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田庄雨娃

雨娃（化名），田庄人氏。田庄在国庄正南，云庄在国庄西南，这些地方全是艾滋病重疫区。驱车穿过分割了文楼与国庄的那条马路，往西一拐即是田庄，穿过田庄后便到云庄。所以2002 年7 月17 日那天，是先见到了福娃，再见到雨娃，最后才见到的虎娃。

 

2002 年炎炎夏日，当我们敲开了这户人家的大门时，脚刚一踏进院子里，眼前的景像立即让所有在场者大吃一惊：一位骨瘦如柴“大头娃娃”，一丝不挂，正躺在门旁入口处，一双大大的眼睛，正有气无力地盯着冒然到访的陌生人。

这不是摄于非洲，而是摄于我们自己的中原腹地，摄于公元2002 年7 月17 。 （注：本照片右上方已现相机漏光的不小痕迹）

雨娃光身躺着的位置，正是这个家里最佳的凉爽透风位置，门前好像还有些树荫，所以尽管门外很热，屋里的电扇并不用开启，便能够通过里外空气的对流来实现屋内通气纳凉。

“这孩子，我在防疫站见过的！” 一看到这大头小男孩，和这一家子，我马上想起。

我马上想大约一周多前，我正在县防疫站做领导访谈，忽然听到门外有敲门声，循声望去，门推开了，进来一位母亲，带着姐弟俩推门进来，一字排开。

妈妈指着小男孩说：“弟弟调皮捣蛋，惹事生非，用针来扎姐姐，把姐姐给扎伤了我担心姐姐会不会感染上那个病，想让她做一下化验，但她爸爸已经不在了，家里实在没钱，所以我来申请一下减免化验费“。

姐弟俩都不作声，任由妈妈说事。听来者这么一说，我便知道，小男孩他爸爸死于艾滋病，他自己也是艾滋病。其实他的骨架还是蛮大的，但由于他实在是太瘦了，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所以尽管他当时穿着白衬衫和长裤，但大大的头颅反而格外醒目，而那件白衬衫仿佛就披在一个骷髅架上似的，让人过目难忘。

站长一听妈妈这么说，三句话不良本行，就问：“你检测过了吗”

 “我不敢检测。”妈妈说：“不检测，我还有一股精神撑着一检测，我就倒下了，家里的天也就塌下来了。”

站长听罢，开了减免单，让姐姐到楼​​下抽血化验去了。

虽然我对他妈妈和姐姐当时也有些印象，但那只是略微眼熟的那种，换个场景根本就不敢认了。要不是当时对小男孩的印象是实在深刻，我在家访进门的那一瞬间，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将这一家子一眼给认出来的。

估计雨娃也未必就认得我。他那天没说一句话，只是出于对陌生到访者的好奇，看了大家几眼，然后就转过头去，转过身去，用后脑勺和后脊梁，背对大家，不再理人。由于他实在是太瘦了，瘦得皮包骨头，所以，他那天的后脊梁骨和后尾椎骨，再次牵扯着众人的神经。

那天，雨娃平躺的照片我只照了一张，还来不及拍第二张，他便转过身去，于是他背对我们的照片，我拍下了好几张。但由于相机漏光，后面几张照片根本就用不了。即使是上图，第一次冲晒时因场景模糊，相馆的人也没帮晒出来，是我后来特地指定要晒后，才勉强晒出来的。

这是我六年艾滋村之行，拍下上百卷135 胶卷中，唯一的一次相机漏光信佛。的人说，那是佛光，照亮了雨娃即将通往的天堂之路。

2. 杜聪悯感

杜聪在两篇文章中，都谈到过雨娃第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记得有一次，当我刚步入一个家庭的家门时，一个母亲扑面而来，哭着嚷着，苦苦哀求我们救救她那个患了艾滋病，病得只剩下一副骨头，年约八岁的儿子。这个艾滋孤儿，他自己也在痛苦的与艾滋病搏斗。看着他大大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跟我说，情况实叫人惨不忍睹。

我转过头来，对那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些什么”，然后指着她身边的女儿继续说：“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杜聪说，雨娃在盯着他看。也许吧，因为当时在场的五个人中，就他的穿着最不像内地人，所以小男孩是有可能多看了他一眼，但也不过如此。在我看来，当时在场的五个人中，小男孩分明是在看着大家，可杜聪却感觉到他在看着自己。这不怪杜聪。如果我是位慈善家，如果潜在受助对象一旦“多看了我一眼”我可能也会像杜聪那样“心里发毛”的。

...... 刚刚步入一户人家的院子，便吓然见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躺在屋子的地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睁得很大的盯着我，这样瘦的孩子，以前只在关于非洲的图片中看过，没想到竟会出现在离开繁华京城仅数小时车程的地方。

孩子的母亲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孩子的姐姐。我想了一会，便对她母亲说......过了几天，那个儿子便离开人世，跟在天国的父亲团聚了。他的姐姐不久便加入了智行基金会的爱滋孤儿救助项目，跟其它400名孩子一样，在学校读书......

杜聪上文说的“不久”，指的是2003 年春，因为见雨娃时是2002 年夏，而当时只在国庄有助学，直至第二学期时助学才到了雨娃姐姐所在的田庄，而这时不巧她又转学到了娘家的小学，记得当时是把学费从国庄小学转过去的。

下图说的是面上走访时，杜聪在“娘家小学”遇到雨娃姐姐的情形。当时智行助学尚未到达这所小学。后面“写照”中讲到一幢教学楼前后两面的巨大反差，说的就是这所小学。

姐姐后来转学了。（摄于2003 年春）

3. 雨娃到底是怎么染艾的？

前面说到，7 月上旬妈妈带着姐姐上防疫站，原本是为姐姐做化验去的，雨娃陪同前往不过是为了做“旁证”，而且在楼上申请费用减免时，妈妈仍然不愿化验。

我是她，我也不去化验。反正都是死一回，为什么死前还要被这张可怕的化验单再“吓个半死”，一共得死“一回半”呢？从个人心理来看，可以这么说。

从医学伦理来看，如果某病“不可救药”，无药可治，无处可防，及早筛查出来除了让死者多增加死亡前的痛苦之外，别无二致，故这是不太人道的，也不合人性的本意在当时当地的艾滋村，查了也没有救命药，查了也得不到像样的救助;对这位丈夫已经过世，自己也不准备再要小孩的农村妇女来说，查了对自己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提早拿到了那张“死缓通知书”，这又何苦呢？至于预防，既然怀疑自己感染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了，所以查与不查，对她的“防艾”来说，一点区别都没有。

不料，妈妈拿了那张“减免证明”到了楼下化验室，原本只想为女儿化验一下的母亲，竟经不住疾控人员的一番“花言巧语”，自己也“不明不白”地忘了原先不查的理由，就跟女儿一道抽了血，一道做了化测，而结果更让众人大跌眼镜：母女俩均阴性！

那天访谈完后，楼下的化验结果并非“立杆见影”，即使立马出来我也不会再追问，因为我当时在上蔡所做的调研已经全部结束，我便“打道回府”，后来再陪杜聪回县的第一天，便见意外见到了这一家仨，故当时我根本并不知道母亲的化验结果，只有“男孩病重，父亲病故，母亲未检，姐姐挨扎”的印象，但心里估计母亲应该是HIV 感染者，雨娃是经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因当天是面上走访，人家较多，来去匆匆，并未细问。

普天之大，无奇不有。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想当然，是先入为主，是刻板印象！可能是后来在防疫站门口再遇到雨娃母亲时，她走后众人说起其检测结果，我也跟着大家感叹她运气好，可事后一想，问题就来了：既然母亲是HIV 阴性，那雨娃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雨娃母亲在防疫站门口巧遇杜聪。杜聪右侧为陈科长，背对我们者即为胡师傅。

晚了，当时没细问，我也不可能想到如今写这篇文章时，写到这里会“卡壳”，否则再怎么样我当时都会去补问一下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对雨娃的感染途径做一下辨析了。

既然不是母婴传播，雨娃也不可能吸毒（吸毒在当地不是问题），也不可能是性传播（他还没到可以谈性的份上），那雨娃可能的感染途径只剩下以下三个了：

1 ）输血感染 ;他母亲没有说：“雨娃有输血史”，虽然外人传说：“娃雨输血的英文传播，事实并不支持”。

2 ）生活接触，这种情况可能性极大，他父亲患有艾滋病，他们生活有密切接触，一但父子身体有损伤时，在损伤有接触时，就会发生感染，这是符合艾滋病感染的科学道理。

3）父婴传播。从科学理论上必需通过母身，雨娃母亲没有艾滋病，父婴传播不可能发生。

 

再说父婴传播，不是说理论上不可能，而是说人类迄今未发现父婴传播的实例，可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的不予考虑，就简单类推到这个小男孩身上，将此途径排除，也是有科学道理的便本文最终还是将其排除在外了，理由是桂希恩。教授做的一项艾滋村传播途径研究中，未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1992年年艾滋病传入某村，作者实地调查证明，该村1992年年前出生的儿童，无一人因母婴传播而感染艾滋病。

上面说的“某村”指文楼，雨娃在田庄，虽然与文楼近在咫尺，但毕竟不是文楼，而虽然不是文楼，在此按文楼的情况来看待，也是合理的，因为从我们当时到各个村的面上走访情况来看，桂希恩教授的这一发现千真万确。如2002年我在田庄所看到的小孩，只要是8-9岁以上的，没有母婴传播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甚至7岁的感染者好像都没见过，而患儿都是5-6岁及以下的。雨娃年龄远在5-6岁之上，杜聪说8岁，在我看来至少有十岁出头了。我见到秋妮时她正好十岁，雨娃看起来不会小于秋妮，而他姐姐看顾起来比秋妮要大一两岁左右。故从口儿年龄上考虑，加以排除。

了排除父婴传播，输血感染后，下只剩生活接触不慎感染这种可能了。

我一直认为，卖血者与输血者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或社会阶层，虽然后来卖血硬汉者与输血感染者会互相支持，遥相呼应，但我以为，他们在一般情况是属于两类不同的社会人群。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掩饰自己当时对这一感染途径的考虑不及。我目前的看法是，如果输血感染不是经过访谈得以确立的话，那生活接触传播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进村时，有一次就在这同一个地方，也是那个门口，遇上一位来看病的农村妇女，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雨娃的母亲，当地人告之，“她是一位艾滋病人。“看她家境贫寒，自己便给了她50 元钱。现在回想，该村妇应该不是雨娃的母亲，因后者并非艾滋病人。

他没告诉我为什么，我自然不同意，于是他就用只自己的图像资料，可能是这么回事。

 

高燕宁一稿于2013 年12 月12 日，增订于2016年年7 月11 日