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冬子的第一次来沪求助，如果看得过于单纯，那是有点“傻”，而看得过于繁复，那也有点“累”。文楼村恰恰就在冬子家的马路那边，2001年文楼村民赴武汉上北京求助之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人虽然是多种欲求的共同体，甚至“混合物”，但对于尚处于生离死别临界期的冬子来说，前程堪忧，生路渺茫，动身前以情绪因素为主导还是讲得过去的，虽然不难看出他“有备而来”的痕迹，虽然到沪后的所得最终转化成了属于经济理性一般的“斩获”。

“中猪事件”

如果说冬子上次的突然到沪，曾让我大吃一惊的话，那他随后的突然来信，却让我大出所料了。全文如下：

高老师：您好！

上次您来，我也没见你的面，非常遗憾。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就是我想养猪的事，希望您帮助我，别的不多说了。

 祝高老师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

冬子 20 03年3月18号

这是一封冬子写给我的唯一没有一个错别的亲笔信。该信写得干净利落，简洁了当，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的最佳文笔，与他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水平并不相称，通篇结构似乎也下过一番“功夫”。字是他的字，文不是他的原文，似乎有他心目中的“高人”斟酌过措辞，露出精心准备的痕迹，尤其是那句“别的不多说了”之语，哪怕在冬子后来自己写的信中（下述），或在亚洲和大吴写的信中（后述），从来都是“别不多谈”或“别不多写”。显然，这一在当地十分常见的口语或书写习惯，语文水平远在冬子之上的两位村民都未能分辨出其细微之误，仅凭冬子个人的语文素养是很难通过“超水平发挥”加以分辨的。

再看该信的口气，至少在“作者”看来已经十分“恰到好处”，一个词不多，一个词不少，就像领导吩咐手下人办事那样，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点到为止，决不拖泥带水，口吻却不容质疑，不可商量，仿佛这是一位“艾滋小队长”在“正式派工”，一副“让你做什么，你便做什么”的样子与气派。

可是在我看来，从2月27日到3月18日才过了多久？才过了19天，还不到廿天啊！前面那封感谢信中“奉献一片爱心，资助一方苦难”的墨迹还没干透呢，就又立马让别人再一次“奉献一片爱心”了吗？这那里还是常人所说的“献爱心”呢，分明就是“紧急拦储”、“预支”“预存”嘛！

什么叫“爱莫能助”？难道你就不能让“施主”喘口气吗？难道你就不怕把“施主”给累死或吓跑了，要不就弄出个“心理障碍”甚至“心脏病”来，那以后还有人敢当“施主”吗？君不见，当年汶川大地震时，在校大学生们纷纷慷慨解囊，而待下一代大地震又到来了，这批大学生已经激情不再了。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社团“亲青关爱协会”的时任会长跟我说到心理感受，一个爱心一夜之间被你掏空的实例。

在我看来，济困这种善举，是心有余力、力所能及，在良知驱使下的适当善意表达。他首次来沪刚刚才带回去的一些善款，在济困意义上，哪怕斡旋半年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显然，冬子不这么看。他希望钱再生钱，钱来得快一些，以适应自己当时困境的应对，及其心态之变。

在我看来，“授人与渔”境界更高，而冬子在困境中还图“自我造血”实属可贵，而凭借沪上那点善意要做点什么循序渐进的居家种养，理应不成问题。这一千元，哪怕你拿去买一只口吐莲花的“猪英雄”，品质纯正而血统高贵，但只要小本经营，再怎么样也是够的。但冬子不这么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日久生变。他要“大干快上”，“规模经营”，打一个“翻身仗”。

在我看来，这已经超出了“济困”的范畴，进入了“家庭投资”的领域，与当初人们的善举纯粹是两码事，也是自己力所不及之事。但冬子不这么看。他自己有病在身，天有不测风云，妻故儿幼，他不早点为年幼的两个小孩存留点钱，身后怎么办？

我虽然也能看出他的“急火攻心”，可对捐助者来说，你要让人家马上又帮助你，你总得让人知道，那才刚刚捐出去的钱，到底你是怎么花的，或怎么一转眼就没了？是让人窃走了，还是成了假币没法使了，你总得有个交待吧？诸葛亮的“空城计”只演一回，而你既然决心让别人再继续帮助你，那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了，那你要不要听一听人家的意见呢？你要么三缄其口，要么自说自话，这事不就变成了别人只管捐钱，而你只管花钱了吗？

如果跟原先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原先那两张明信片还很客气，本明信片则客气不再；原先村民上驻马店不过是身己力行的“口头要求”别人“献爱心”，本明信片则是千里用兵的“书面要求”。在锦旗和“保护伞”的模糊二重奏中，唱出的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软硬兼施，一副“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乘胜追击”，外加“交待照办”，的复合架式。不要笑，似乎人家艾滋小队长就这么简单交待几句，你还不得赶快“照办”吗？不要少见多怪，这只是序曲。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多着呢，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也许，当年上蔡采的血就是运到上海的，让如今的上海人“深感愧疚”？如今上海可谓寸土寸金，这“遍地黄金”也就成了“遍地爱心”？俯首拾一下，不过九牛一毛，举手之劳？

事实并非如此。可对我来说，每一个能帮冬子的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次过的。中国只有一个高耀洁，可她并不在上海。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就只在校园里走走，我们都不是社会活动家。可冬子不这么看。你们上海有那么多人，你们学校那么大，在学校里再遇上一个一出手就给500元的人，哪怕再做一次又有200-300元的访谈，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他决心要把“可遇而不可求”变成“可求而不可遇”，而且是“多次性”的。

我没理他。

又过了廿天，即4月8日时，冬子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自己想养养10头猪，出栏后每头能挣100多元，即挣得千余元；自己现在钱不够，想借一千元，到时还本；还说梁付成昨天去世，自己已经服药，还到肝病医院查了病毒（载）量。同病相怜。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当冬子提到昨天刚过世的付成时，其实是在映射今天的自己，心中有种无形的压力在弥漫开来，并对自己的明天形成有点可怕的暗示。

这就是冬子后来去查病毒裁量的那家医院。（摄于2002年7月上旬）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当然，我不可能借钱给他，自己压根就没这种能力与资源。但我还是把两条有关信息都告诉了他：一是当时处于进村初期的杜聪，是有可能考虑支持一些家庭种养项目的，相关思考曾经进入过他的“法眼”；二是“红树林”（国内首个HIV感染者社团）在新蔡县（上蔡邻县）也已经有了家庭种养项目的试点，有过一阵“弱不禁风”似的“试运营”。我当时知道的就那么多，于是便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冬子，尽管这些信息跟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我说的只是“可能”，而冬子却要变成“可行”；我说的是杜聪的事，他却找的是我的事。我绝对没想到，冬子竟然就这么硬上了。

我曾陪杜聪到过一次新蔡，在现场“旁听”过“红树林”在当地的种养项目，并对草根功夫一直持否定性的保留态度。后来，冬子和亚洲一道来沪时，正好遇上北京“红树林”的创始人李想在沪为我们的研究生讲课，他俩都到教室去听了课，随后冬子竟申请加入过红树林，显然是冲着其家庭种养项目去的。但事与愿违，无论是杜聪还是“红树林”在上蔡的家庭种养项目愿景，最后均不幸“无疾而终”。

人家项目原本的“无疾而终”，却给本指望借此项目“大干快上”的冬子，带来了“大问题”。他的十头半大不小的猪正在那等着“项目支持”呢，你项目一旦未如愿恩允，他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源把中猪养到出栏，结果一下子就搞砸了。当时我并不在村里，他找不着我，情急这下就去找村医，一定跟村医说：“高老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才这么做的。现在我这么做了，事情却搞砸了，你让我怎么办？”最后，不知道他通过什么人，好歹把他那些猪没能养大到出栏的中猪，“折价”卖给“双汇”了，这一风波才得以平息。

后来村医见到我说起此事时，还特地提醒我：“以后不要乱说话！”这是他跟我打交道那么多年，说话口气最重的一次。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出了什么难处理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可问题是，我到底说错什么了？怎么无缘无故就变成了我的错了？我也很生气，也毫不客气地对冬子说：“你别指望借这个病来打翻身仗。我好好的一个人都打不了翻身仗，你一个病人，还打什么翻身仗？”

现在看起来，幸亏这件事出在冬子身上，我多少还帮过他的忙，而且这是在王营村，还有村医为我兜着，而村医的父亲原先是村长，冬子的父亲原先是支书，在当地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这样的平衡力在，很大程度上帮我化解或缓冲了自己当时面临的风险。此事，如果换一个村，哪怕同村换一个人，我很可能还是会引火烧身，惹的麻烦未必小；即使不是“束手无策”甚至“束手就擒”，或“坐以待毙”，也是相当的被动。也就是说，艾滋村乃风险之地，且风险还相当大。这是不可以根据“恒心、恒产”的常态社会来理解的。

记得有一次，自己住村调查的有一天，朋友说有车到村口接我回县城办事，可等我走到村口一看，竟然有一部警车就停在那，差点没把我给吓着。硬头皮走近一看，车里正坐着的我的朋友。他说：“正好我哥们有空，顺路过来接你了。”我后来意识到，事情也许并非那么“凑巧”，朋友故意找部警车开到村口来接我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同学一再叮嘱要确保我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停在村口的那部警车，实际上在向村里传递一种对我人身安全有益的信息。

至此，从冬子闯荡上海的求助到至“家庭种养项目”硬上马，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艾滋村民的“应急”思维方式跟常态思维方式比起来，是两点显然的不同：

“碰”式思维→“碰”到哪儿“是”到哪儿

就事论事，我绝对没说杜聪必定会帮助冬子养猪，绝对没说红树林的家庭种养项目一定会在上蔡甚至在王营立项。我只是把这两种可能性告诉了冬子，难道这也不对吗？在那个被死亡笼罩的村庄里，分享一些有生机与活力的信息，难道这也有错吗？而且，我说得一板一眼，有分寸，有余地。我不可能夸张，也没必要打保票，措辞用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但是，冬子与我两人之间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巨大反差，还是让我如实传递的信息对冬子产生了的“意外误导”作用，这是我当时无论如何都始料未及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告诉冬子的是客观信息，而冬子却在“听话听音”。我想冬子应该像当时中国社会那样“维稳”唯上，采取“保守疗法”，“稳中求进”，可这是冬子当时所不理会，恰恰要过滤掉的东西。

就人论人，第三张明信片中看上去似乎是冬子认为别人“应该给”的某些举动，其实未必尽然。其潜意识或许是：只你能给的，就说明你还有能力给。他自己已经走到这一地步，如果有人还有能力给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要呢？问题是，那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能力给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碰”。这就是其思维逻辑的关口所在。“碰”到哪儿是哪儿，直到“碰”不动为止。这就是其思维逻辑的关键之所在。我今天还有力气这么“碰”，今天不“碰”，谁知明天还有没有机会“碰”呢？话说回来，其“碰”的成本不仅太高，反而几乎为零。那些明信片都是我留给他的，他后来一再跑来上海，虽然明知我不高兴，但“你不高兴”算得了什么？我那么大老远跑到你跟前，你不可能不管我吃住，不管我车费。只要你还能“管”，对我来说这种“不高兴”不算数，直到你管不下去为止。

当“碰”具体体现在冬子身上时，那就是闯荡上海的沪上行他已经“率先碰”出来了，而且“大获成功”。所以，再“碰”一次又何妨？冬子信心满满，头脑发热。对一个从16岁起便在外面闯荡江湖卖血谋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来说，当得知杜聪或红树林有可能支持家庭种养项目时，他不至于听不出来别人只是有可能帮助他，并非板上钉钉之事，但他仍然决意要再“碰”一次。他等不起，拖不起，一旦自己一“躺下”，那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况且，只要杜聪或红树林二者能走通一个，不就行了。这似乎是可行的。因此，他还特地加入了红树林。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胜算在握，即便完全“失算”了，说不定也能找到人来帮他收拾残局嘛。于是，他决定要冒的眼前这个险，其风险看起来似乎可控的。反正事到如今，死马也要当活马来医，走一步是一步，别无选择。他的“碰”（运气），其实是在“搏”（命）。既然第一次已经“碰”出来了，为什么不“乘东风”再“碰”第二次呢？既然第一次“碰”的效果那么好，为什么不干脆“碰”到“大好特好，不是小好”呢？他要“碰”得一步到位，一口吃成胖子。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这一特征从冬子身上可以推开，他不再是个例时，这种表面上“碰运气”的碰，其实对当地人而言，也就推广到了“各行各业”，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么“碰”出来的，都可以、也需要这么“碰”才行。只有能碰出来的东西，才算数。否则，“一概不算”。“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芸芸众生，个体“碰”式思维的盲动性和风险性相当大。对社会机制，群体“碰”式思维则让所有的制度都处于全面被冲击的风险之中，这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及。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提到，河南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的上升通道只有“华山一条路”，只能往官场上挤，也就是说，官本路线是中原知识精英的不二上升通路。而在中原底层劳作的农民，并不具备精英阶层的这一竞争优势，因而该社会稍为公允的上升空间其实几乎为零，机会极其贫乏，对底层已经完全封闭。除了卖血，农民还有什么出路？靠卖血搏出位的农民，不搏根本没出路，可搏了又把命搭上，还是什么出路。上个世纪的中国，下半叶哪里的卖血推动得越红火，就跟上半叶哪里的农民起义发动得越红火，所折射出的社会危机，并无二致。

所以，这种“碰”式思维，并非艾滋村民所独有，而是一种中国乡村底层农民的共同特征。潘绥铭在其论述红灯区的书中，提到有的村姑只凭不知何人说的一句话，诸如“那里生意好”，就孑然一身独自上路，“投奔”这辈子第一次才听说过的某个遥远之城而去，风尘仆仆。其思维逻辑仍然是“碰”，“碰”得上是运气，“碰”不上就拉倒。当今中国缺乏上升通道的底层群体，只能用这种高风险的方式来搏出位。“人生能有几回搏？”有人为之引亢高歌，有人为之裹腹奔波。

“扯”式思维→扯来扯去把你“扯”进去

在艾滋村，凡是我提到了所有杜聪的事情，最后都几乎无一例外在“自找麻烦”，变成了自己的事情。按当地对年龄的习惯说法，冬子当时已经卅岁了，他有自己的经营及运筹能力，和足够的识别信息的经历，从他对“送锦旗”的判断思维来看，他对事情有自己的思辨性。原本是我纯粹告诉他的有关杜聪的信息，跟我本人没有一点关系，唯独跟我有关系的是我陪杜聪在当地助学，而他又联系不上杜聪，无法跟杜聪随时当面沟通。既然如此，如果他只停留在跟我口头上的客气咨询，那自己不也就成了一位迂腐的“秀才”了吗？所以，他只能把我给扯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杜聪也扯进来，而要把我扯上，不弄出点“生米煮成孰饭”的事情，那他永远就扯不上杜聪了。这样之“扯”，在这里讲到的冬子身上如此，在后面讲到的亚洲和大吴的身上也如此，无一例外。

艾滋村是一个以上海校园里的书生思维，还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人家就已经给你把事情弄出来了，的地方。亚洲说，“你跟我讲到杜聪，我又找不到他啰，那我不找你找谁啊？”大吴就更绝，我根本就没他讲杜聪，而只是跟阿旺（后述）处理杜聪助学的“后遗症”时，他在场，他仍然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把我给“扯”上了。这就呈现了当地村民的一个典型思维，从他人那里往你身上“扯”的现象。

无论“碰”或“扯”，都是底层社会的生存逻辑。“碰”得快，走提快；“扯”得快，去得也快。大凡轻而易举的东西，常常留不下来。

“代笔信”式的求助“表态”

如果说上面那张明信片只是“代文信”开了个头，那么，下面这封信则开了冬子“代笔信”之之先河。这封2003年10月27日从上蔡发出的挂号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尊敬的、亲爱的高老师：

    （祝）您的身体好、精神好、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今日去信不为别事，我是26号到家，一路顺风，平安无事，请高老师放心，不要挂念。

    我这次到上海是我在你不备之间去的，事先未与你打招呼。所以，我回想到了，完全是我年轻无知，实在对不起高老师，请高老师多加包含（涵），多加原谅，也不要生气。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能这样作（做）了，一定改政（正）。我知识浅薄，不懂道理，请高老师对我多加教育，多多指导，让我更加懂事，在高老师的指导关怀下，更进一步的成长和进步。

    这次去信把车票装在信封里寄去，请注意接收。别（的）不多谈，下次再述（叙）。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南王营村8组 冬子）

该信末，并无冬子本人的签名，故以上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一句，原本是信封上的“发信人”地址，并非原信落款，以示区别。

该信“被写”的背景是，冬子“陪”亚洲来沪，回村后显然受到了村里人非议，挨不挨骂我不知道，但肯定挨人家说了，至少说到了他家里人的脸上。诸们从以上对冬子的“探析”不难看出，冬子对这种“闲话”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会为此特地写一封信，但老父亲可能就受不了这种“闲话”，不得不出面表态，以平民意。之所以推断此信是老父代笔，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落款：该信末无冬子本人签名，这与冬子给我写的其他信，夫论是亲笔的还是代笔的，都有自己签名的习惯不一样；二是错别字：冬子亲笔信中错别字的“难度系数”很底，都是些“低级错误”，而本信的错别字稍有难度，属于需要“稍加辨析”的水平，与冬子的“低级错误”不是同一个水平级的名字，而其父当过村支书，文化水平应在红星之上；三是措辞：信中出现的“成长”二字，乃长辈用语，冬子而立之年的同辈人之间，哪怕是代笔也不太容易想到这种跟自己身份显然不相称的词汇，而在长辈眼里，小辈永远都长不大，故永远需要“成长”，因而跃然纸上。

这就是冬子的代笔信的“表态”功能，无论是别人想让他表的态，还是他自己想表的态，只要不是自己亲手动笔的信件，其亲笔信相比，其心理过程总有所不同。总归有些话只有自己才能写出来，总归有些事只能这么说给外人听。这种表态，既是写给我（收信人）看的，也是写给村里人（旁观者）看的；既是写给左邻右舍的亲友们看的，也是写给同龄玩伴的“伙计们”看的。当然，每封代笔信的表述侧重不尽相同，如本信显然是写给村里人看的，以应对村里人对此有点看不惯的舆论压力，故其“公开表态”性质尤为浓烈，而下一封封信，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自言自语”，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对外宣传”，故其“吩咐照办”的口气一如既往。

该信是对由我转去的吕亦晨博士（哈佛大学教授）的1000元汇款后的“遒嘱”回复，但让我十分意外的是，通篇竟然找不到一个“谢”字与哪怕一点客套，似乎伴随着上一封来信时“情绪”丝毫并未消退。信是2003年12月24日从上蔡发出的平信，全文如下：

高燕宁老师：您好！

    您寄回的款我已收到几天，因为时间忙，没有时间回信，请原谅！

    您寄回的款我会珍惜花，一定会用到治病身上，不会乱花。等到我的病治好后，我会感谢您。您寄回的面子药我吃后有反应，身体受不了，我想请您尽量寄点进口药，便于尽快好转。

    谢谢！

 冬子2003年12月22号

人家给他一千元，款是12月13日从上海汇出的，他竟忙得“没有时间回”，即使回了也不谢人家一声，却吩咐我帮他弄“进口药”。该想到的没想到，“进口药”却想到了。但不是每个村民都这样吩咐我弄这弄那的。秋妮爷爷、她二叔、四叔都不这样，同样是我访谈或家访过的村民，大王、壮士也都不这样，这种在死亡威胁面前的自强自立，至今让我心怀敬重。冬子的家境比他们要好得多。他自己有四个轮子拖拉机，最困难时也有大型三轮车，他父亲有碾米机，他是家中的单传“独苗”。或因此，他的“要求”也更高。

他生活在一个被死亡阴影完全笼罩的村庄里，他自己当时已经开始发病，只要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他有过肺部感染（PCP），从2001年开始“喘”，感觉累得慌。因为得的是“瘟病”，他感觉“热”，跑车也“跑不动”了。我见到他时，他还能开拖拉机去拉砖，挣钱养家，但累得慌。我当时曾经想跟他去拉一次砖，但终未如愿。实在无计可施时，他曾经卖掉了拖拉机，那可能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了。他虽然不是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却是一个过了今天可能就没了明天的人。当时的情况就这样。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而一个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的的普通卖血者，如果人们按照肯定知道自己能活到明天的人的标准来要求，那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一点呢？他所有的“折腾”，与其说为他自己，不如说为他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村民的来信是“直白”的话，那么我对来信的解读不过是“旁白”。“旁白”不等于“直白”。但如要我只把来信原封不动地“陈列”在此，一句话也说不上，那本文将变得十分枯燥，故此我会对原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读，尽力去逼近当时当地的某些场景。对那些长年生活在村里的乡民来说，这样的信只要扫上一眼，根本就不用细看，立马就明白其“言下之意”；对那些经常到村里转的外人来说，只要多看几眼，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所以，这里的“旁白”，并不是为村里人写的，也不是为县里人写的，一般情况下还不是为那些经常进村的人写的，而是为那些从未进过艾滋村的人写的，以提供一个由外至内的可能视角，拉近外人与村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