庭“户均”1.5个病人或感染者，或每两户平均有三个病人。但这只是平均情况，由于当年卖血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艾滋病患并非均匀分布。在这160户人家中，如按每四户（核心家庭）同属一个“大家庭”（扩展家庭）计，则该村约有40个“大家庭”遭受艾滋病的重创，其中大约有6---8个“大家庭”已经（或面临）断子。换言之，这类老父母膝下四五个儿女均死于艾滋病的“大家庭”，约占1/5-1/6左右。核心家庭“绝户”（全死光）的情况，因为是“小户型”，其户数未必更少。

以2003年上半年开始“规模性的抗病毒治疗”为界，这240人中，抗病毒治疗前已故约80人，抗病毒治疗后至今的死亡数如亦按80人计，则目前村里“劫后余生”，至今有幸存活在人世间的感染者，仍有80人左右。

这只是笔者，一位过路人对国庄艾滋状况的初步估计，该估计暂未具备流行病学的疫情意义，只是想借此帮助读者对国庄遭受这场血祸打击的状况有一个大致的感觉，有一种整体感，以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保守估计来说，有总比没有好，聊胜于无。否则，个案说得再多，整体情况如何仍然不甚明了。

高燕宁一2013年8月第一稿，2016年6月26日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