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致辞

 2002年8月20日，在妻子病做后的第三天，在杜聪在中原助学正式启动的日子，林原代表国庄村民，对杜聪助学深情致谢。那天，村民都来到了国庄小学，先是县防疫站领导致辞，然后是杜聪讲话，最后是林原代表大家致谢。他站着，拿着稿纸念的感谢信，全文如下上：

杜聪中原助学首发现场。（报于2002年8月20日）

感谢信

各位父老乡亲、同学们：

让我们以热烈的撑（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上海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和香港企业家杜先生对我们学校的资助！

终于， 我们看到了光明。县防疫站领导同志向社会发出呼救求助信息，彻底扭转了以往那种捂着、盖着，不敢外露疫情不面对现实的思想。

今年六月中旬，上海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收到求助信息后与县有关方面负责人取得联系，通过合法途径，风尘扑扑（仆仆），进入了由艾滋病造成的“核爆区”、“难民营”式的芦岗乡王营村，冒着盛夏酷暑，初步向小部分病人了解救济、病情状况，拿出了他有限的旅途费发给病员，并为卧床不起的病人拍全家合影留念像。看到这里的困境，高教授的心废了，泪往心里流。他表示，只要能让我进来，后边肯定还会有更多人进来，帮你们解决子女就学问题，渡过难关。据我村医生侯学义讲，高教授来时旅途包内代（带）了些方便面，到病人家给儿童分发了不少，回归途中不知吃了什么。

果然不失众望，六月下旬，在高教授的带领下，上海方面来了几个工作人员，挨门挨户做实地考察，全面询问并作记录、录音，向重病号发放伍拾元现金作补养费。

第三次有防疫站领导带领，高教授培（陪）同香港企业家杜先生不顾病床前难嗅地（的）气味，问长问短，我们深受感动。大家说，世上还是好人多，滋（慈）善功德必将传扬子孙——后代，王营村历史册上将留下了这光辉一页。

谁说人情淡泊？谁说世事险恶？在这“拜金主义”以及腐败现象盛行的时代，这儿，依旧闪现着人间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当我们的家庭被艾滋病魔折腾得家破人亡、支离破碎、一部分学生被迫离开学校时，杜先生抻（伸）出了友爱的手，献出了诚挚的爱心，使他们又回到发哺育人才的园地。艾滋无情，人有情，可以说是杜先生给了孩子希望和未来，也给做家长的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已故于九泉之下的孩子父或母也该眠（瞑）目了吧！（我）也代他们深深地向您鞠一躬，谢谢您们！

该信是写在“蔡都镇蔡河居民委员会稿纸”上的。

死里逃生

林原卖过血，HIV初筛阳性。在我跟他打交道的一年多时光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村医，都说他是“艾滋病人”。后来，他再婚了。我一直惦着跟他要一张他再婚后的夫妻照，却未能如愿，因为已经他外出打工，远在广东了。再后来，我竟然听说他“他没有艾滋病了”，说他不是艾滋病人，弄得我将信将疑，不知所云。我当时有个感觉，说不定这个说法有助减轻患者本人的心理负担，而林原在艰难的时候，曾经被这个艾滋符号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就是鲁迅所说的，已经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边缘。

因为以后就一直没再见到他，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艾滋病人。这次因为要写到他，只好跟村里人核实此事，结果是：他竟然真的不是艾滋病人！他竟然“脱帽”了。

神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做HIV初筛化验时，艾滋村的救助尚未展开，根本还不可能出现患者“造假谋利”之事。助学和救助在2002年6月我首次见到林原时，都还是不可预见的事，而他那里，不仅他妻子等家人难过，连他自己几乎都被这个病压垮了。

在2002年12月底国庄艾滋病死者名单上，其妻的备注栏上的标注是：“夫病”，而在同时出现的艾滋病人名单上，其本人备注栏上的标注是：“发病”。这是对一位HIV初筛阳性，而自己又得了“感染性疾病”的生死判决书，是一张“死缓”通知书。此时国庄的这两份表格，还没有一位假病人，因为假病人的出现是以后才有的事。

可这并不能怪村医诊治有误。在艾滋病高发区，只要HIV初筛阳性即可按“感染HIV”论处，不仅是在艾滋村，全世界都是这么公认的，权威文献有据可查。只有按河南官方对其疫情的基本定调，本省处于HIV“低水平流行”来调侃时，那村医对林原的诊治必错无疑。

如果他存心要“造假谋利”，他根本没必要在后来又再声称自己不是艾滋病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偷鸡不成蚀把米”。

他原以为自己是病人的另一个旁证是，他让女儿请我吃饭，而他自己却十分注意地“回避”了跟我的同桌吃饭，也是当时一般艾滋病人中典型的“标签心态”。

他的信仰和为人，甚至家境，都不支持他“造假谋利”。

显然是他后来做的HIV确认检验，让他“死里逃生”。

老天开了一条缝，让林原逃过一劫，以谁都没想到的方式得以“幸存”。

后记：

“他（林原）原配是病人，他本人不是。一直在广东打工。他的孩子智行（助学项目）也资助了，不过他们都没上大学就辍学外出打工了。现在均已成家。”知情人说（2016年6月12日）

春节到来.杜聪拜年

直至2002年7月中旬，在我走进赖和家里之前，在我们四个人从不远千里的上海，来到艾滋村共走进60户艾滋病家庭做家访之前，当地没有任何一位干部，无论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踏进过我们刚刚跨过的这些门坎，再怎么有事，至多止步于院墙门外，隔空喊几声，便作罢——难道，你就不能把脚伸进来，到里屋坐一坐，说几句让人宽心的话吗，即使你“没有钱”？

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底，我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说：“你可以说你没有钱，你可以说你没有药，但你可以说你没有爱吗？”

时至2003年1月15日，当杜聪，一位生于香港、长于美国的华人，当他不远万里多美国回到香港，不远三千里从香港来到国庄，给遭受艾滋病重创的国庄老人“拜年”时，这种情况仍然持续着。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杜聪只是有钱，更重要的是他有爱。他的爱比那些天天自称有大爱的人，要多得多。

下面三张照片，讲的是杜聪走进赖和家，给两老拜年时的情形。

两老在辨认来者。他们之前并不认识杜聪，我之前也并未见过赖和的父亲。（摄于2003年1月15日）

当两老得知杜聪是是来慰问他们的时候，竟然失声痛哭。杜聪手里拿着两个红包，每个里面装有50元人民币。

从这张图片上看，左门框上的春联全都可以显示出来了。由于初次赖和时，里屋较暗，我并没有注意到正堂中可能有宗教背景或符号。现在回想，一直让我惊讶的赖和抬手拒钱之举，其病弱到如此地步却高昂着心颅的巨大反差，如今可从宗教意义上得以一定解读。

 

是什么让老人如此痛哭？

杜聪那一天，把国庄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挨家挨户都慰问到了。当我陪着他走过了亚洲家，拐到了冬子家的那条村头小路上时，有一个走村串户做小买卖的外地人，不知道这位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外地人”的杜聪，忙这忙那走进走出在干啥，便跟村里人打听原委，才得知事情的由来，让这位四十来的中年妇女，由衷感叹：“这国庄人运气怎么那么好！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说是慰问70岁以上的老人，但当时付成的父母都没到70岁，却仍按“七十岁的待遇”慰问到家了，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无论怎么说，这欠慰问还是按照年龄，而并非艾滋，划界的，因此还是有机会看到了艾滋村里，一般家庭中老年人的生活表象，从而让我首次感知了，中原农家老人的晚年境况。

赵铁林在《另类人生》中所拍下的林志吉107岁婶母的居所，也忽然出现在了我的镜头里。或许我眼前的这位老人，年龄更小，不过七八十岁，但其境况更脏臭，更浊污，因生活空间更狭小，更滑腻，而更凄寒，更酸楚，更悲凉。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知，“养老人”竟然也可以像“养牲口”那样“圈养着”的。相比之下，那些村头孤零零的草棚老人“寓所”，尽管可能会雨漏风寒，但至少空气会清新些，斜阳下或残留些许田园之感？

杜聪之所以在他进村助学的头一个半年时，选择慰问老人，而非慰问艾滋病人或家属，并非是想让我发出上面那番感叹，而是如果他那时选择去慰问艾滋病人的话，会让人担心“涉嫌疫情”，所以他只好用这个最“不脱敏”的方式来给村民拜年，乃“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尽管他内心更想着给艾滋病人尤其是遗孤拜年。不料这样的拜年，虽然绝对“平安无事”，却招致来自艾滋病人方面的“不满”。人家把意见反映到村医那，村医转告杜聪说：“给老人拜年，却没有照顾到艾滋病人，脱离了防艾头等大事，好像不太好。”故此事只做一年，便作罢。

杜聪拜年还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意外插曲，那是冬子2003年春来沪接受复旦师生访谈时，才说出来的。他说：“国庄老老小小，都说高老师是个好人，许多人甚至以为去年底杜聪给老人拜年的50元压岁钱，是高老师的钱。”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会”，是因为杜聪当时的助学，仍然主要局限于跟学校方面打交道，而且还只有第一次，跟村民的交道打得并不太多。而在杜聪拜年之前半年，先是我自己，后是我们一行四人，在国庄做过了全面深访，跟村民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切的接触，之后我发的也是红包，里面装的也是50元（不过在这点上，杜聪倒未必涉嫌“抄袭”）。村民当即算了一下账，我们当时在村里发出去的款项，已经超过五千元。碰巧那天杜聪拜年，又是我陪着，方才导致村民的“张冠李戴”。

借此文为杜聪“正名”：杜聪冤枉了——那次确实是他的钱，不是我的钱！

高燕宁一稿于2013年12月12日，修订于2016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